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地球表面最古老的王国。（China……the most ancient kingdom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46]——查尔斯·卢卡斯（Charles Lucas，1769—1854年）

中国历史之准确与悠久皆超过其他任何民族。（Chinese history surpasses the histiories of all other peoples in terms of exactness and antiquity.）^[47]——莱布尼茨

在16—18世纪的西方，中华文明最为古老和真实，是世界历史的主流和人类智慧的源泉，都是天经地义的；其他的“古代文明”都是倚靠它存在，而无出其右。

保罗·罗西教授说：维科看得很清楚，埃及和迦勒底的大时代的问题成了不可解的死结。在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古代对《圣经》的权威和普世洪水构成了威胁。接受历史的真实——中国编年史，它蕴含着最古老的智慧……正如耶稣会士卫匡国在其所著《中国上古史》中所称，中国历史可上溯洪水之前六百年。^[48]

早在16—17世纪，当中国历史的信息传到西方之后，便引发了“世界观的革命”——在《圣经》之外存在着空间更大、时间更久的文明，而令基督教相形见绌！于是开始了“历史学的创世纪”：以神职为主的西方学者要求“宗教开放、包容无疆”，经过西方本身的教俗妥协、基督时间观与中国编年史的妥协，终于形成了仍由《圣经》“经纬时空、囊括异教”的全球历史。科学家牛顿虽在历史时间的长短上与斯卡利杰相左，但在“历史学的创世纪”上则如出一辙。从下面引文中的牛顿的例子可见一斑，西方历史学的草创就是“预先设定、再来充实”，并且越是科学，越是脱离真相。而如此“草创”竟成为通行于今的世界历史的基本结构。

对牛顿来说，有效地使用他的方法论，参照一个历史时间线来建立另一个；由此，希腊是他的（世界）编年系统的核心。因为希腊被埃及和腓尼基两者殖民化、文明化……所以，编纂确切的希腊编年史有助于确定埃及的编年史（forging an exact chronology for Greece would help determine the chronology of Egypt.）。牛顿说：“让我们通过比较埃及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和希伯来，来试着改正埃及编年史。”然而，如果不认真考虑据说已经发生的事件，是否吻合于合理的时间段，那是不充分的。牛顿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确定同时发生的神秘，以表明他与斯卡利杰的信念一致……即：《旧约》本身对于建立古代世界的确切编年，是不充分的。像斯卡利杰一样，牛顿所关注的是“俗世编年”（secular chronology）和异教民族的年志，尽管它们是被镶嵌于摩西时间的框架之中。^[49]

那么，姑且不论真假，究竟哪一个是最古老的文明？在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甚嚣尘上之前，欧洲学术界共识于“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

伊萨克·福修斯认为：“比埃及谱系更老的，那就是中国编年史。”（Even older than the Egyptian lists:Chinese chronology。）^[50]

斯宾诺莎说：“中华民族的古老超过其他任何民族。”（Chinese surpass all other nations in antiquity.）^[51]

英国皇家科学院称：哪个最为古老，这是很难证明的。埃及木乃伊和方尖碑上古代象形文字？但是，中国编年史（如果可信）超过被臆想很古老的埃及……中国人发明的书面文字（方块字），似乎是最古老的一种；伏羲氏的著述，据说是最古老的书。^[52]

约翰·杰克逊称：“中国的编年史是最古老、最真实。”（The most ancient and authentic of the Chinese annals.）^[53]他写道：众所周知，中国人和他们的帝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国的纪年也是最古老的，是被最认真和准确的记载下来的，包含着帝王系列的原始资料；每一位统治者都安排贤哲来写他们的前任（前代），那是从文明之初延续下来的、不间断的整体历史，全是公正的、没有偏见的如实记述。^[54](www.daowen.com)

伏尔泰主张，文明的历史发端于中国；“世界历史并非开始于‘圣经编年’，而是开始于中国时间。”^[55]布鲁教授解释其时代背景：布兰威尔（Boullainvilliers，1658—1722年）,17—18世纪之交的法国改革派的重要代言人……以中国冠于其世界史的著作。此后，布雷多（Pretot）、哈斯（Hase）、夏克福德（Shuckford）等人的具有影响力的世界史著作（分别出版于法、德、英等国），都以中国、而不是以亚述或埃及为开头。1754年，伏尔泰……将中国视为人类历史的起源……^[56]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斯迈尔说：16世纪，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和斯卡利杰把各种编年柔和成一个普世性的时间系统……斯卡利杰指出，中国的宇宙观回溯到88万年以上。1658年，耶稣会士神父卫匡国揭示，中国的编年超越基督教的时空，可信的历史事件的记录超过洪水之前的六百年。伟大的苏美尔、迦勒底和埃及文明都是有问题的。论埃及编年的著作都显示埃及文明溯源于洪水时代的左右，甚至在之前。如此复杂的文明是怎样在短期内兴起的？让·博丹被这些问题所困惑。他和别人的答案是，非摩西编年（non-Mosaic chronologies，指埃及、两河等“古代王国的新编年”。——引者）或是伪造的，或是精神嫉妒。^[57]

直到1861年，英国的教会学刊还称中国是最古老、最真实的文明，摘录如下：

对于那些对远古时代感兴趣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喜欢了解洪水之后的最早的民族状况的人来说，如果探索持续进步和发展的民族，那么，没有哪个领域会比中国更令人神往的了。在他们的古代历史记录中，许多是他们的亲身经历的证据……存在着丰富的史料可供调查……中国的最早时代的实录，与“摩西记载”形成令人惊叹的对照。越是彻底的调查，就出现越多的真迹与灵感。（像中国古代的学者所做的那样）把神秘传奇拒于历史之门外，他们不相信文字发明和系统记录之前的传说故事。我们（西方）热衷于歪曲的和幻想的“创世神话”和洪水故事。但在中国……所有的可信的事实与神圣的篇章是和谐的。中国人所具有的最早的文献是《书经》，它后来被公元前549年出生的孔子所修编；该书包含从公元前2356年的尧到公元前721年的平王。虽然尚未证明中国人在尧的时代便掌握了书写文字，但即使没有，那是其后不久的事，也是完全可能的。公元前1150年，文王写《易经》，那是一个使用文字的王朝；毋庸置疑，它是所有语言中的最早的书。……铭文记载，中国最早的帝王之一的禹（他于公元前2200年即位），在其前任舜帝临朝时，主要在黄河流域疏河排涝……如果尧（Yao）和诺亚（Noa）是一个人……那么，《书经》记载的是我们洪水之前的八年。^[58]

伊恩·莫里斯教在其所著《为什么西方主宰至今？》一书中，按照西方中心论的套路，变本加厉地援引被伪造的古埃及和巴比伦等来增援“西方文明”，说它比中华文明更大更久。他在书中承认，西方在18世纪（中国文化“启蒙欧洲”的时代）还在四处寻找自己的“文明源头”，终于在19世纪初决定重塑“古希腊”（即“18世纪……另辟蹊径，重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源头……古希腊”）。莫里斯教授说这样的话，似乎他已预感“古希腊”终将弃守。所以，他竭力巩固“古埃及”，来确保泛西方的“文明谱系”。就像萨义德所指出，当初“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攻下埃及，整个的“西方文明”就自圆其说、理直气壮了。

其实，现代西方人的祖先曾是中亚漠北的游牧部落，在一千多年前进入欧洲，直到近代；在这当中，他们从未经历，也没有接触过文明，基本上保持着原始状态。只不过是因为“天时地利、因缘汇聚”，西方人搭上了中国的“进步列车”，并且转入“快车道”（世界联通、海洋文明）。再因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改变了人与自然的主从关系，而使人能够“顶天立地、巧夺天工”（《书经》），乃至能够“戡天役物、人定胜天”（荀子）；从而使近现代的“文明”与“人为”均变得很容易了，西方人这才有可能、有机会唱主角！（莫里斯教授承认，西方之所以会取代中国的主角，主要是因为在1500—2000年这个“技术时段”，西方的“海洋地缘”比中国优越）。

没有任何的可靠证据说明在“我们这个历史时期”，存在过西边的“古老文明”和西方的“古典文明”，更无证据显示西方人曾与它们有着“源流关系”。然而，莫里斯教授在书中，指责考古学家为此烦恼；他把怀疑“古埃及”的人，说成是患了“埃及嫉妒征”（Egypt envy）。莫里斯教授诚惶诚恐地生怕中国人有此想法，所以他故作沉稳地讽刺道：

1995年，一位中国的学术代表团访问埃及时，被介绍了古代埃及的历史年表，这是“始于公元前3100年的埃及王朝的详细编年记录”；看完后，该团负责人表示对中国历史年表很不满意：它不仅开始时间比埃及晚了一千年，而且也没有埃及历史精确。代表团回国后不久，中国学术机构开搞了一个“人文工程”，花了两百万美元，其结论不得不承认：中国没有埃及那么古老。^[59]

按照中国的历史年表伪造出来的东西，当然是“青胜于蓝”了！古诗云：“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

不过，莫里斯教授别笑得太早，中国人是“知己知彼”：既然要“决一高低”，先得“自知者明”，再是“知人者智”——查明真相的明智之举是等待时机（老子曰：“动善时”；《易经》云：亨行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