在伊萨克·福修斯看来……中国编年史是世界历史的可靠的中心线。——埃里克教授^[1]

中国人代表了几千年的世界历史的年岁。另一方面，我们也被告知，迦勒底的天文学记录，把其文明溯源至极为远古，在473 000年以上……这个记录太离谱，缺少证据，因而我们毫不犹豫地拒绝它。——英国《佩泰斯百科全书》（1816年）^[2]

19—20世纪初的中国，列强交侵而无力抵抗，危在旦夕而文人绝望。当此之际，受进化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影响的中国“新朝派、新文化”，邯郸学步于西方中心论，以它为标准，全盘西化；削足适履于中国古代史，弃之如敝屣，数典忘祖。诗云：“清空国故华适胡，脱胎换骨士嗅毒”——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偏激做法，以及疑古派、古史辨的不良影响，正如《剑桥中国史》所评论：“新文化的领袖们一直是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的行为不做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3]

“辨古须疑西”。英国跨学科研究协会宣称：“今天所教的古代史是一个重灾区，丝毫不能自圆其说，而令人信服。”^[4]

“变夏何用夷”？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中华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是更优越的。如果现代中国为了其民族幸存，被迫（变革、转型）降低到西方的水平；那对她自身、对西方，皆不是一件好事。^[5]

胡适把尼采的一句名言奉为座右铭，即“重新固定一切价值”。我们不妨按照它来辨析西方古史。

史蒂芬·丹佛说：“作为独特文化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图像，是一个19世纪的伪造。”^[6]

卡罗尔·托马斯说：“事实上，是1870—1905年那一代的探索者们积极努力、从而把总的希腊文明的新编年史建立起来了。”^[7]

莫伊拉·弗拉丁格博士揭露：在我看来，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这个“西方传统”就是构建其谱系：尽可能地发掘它所需要的古希腊民主，以作为现代西方政治自信的基石……政治源头的古希腊民主是根据西方的虚构，而跃然纸上的。我强烈地认同这一看法，即：古希腊被伪造作为西方的源头，旨在服务于西方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我并不想讨论是否民主始于希腊或是否西方来自希腊，而是指出，西方使用虚构的政治谱系是它的“生存法则”……^[8]

第一个较系统的“古希腊编年史”是被斯卡利杰编造出来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学者几乎全都知道这是假的，所以两百多年中无人问津）。斯卡利杰是基于乔治·辛斯勒（George Syncellus，公元800年）的抄本，“重建”希腊编年史的，该抄本中也包含了古埃及祭司曼涅托的关于埃及王朝的列表。^[9]然而，辛斯勒和曼涅托及其“古埃及”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安尼乌斯伪造的。^[10]再者，“曼涅托版”的埃及第一王朝是在世界创世之前，^[11]如果按照它，斯卡利杰就会陷于“时间混乱”；所以，全靠他所掌握的中国的天文历法和朝代帝王年表来“统筹安排”。

寻踪觅迹，昭然若揭。在受到华夏影响之前的“西方”，中古及上古，始终是史前状态和原始性质的，哪有“文明”可言？

被“欧洲中心论”充当奥援和根脉的其他几大文明古国（埃及、两河），都是在其塑造希腊文明的高峰的19世纪（资本—帝国主义猖獗期），被发掘出来的。然而，不管这些“古老文明”存在与否或属于哪个“纪世”，都没有可靠证据说明它们与西方的渊源关系；因为在中国文化与科技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千年里，“东学西渐、中学西被”所到之处，都是“文化荒漠”^[12]。犹太—基督教只是部落宗教^[13]——“中世纪的教会和神话造成了巫术与迷信的弥漫现象”。^[14]基督教随着“四大发明”而壮大起来、并且发生分裂（新教）的。

从丝绸之路向西，第一个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而变成“有文字的文明”的，是阿拉伯。^[15]这不仅因为造纸和商贸以及透过“战争与和平”的文化交流，中国西传的众多的科技都以此为中介；而且因为丝路的起点俨然为世界历史的知识总源——阿拉伯先知号召远到中国寻求知识（Seek knowledge，even as far as China）。^[16]在阿拉伯人广泛使用书写文字的12世纪，欧洲几乎全然为方言口语。^[17]

姑且不论上古的希腊、罗马和波斯^[18]是真是假，这里只谈中古。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西方文明与现代世界。“丝绸之路，把文明从亚洲带到欧洲！”（Bridging Civilizations From Asia to Europe：The Silk Road）。^[19]从张骞通西域，到那里兴起文明花了八百年左右，再过八百年左右才轮到了“泰西”——在两个东方文明的双重泽被下，西方有幸拥抱文明。

14—16世纪所发生的所谓的“文艺复兴”，只是作为丝绸之路西端的意大利，表现为欧洲的“向化东方”的前奏（一位神职学者说，中国文化是“万邦向化”的楷模）^[20]；因被东方文明所滋润，意大利的地中海沿岸，诞生了几个小小的“绿洲”（城邦）。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西方这种落后不足为奇：意大利各城邦处于亚洲贸易的终点，到中世纪末，才接受新生活。”^[21](www.daowen.com)

透过被打通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蒙古征服和郑和远航），也透过亚非各民族的能动性、创造性的传递作用，中国知识浇灌了意大利这个欧洲的东方门户。

孟席斯说：发生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极其广泛的文化知识的交流……起源于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在亚洲创造出一个先进的文明；这些知识……注入了欧洲。

传统上把文艺复兴描绘成古代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一次复兴。在我看来，到了该重新评价欧洲中心论史观的时候了。……中国知识资本传入欧洲是点燃文艺复兴之火的导火线。^[22]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桂冠是事后造作的。当时所发生的，只是意大利城邦贩卖、复制和改造东方文化而已；并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真西方、伪历史”孪生萌芽——中国促成了“西方认同”（西方成为一个文化实体，而在此之前则是原始蛮荒），^[23]也促成了“西方历史”（西方虚构一个优异传统，而在此之前则是神话迷信）。

在这几个城邦开始“东方化”^[24]之前，整个意大利也像其余欧洲一样，全是“黑暗与原始”（社会），而无“优雅与精炼”（艺术）。^[25]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同时，欧洲的其他地区都是荒凉的：法国是“文化荒野”；^[26]在18世纪中期以前，大部分德国都是“文化沙漠”。^[27]

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通过一场文化造假运动，以教会神话为线索，虚构出了“古典文明”（希腊、罗马）。不久，欧洲的文化中心就远离了“造假中心”，先后转移到了与中国有着较为直接交流的荷兰和法国；意大利便是“人去楼空”，但它也保住了一分“遗产”，后来则大发横财——意大利成为伪造文物的“世界工厂”，^[28]与西欧的海盗乃“共生互哺、福慧双修”！“文明的暴发户”就此起家。^[29]

美国弗吉利亚大学教授保罗·巴罗尔斯基说：掩饰、撒谎、欺骗、欺诈、愚弄和伪装，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方式……伪造文献，伪造古典碑刻，伪造古代文学和艺术。各种欺诈和造假都发生在教堂、豪门和社交圈里。如此偷天换日、坑蒙拐骗的行径，体现于从但丁到瓦萨里的时代的著述里，它们是现实世界的文艺欺骗的镜子。^[30]

米开朗琪罗是伪造艺术品的高手，^[31]而达·芬奇则是系统地抄袭中国机械与军工图纸；所谓的但丁创作《神曲》，也是假的——它是一位宗教改革者拼凑出来的作品。^[32]

凯琳道夫教授说：“文艺复兴的起源不是没有争论的，经院思想反对它是‘古典复活’这一见解并未简单地消失，尤其是在北欧。……文艺复兴的伪造已达到如此程度，以致‘过去’真正的复活了！假的雕塑和历史看来远没有离开现实生活。”^[33]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三百多年，欧洲的新文化是跟随中国而成长起来的，其文化中心从意大利，经西班牙，而转到荷兰和法国，实际上都是“中国中心”；整个欧洲——包括那些远离文化中心的邦国——的主流倾向，不在希腊和罗马，而在中国。下面这段引文可见一斑：

作为17世纪的欧洲消化中国资讯的一部分，德国寻求“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反映了中国观念已经激活了欧洲的知识死水（the intellectual backwaters）。不像罗马和莱顿，乃至维也纳，它们那儿经常有耶稣会士去中国；在勃兰登堡—柏林，几乎看不到一个掌握第一手关于中国文化和语言的教士。如此孤立又被另一个事实所强化，那就是柏林是新教徒的王室，而赴华传教的都是罗马天主教；这种孤立是欧洲小国的普遍现象，不论它们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唯一使勃兰登堡—柏林这个区域有清新意识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选帝侯（1640—1688年）所做的努力；他通过马勒（Muller）和门泽尔（Mentzel）获得和消化关于中国语言、地理、植物、药学、历史和文学的信息，凡此，皆体现于柏林的中国藏书（大选帝侯和他的继承人的中国图书馆……）。^[34]

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是欧洲引进中国的文官制度的第一人。^[35]一百多年后，黑格尔承认，欧洲各地，包括德意志—日耳曼在内，都是以中国为其建国的范本的。^[36]在这期间，德国的周边还有别的显例，诸如法国、奥地利和瑞士分别在进行中国式的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和商业改革。^[37]所以，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那真是“言必称中国”，^[38]“中国的月儿更亮”！——西方人借用被伪造的4世纪希腊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39]的文字（旅行家的“中国印象”），表达道：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物产丰富……中国人鲜知战争和武器，他们宁愿把时间花在修养和静思上，从而他们生活在彼此及内外都是和谐之中，他们生活在蓝天之下，月亮是光明的，气候温和，柔风而不冷。^[40]

中世纪的欧洲人对“西方古典”一无所知。他们当中的极少数人了解到一些“东方新知”（“翻译西方古典”这件事，也是杜撰的），^[41]结合此前的教会伪造，^[42]而杜撰了“古希腊、古罗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过是基督神本主义的内部、受东方影响的“新潮派”而已。西方真正的“人文主义”，始于由“中国热、儒教化”所推启的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43]在中国技术奠基欧洲科学—工业革命、中国文化奠基欧洲现世—理性的过程中，被杜撰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经院学派同流合污），或是进步阻力，^[44]或是无人问津。^[45]直到启蒙运动发生“质变”（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驱动资本—帝国主义胜利进军之际，“希腊元素”才有机会发酵、膨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