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德国历史学家格力高维优斯（Ferdinand Gregorovius，1821—1891年）的说法，“那是一个把传说和传奇变为事实的时代”（That was the time when tale and legands became reality.）。很多中世纪的奇闻异事被夸大成了“古代历史”，例如“古希腊”的辉煌就是这样形成的。^[38]

萨米尔·阿明（埃及经济学家）说：“揭穿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中心的历史，揭穿它的始于伪造的古希腊的假的西方谱系。”^[39]

如前所述，关于西方伪造历史与文化，是在东学西渐、中学西被的大环境下，中古后期的基督教是开风气之先；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借助于中国造纸与印刷技术而使之蔚然成风；到18—19世纪，即在启蒙运动与“中国热”之后，“欧洲中心主义”学者们在这方面则疯狂至极——乘着帝国主义侵略及其宰制世界，指鹿为马，盖棺定论。他们尽力把“西方优越”打造得“天衣无缝、天上人间”，它的确是在现代东方产生了“殖民文化”效应，以致“众喣飘山、聚蚊成雷”！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在这期间伪造“古典”这两件事的共同的知识基础，那就是：意大利作为丝绸之路的欧洲门户，首先受惠于从西元1至14世纪中国科技和文化信息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浇灌西方（李约瑟语）。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由此推断：中国的重大发明为欧洲的“古典复兴”和“人文主义”奠定了基础，所以说，“真正启迪文艺复兴的，应该是北京，至少它和罗马……一样重要。”^[40]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第奇家族和宗教团体以及大群神职学者（人文主义），才把欧洲内外的诸多传说和奇闻，变成“文献”或“文化”，赋予它们以本土的历史生命。这一过程也相辅相成于达·芬奇及其前后的欧洲人抄袭中国成果。不久，中西会聚之中心转到了荷兰和法国，而“古典造假运动”却在被启蒙学者们所请来的“真神”——中国文化（自然神）——的面前，变得黯然失色，故而藏身于暗室；“……18世纪初，对远东越来越高涨的热情已经开始把古希腊重新置于黑暗的一角。”^[41]马丁·布纳尔说道，希腊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是被冷落的，即：

1714年，达茜尔夫人……抨击近代派，如泰拉松，后者批评荷马与希腊人，说他们相对于近代法国和古代埃及，是原始的和野蛮的。……然而，达茜尔夫人企图在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推崇希腊，但没有成功。就像伏尔泰在该世纪中叶所说：“似乎对外来说，希腊已不合潮流，在达茜尔夫妇的年代就是如此。”……18世纪80年代，托马斯·布莱克威尔……说，荷马是原始时代的诗人，希腊是欧洲的孩童。……柏拉图曾讲述，一个年迈的埃及祭司告诉梭伦：“你们希腊人是孩童……你们丝毫不具有像古人那样的信念。”对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学者来说，如此评价完全是诅咒。即使是在18世纪，近代派也会诟病希腊人为幼稚和无价值。……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青睐像中国、埃及和罗马这些长期持续的大国。那时的古典学者，他们大部分是读拉丁文著述，很少或没有读希腊文。^[42](www.daowen.com)

直到18世纪后期“中国热”冷却之后，“西方古典”方能在西方中心论之下借尸还魂、粉墨登场，成为西方人认祖归宗的“神脉”。^[43]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即康德与黑格尔的时代，“欧洲中心论”是威宠炽灼；于是，学者们按照“无比优越的文化源泉”的标准去认祖归宗，从而在文艺复兴的伪造的基础上重塑希腊。即如海拉·哈尔门所说：“在19世纪早期，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希腊奇迹的景观被创造出来。逻各斯战胜神秘精神。希腊文化的理论建设纯粹是按照欧洲理想来铸型。如此欧洲中心论主宰着希腊哲学与文学的研究，登峰造极至20世纪。”^[44]

伊恩·莫里斯指出：家喻户晓的版本是，欧洲人在文化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自从罗马帝国日薄西山，大多数欧洲人首先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寻根溯源至《新约》。但在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问题上……18世纪的知识分子则另辟蹊径，重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源头。他们认为，2500年以前，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以理性、创新和自由为特征的独特文化；可东方传统是无序、保守和等级森严的，无法与西方思想匹敌。由此，许多欧洲人得出结论，他们攻城略地，包举宇内，是因为他们有优越的文化。^[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