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埃及学”有两个源头：一是珂雪从古代汉字演绎“象形文字”；一是与他相关的共济会，参与拿破仑远征埃及，发现罗塞塔石，再由商博良“破译”铭文。那么，“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否确有其事呢？

古埃及和“两河文明”是怎样被“复活”的？这两个“死文明”并未参与“我们的”历史运动，却在19世纪“姗姗来迟，冉冉升起”！

美国亚述学家利奧·奥本海姆在其所著《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死文明的肖像》一书中写道：自从西欧学者成功地破解两个消失很久的近东文明的文字，已有百余年的光景了。它们分别是埃及建筑和文物上的象形文字，和在今天伊拉克附件被发现的泥块和石头上的楔形文字。

古埃及一直是陌生的和神秘的国度，而引起邻邦的好奇心。在其泯灭的两千年后，尼罗河废墟……的墙壁上的铭文，让专家们激活了埃及文明给予后辈的部分记忆。

西方人曾是通过《旧约》和古希腊作者的意味深长的故事，以及亚洲人的离奇怪异的传说，接触它的。当拿破仑远征埃及和随后的商博良的令人惊叹地破译罗塞塔石碑文，一个崭新的文明景观在《旧约》和古典文献的架构中，破壳而出、死而复活。^[77]

如前所述，与这两个“文明”相关的历史文献都是中世纪后期伪造的，诸如《旧约》、希罗多德《历史》、^[78]古埃及历史年表、赫尔墨斯智慧、^[79]曼涅托及其《埃及史》^[80]和托勒密及其《天文学大成》等。

伪造古埃及王朝编年的始作俑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安尼乌斯和斯卡利杰之流。在其“学术成果”受宠于西方中心论之前，斯卡利杰的“古埃及编年史”被束之高阁两百多年，而且他本人在生前死后也备受抨击。斯卡利杰模仿中国历史年表，采用杜撰出来的曼涅托的史料，设计出埃及和别的“文明”的编年史。科学家牛顿和耶稣会士都曾同样是依据中国历史年表，批评斯卡利杰搞得太离谱了。

例如当代历史学家波拉——芬德伦写道：1606年，斯卡利杰所著的《年代学宝典》问世，他的关于埃及的悠久时间的证据，招致了有识之士的强烈反感。许多专家坚定地拒绝曼涅托和斯卡利杰所处理的埃及王朝系列。斯卡利杰的挚友卡索帮（Isaac Casaubon）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使用愚蠢的人的杜撰，来冒充真实历史。”（指安尼乌斯杜撰曼涅托及其埃及历史。——引者）。耶稣会士已把斯卡利杰视为公敌（public enemy），对他口诛笔伐。佩塔维斯（Petau）是耶稣会士所指定的年代学者，他谴责道，曼涅托（Manetho）及其埃及王朝是伪造和荒谬（forged and absurd），凡此，斯卡利杰却是愚蠢地采纳之。^[81]

斯卡利杰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共济会，^[82]后者自18世纪以来便致力于“统治世界的秘密计划”；共济会的历史学家发扬斯卡利杰的“历史学创世纪”，^[83]变本加厉地“发明”世界古代历史，^[84]积极重建“苏美尔文明”。^[85]共济会声称，该组织渊源于古埃及和巴比伦，而它们也是最古老、最高级的文明。(www.daowen.com)

建筑历史学家柯尔指出：“共济会在恢复埃及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它看来）埃及思想——蕴藏于赫尔墨斯神秘中的智慧和建筑知识源泉——是强有力的。”^[86]

共济会与拿破仑密切交往，他的许多高级军官都是共济会员；该组织参与了18世纪末的拿破仑远征埃及，旨在“探源”西方式的“神秘文化”。这次埃及行动，他们除了“发现”对西方有着重大意义的罗塞塔石之外，还肆意摧毁那里的与非洲文化有关联的遗迹。^[87]

下面是大卫·艾克网站揭露共济会和光明会操纵考古的文章（片断）：

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象形文字，曾参与挖掘和私人考察，五次去现场。越是研究，越是发觉象形文字的破解方法有问题。所谓的“古埃及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不成立的……以往那些破译文字的学者都是按其自身的文化信念和文字结构，牵强附会地强加于那些古代符号的；实际上是那些西方主流的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违心地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创造这个“语言文字”。

我已通读大卫的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毋庸置疑，他揭示了大量的阴谋……其中有趣的一段如下：

众所周知，拿破仑军队远征埃及时发现了罗塞塔石——唯一的多种语言的石碑，稍后被商博良破译了。然而最近，当我读到光明会阴谋时，我的思想受到震动。

罗塞塔石是不是假的呢？我知道拿破仑，乃至商博良，都与共济会有着某种联系。我也知道，这些家伙喜欢操纵历史，使其适合他们的需要。我认为，该石碑实际上是拿破仑时期造的，而不是在埃及被发现的；因此，整个象形文字的破解过程都是基于这块假文物的……

当法国宣布发现罗塞塔石时，外界——特别是英国——的第一反应是说它是假的……他们说，还有同样的两三块石头藏在博物馆里。整个属于主流的埃及学都哑了，埃及人被伪造的假语言、假文物的“有力证明”，也给镇哑了。^[88]（按：罗塞塔石被发现后不久，落入英军之手；从那以后，它就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