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中心论的支柱之一的“埃及学”（Egyptology）是怎么来的？它不是从古埃及及其“学术”本身产生的，而是照搬中国模式而来的。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埃及学之父”的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i Kircher，1602—1680年，德国耶稣会士），在其所掌握的汉学与汉字的基础上，兼取别的耶稣会士的研究成果，^[23]首创“埃及研究”——用汉字附会象形文字，用中国历史启迪埃及想象。他在搭建“古代埃及国王系列”时，参照中国编年史和早期的汉字。^[24]法国学者大卫·马德琳（Madeleine David）说，珂雪的《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是他的“埃及著作”的初版。^[25]

略谈珂雪创建这个“新学科”的历史背景，如下：

如前所述，斯卡利杰凭借远非准确的中国资料，设计出“圣经编年”和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世界编年”不久，大主教乌雪把“斯卡利杰编年”发挥至极，以致使它的谬误暴露于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面前，而沦为众矢之，简直无地自容。在此情况下，捍卫“圣经编年”的神职学者灵机一动、想出妙计。那就是：“乌雪危机”幸有“珂雪拯救”。

珂雪为了拯救“斯卡利杰—乌雪体系（圣经编年）”，暂时撇开这个众矢之的，而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即：珂雪在其“先师”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地利用中国历史资料来伪造埃及历史（包括通过汉字来“破译”埃及的象形文字）——他论证“埃及文明”居先，然后，埃及人到中国“殖民”，因而产生了中华文明。这也就是五四以来的一些中国文化人跟着洋人鼓吹“西来说”的原委。

珂雪按照《圣经》的神话，编造了一个“埃及文明”缘起的神话。博南诺写道：

珂雪相信，埃及文化直接源自亚当，他，作为开天辟地之后的第一个男人，保持了上帝给他的智慧，通过他的儿子塞特传承下去，直到哈诺客；根据传统，他以各种神秘的方式再往下传。哈诺客生了玛士撒拉，后者生了拉麦，这就是诺亚的父亲。他们的家族从洪水中幸存下来，并且把从祖先继承下来的知识传给子孙。其中之一叫含（Cham）曾到达埃及，把神圣的知识授予摩西和祭司，他们便知道了“自然的秘密”。根据《马太福音》，“创世以来所隐秘的事”必须被发明出来，而象形文字则用来给那些“智慧的人”传播真理的。按照珂雪的讲法，掌握这种文字的关键是表达概念，而不仅是字的本身。^[26]

珂雪起初是着迷于中国文化的。1629年他就对他的神学教师说，他想成为去中国的传教士。他的著作《中国图志》在当时的欧洲堪称中国的百科全书，其中包括神话元素如“龙”，他强调这是中国历史中的基督教元素。他在书中提到景教曾传播到中国，还描写了1625年在西安府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认为这块碑说明基督教在一千年前（即约公元600年）就已经传播到中国了。他还写道中国人是含的后代，汉字是“圣书体”传到亚洲后的变异。他援引《圣经》编造了一个诺亚家族世界殖民的新神话。他认为，在大洪水之后，诺亚的儿子含来到波斯，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他认为含就是查拉图斯特拉，他的国土一直延展到印度和蒙古。其邻国中国则是含最后殖民的国家。珂雪还说，第一位中国帝王伏羲从含那里接受了“圣书体”，并将它发展为汉字。按照他的计算，这件事发生在大洪水后300年的时间。他将汉字列在圣书体之下，因为他认为，每个汉字代表一个特殊的意思，而圣书体的符号则代表神秘的复杂的思想。

无独有偶，稍后又有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年）宣称：“中国编年史显示，中国古人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在那儿，在诺亚洪水之后不久，他们受到神的启示。由于迁徙到像中国那样的封闭的地域，他们能够长达两千年保持纯正智慧，而避免迷信，直到佛教传入为止。”^[27]

运用《圣经》的神话谱系，增添了中国式的历史内容，来打造西方的“古老文明”——把它树立为与《圣经》相关的“异教文明”的总代表，以压倒真正的“唯一文明”——中国。一旦古埃及等“文明”被打造成功，其他的泛西方的“异教文明”都能站住脚了，从而巩固西方的强势地位。

正如萨义德所说：埃及的角色就是在舞台上不断成为各种具世界史意义的“行动”的对象。一个起源自现代欧洲的世界新霸权，只要攻下埃及，就很自然地可借此向世界展示力量，合法化他们的侵略行为，写下殖民的历史。一旦攻下埃及，这个非洲国家的命运就和整个欧洲结合在一起。此外，一旦进入埃及，昔日欧洲最远古的祖先不过是荷马、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现在则可追溯到更古老的东方先贤。简言之，东方存在的价值，不在和现代欧洲现实世界接轨，而在与欧洲遥远的过去相连接的价值。这就是我所提到过的，一个纯粹的例子：西方看东方世界的那种“文本式”、“宏观系谱式”（schematic）的态度。^[28]

珂雪的论调就是西方中心论攻下埃及的先声。芬德伦教授写道：

珂雪在《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描述中国的植物、动物、人民、政治制度和建筑，最后一章是写中国文学。在此，珂雪寻求“中央王国”的信仰与实践的起源；但显而易见，他最感兴趣的是，在语言学上，从汉字追溯埃及的“源头”。珂雪并非简单地发表来自他的北京同事（耶稣会士）的“发现中国”，而是组织材料，加上评论，来把其读者导向埃及；这反映了珂雪的想法——把埃及看成是知识与异教的“源头”。亦即，对于珂雪来说，埃及是亚洲的万事万物的摇篮。他要使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与埃及的达成“和谐”……像珂雪所告诉的，中国只是埃及的影子（shadow of Egypt）。^[29](www.daowen.com)

同样都是模仿中国历史，乌雪的“圣经编年”却节节败退，在启蒙运动中被打入冷宫；珂雪的“埃及谱系”则步步高升，在启蒙运动中仅次于中国。但到后启蒙时代（19世纪），竟是阳春白雪、胜利会师——乌雪与珂雪的论调皆融入西方中心论，晋升为主流文化。

无论真假和对错，珂雪是在斯卡利杰设计编年史的基础上的“埃及学”的拓荒者。汤普森教授揭秘，珂雪创造“埃及学”的灵感来自一段弄假成真的传奇经历，即：

文艺复兴的高峰和近代早期的埃及学，两者的事实与荒谬，皆体现于德国耶稣会士珂雪身上……他是从三十年战争的地狱中涌现出来的……有一次，他假装上当受骗，收到别人给他一部伪造的古埃及手稿，他毫不犹豫地假装翻译它；珂雪运用他的智慧和洞察力，深入思考，启迪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持续了多年，得出了广泛而多方面的结论……

他变成了解密埃及象形文字之谬误与缜密的象征，结果它被标签为“高级骗子”。然而，尽管珂雪有诸多欺诈动向和公然错误，但在19世纪以前，他的古埃及语言的水平则是无与匹敌的……珂雪相信，至少他自己相信，他已经解密了象形文字，而且也确实翻译了不少；但实际上，他几乎连一个字都看不懂。^[30]

尽管珂雪所“翻译”的“象形文字”都是伪造的（'translate'fake'hieroglyphics'），^[31]但他的“埃及学”——特别是他的象形文字的“研究”，却融入了共济会的“历史学”之中，^[32]而且也为商博良的工作铺平了道路（商博良在破译古埃及语的过程中使用了珂雪的成果）。^[33]商博良属于法国共济会（以秘密手段主宰世界的组织）。^[34]所以，他所破译的象形文字，乃至全部的埃及象形文字，难说不是伪造的。已有学者指出“罗塞塔石的象形文字的破译是个阴谋”（Rosetta Stone Unlocked Hieroglyphics Conspiracy）。^[35]

关于古代埃及文明是伪造的，我们只要从近期出版的、代表主流西方的《世界历史简明百科》（2007年），便会端倪可察；它的相关介绍，似乎欲盖弥彰，却很容易被揭穿。

请读其中的一段：把埃及的统治者列表和置于各个朝代的历史学家，是约公元前300年的托勒密埃及的曼涅托（Manetho），他与美索不达米亚编年史家波洛修斯（Berossus）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曼涅托的原始文献已佚失，但其部分文字出现在别的作者的书中，他所列的王朝序列依然可用……在编纂曼涅托的埃及王朝年表时，没有采用中国标准（Chinese standard）……尽管中国的编年史通常被认为比其他王国的更真实。^[36]

“没有采用中国标准”这句话岂不“此地无银三百两”？既然是公认的标准，那为什么不采用？事实上，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两三百年中，没有一个有关埃及编年史的“研究”不参照中国标准。上文提到两位古人——曼涅托和波洛修斯，分别是古埃及史和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首创者。他俩及其著述在17—18世纪的欧洲，是千夫所指的假货——这个“古埃及史”和“美索不达米亚历史”（迦勒底—巴比伦历史），是臭名昭著的安尼乌斯伪造的十七部“古代历史”中的两部！

前文已经说到，英国在19世纪中期（1853年）出版的编年史研究刊物还称，新发现的有关古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资料都需要用“中国时间”来定位它们的年代，直到如此“新史”、“中国标准”和“圣经编年”三方，和谐一致、皆大欢喜。然而，到1884年出版的相关刊物，则有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有西方学者坚持中国历史最为悠久，远比埃及古老，但已没有人再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标准”了。

该刊物说：最近发现的有关古埃及和西亚编年史的资料大量涌现，非常混乱。但学者们已没有多少兴趣，把它们去对照几年前还被接受的以伏羲开头的编年史；它派生于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的中国古代。根据这个（中国标准）的编年史，中国第一个帝王的登基是在诺亚洪水之前的303年，在诺亚死后的第47年和在第一个埃及王朝之前的137年。^[37]

尽管在上面的引文中，“埃及第一王朝”晚于中国历史的开端（伏羲）166年，但是，这段话已喻示不久之后发生的“史学变革”，即：西方学者打造的西边的“古老文明”，已可以自立山头、自成体系了，进而更上一层楼——在时间上、空间上皆反超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