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埃及的朝代帝王的列表，是斯卡利杰根据安尼乌斯伪造的古埃及曼涅托的著述，参照中国历史及其时间序列炮制出来的。

埃里克教授说：“拉·裴瑞尔斯（La Peyrere）和他的追随者引用极为精确的‘中央王国’的编年史，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相信，迦勒底和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1]此需解释，维护《圣经》权威的神父否认“异教文明”有更悠久的历史，而伪造古埃及和迦勒底（巴比伦）的裴瑞尔斯及其追随者，则只好使用真实的中国资料予以反驳神父。

埃里克教授又说：斯卡利杰收集和评估古埃及学者曼涅托和迦勒底祭司波洛修斯的残片。他发挥其圣经学和语言学的天赋验证它们。杰出的多明我修士，安尼乌斯（Annius，1432—1502）伪造了古代世界的历史，其著作发表于1498年，销量超过希罗多德和狄奥多。安尼乌斯的伪史包括假的波洛修斯和曼涅托的著述。虽然斯卡利杰先是轻蔑地拒绝安尼乌斯的伪造，并且说谁要是认为两者（曼涅托和波洛修斯）是最好的编年史家，那他就是愚蠢的。但是，斯卡利杰自己最后还是证明这类新出现的文献，不是被伪造的。他设法修编它们，把“历史残片”融为一体。如此“成就”令其同仁兴奋不已，却招致那个时代几乎整个欧洲学者们的批评。^[2]

格兰特·伯克利等教授批评道：“每一位相关的学者都千篇一律地使用那包含着三十二个法老王朝的埃及编年。据说，这个‘历史’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它是基于公元前230年左右的曼涅托（Manetho）所编纂的‘历史’，后者却哪里存在呢？”^[3]

斯卡利杰的门徒佩塔维斯，批评斯卡利杰所设计的埃及朝代及其所基于的曼涅托（编年史），都是伪造和荒谬的。^[4]

福修斯讽刺：迦勒底人与埃及人是在沙滩上被制作成为伟大的古代。（the Chaldeans and Egyptians made to great antiquity rested on sand.）^[5]

斯卡利杰用中国历史为其“模板”，而制成了“古埃及编年史”，他却谎称找到了古埃及人曼涅托（Manetho）的残片，从而能够再现这个“古老文明”。结果，他弄巧成拙，自相矛盾，以致备受责难。

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乔丹写道：

斯卡利杰陷入难题它复原公元前2世纪埃及的希腊学者曼涅托的“拜占庭残片”，计算出从最早国王开始的、共30个埃及朝代的长度；斯卡利杰定位第一王朝是公元前5285年，但是非常沮丧，因为比“创世纪”的公元前3949年多出1300多年。（其后）许多学者设想有不少王朝是同时并存的（从而减掉2000多年），于是，就使曼涅托朝代年表与圣经编年相妥协。随着《圣经》的威信扫地，世俗学者越来越依靠曼涅托编年史，反而让圣经编年削足适履……但“曼涅托编年史”也是错误百出，它制造了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00年的环地中海的“黑暗时代”……^[6](www.daowen.com)

虽然西方历史的缔造者（斯卡利杰等）把中国历史作为“蓝本”，但他们只是把它当作工具——作为伪造西方版的世界历史的时间参照；这从他们对待中国编年与“圣经编年”及“古代埃及”的关系上可见一斑。迈克尔·罗素说：“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出埃及的各个王朝……最终认为考虑中国的，也就是她的最精确的编年史。（what lastly，isto be thought concerning the Chinese，whose most accurate chronology）”^[7]

18世纪的神职学者约翰·杰克逊在其所著《古代编年史》一书中写道，早期编年史家计算古埃及国王的统治时间是按“中国编年的方法”（all that Year was reckoned to his Reign，which was the Method of the Chinese Annals.）^[8]他又说：显而易见，如前所述的所有的最古老的编年史，唯有中国的……被一致认同，尽管它与摩西的希伯来文本版《圣经》大相径庭。这个差别不被我们伟大的编年史家所考虑，他们是斯卡利杰、佩塔维斯……他们认为摩西—希伯来编年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拒绝考虑。迦勒底、亚述和埃及等编年史都是虚拟的、寓言式的。……他们只是以希伯来编年史为标准，来削减其他编年的时间。^[9]

荷兰历史学家索赛（Chantepie de la Saussaye，1848—1920）于19世纪末写道：“埃及学，似乎给永恒黑暗的古代埃及撒了一些光辉；但它是八十年前才问世的，开始仅是极少数人的特权领地，他们的‘研究成果’却被普及开来……其内容错误百出。”^[10]

极为讽刺的是，这里说的“埃及学”——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重要支柱——缘起于“汉学”。（后文详述）

莫洛佐夫（N.A.Morozov）指出：“斯卡利杰式的古代埃及历史教科书……是根据13—17世纪的埃及和14—17世纪的泛蒙古帝国（包括奥斯曼等）的记事编纂出来的。”再者，“《圣经》中的‘埃及’和现代埃及这片土地毫无关系。”^[11]

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教授特罗伊·艾伦指出：“埃及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伪科学和心理萎靡的气候下，（Egyptology emerged as a discipline in this climate of pseudo-science and psychological malaise）带来了很多问题，从而几乎不可能使欧洲学者了解古代埃及……”^[12]

托夫勒迈博士严厉批评现在通行的“埃及标准编年史”。他说：比契克（R.Beechick）发现《乌雪圣经年表》的不可信，它把历史延伸到公元前10000年。比契克注意到曼涅托的埃及王朝系列是被吹捧起来的，而不是基于原始文献。公元前的“黑暗时代”也是夸张的。詹姆斯（Peter James，英国历史学家）在其论早期历史的学术著作中，同样断言埃及王朝系列与“黑暗时代”都是夸张……不存在原始的“埃及编年史”……标准的埃及编年史是在20世纪初被发展起来的，它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没有同时并存的两个埃及王朝。（这明显是不真实的）关于埃及王朝系列的计算和推演是基于所谓的天狼星周期（这是个没有实证材料所支持的假设）对照这个……被发明的、基于错误推测和假设历法，因而是很有问题的埃及编年史……一些“创造论”考古学家［例如中东历史学家维利科夫斯基，（Velikovsky）］断言，标准的埃及编年史是错误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