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基督教的早期和中世纪,充斥着虔诚的欺诈与伪造福音、信件和教令;那么,就像一位牛津学者所说,当他得知希腊文圣约书的“手稿”的时候,文艺复兴的骗子们,感到这东西真的很重要,便从事于模仿“古典”。——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1844—1912年)[58]
美国罗格斯大学语言学教授杰克·林奇在“普林斯顿大学18世纪论坛(2000年)”上作了“伪造古典”的专题报告。他说:免于被造假所欺骗的唯一方法是不相信一切。这是让·哈尔端(Jean Hardouin)的处世哲学。他于1697年揭露,几乎所有的西方古典作品都是中世纪伪造的;只有极少数是来自古典文集的……绝大部分都是13世纪的僧侣在西弗勒斯(Severus Archontius)指导下杜撰的……即使(为伪造辩护的)安东尼·葛拉芙顿也承认,出于教士之手的所有的1100年之前的历史文献,有三分之二是假的。[59]
就以上引文说明三点:Ⅰ.中世纪教会垄断和总揽一切文化,故而它是“纯粹西方”的唯一来源;Ⅱ.安东尼·葛拉芙顿所说三分之二的历史资料是假的,而我们认为,其余部分或许是真的,但几乎全来自东方,它是中古欧洲的唯一“新知”;Ⅲ.按照让·哈尔端的评断,“西方古典”——尤其是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以及绝大部分文学与史学——都是假的。
进一步跟踪让·哈尔端的线索:帕尔默教授叙述了让·哈尔端(1646—1729年)摈弃“希腊和希伯来文献和大宗的古典文学,以及圣奥古斯丁的著作,还有天父对早年基督教的记载、圣托马斯的书和大部分的经院学者的著述……巨量的伪造文本渗透于14世纪(欧洲)……”[60]
让·马比雍(Jean Mabillon,1632—1700年)修士被称为西方古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的创始人,实际上是个伪造大侠;他的名著《古文献学》(1681年)被认为“提出了辨伪的方法”,但极为讽刺的是,该书则是西方伪造文献的里程碑。马比雍在书中嵌入他伪造的古代神学雕刻临摹文件从达格贝尔特一世到路易九世的法国王室带着印章与签字的文件,以及从古罗马到15世纪的文件。[61]
艾尔弗雷德·希亚特说:“中世纪的文献,真的和假的,无例外地都被复活或恢复,被翻译和改善,统统融入了近代阶段。”[62]圣蒂内洛和博迪说:“中世纪学者不仅败坏宗教,而且‘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身也是通过伪造来形成其历史真理的。”[63]
克里斯托弗·罗尔斯顿教授写道: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鲁斯·曼宁·梅茨格(Bruce Manning Metzger)揭露,许多世纪以来存在着大量的被伪造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文献。他宣称,大部分在文艺复兴后期的伪造品似乎都是米开朗琪罗的继承者皮罗·利戈里奥所为。(按:皮罗·利戈里奥,Pirro Ligorio,1510—1583年;画家、建筑师、园艺师、考古学家)。梅茨格教授指出,利戈里奥在其所著《拉丁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一书里附有3645件铭文,他杜撰了其中的2995件。利戈里奥(像米开朗琪罗“发现”拉奥孔一样)假装从花园发现石刻铭文、从私人图书馆发现手稿……一些伪造品是专门为其资助人红衣主教卡普里(the cardinal of Carpi)而制作的。
问题是这些杜撰已经散布于全世界的相关学者的著述中,而其“原版”则很难被发现。梅茨格教授还说,在19世纪一名叫康斯坦丁·西门尼底(Constantine Simonides)的希腊人设计古代希腊文献的手稿,包括史前韵律的《荷马史诗》和《马太福音》的希腊文本……由于博物馆和收藏者愿出高价购买它们,康斯坦丁·西门尼底为其“发现手稿”而获得很高的报酬。20世纪最诡秘的伪造之一是古典学家保尔·科尔曼-诺顿(Paul r.Coleman-Norton)……声称发现古希腊文献。[64]
哪里有真的“古希腊文献”?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拉丁文专家哈维尔·马丁内斯主编有《伪造和假的古典文学》。现将该书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自从一开始,西方古典文学已是问题缠身,手稿和复制的真实性都很可疑,乃至伪造和杜撰。”[65]
“费罗努斯(Amoldus Ferronus)把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部分文字,从希腊原版翻译成拉丁文。他似是而非地创造希腊文原版著作。”[66](引者按:哈佛大学古典图书馆1936年出版《普鲁塔克道德论集》时考虑到这是后人伪造之作,所以介绍称:“大多数人会认为,古代事件的故事是发明和神秘的,包含着难以置信的成分。[67]”)
“尼罗斯(Nilus of Ancyra拜占庭主教),这位不确定的历史和文学人物已经被大量欺诈性地伪造成古典著作”[68](www.daowen.com)
“《奥古斯都史》(The Historia Augusta)是一部造假的杰作。”[69]
“安东尼奥·格瓦拉(Fray Antonio guevara)出版《马可·奥勒留》(Marco Aurelio,中文《沉思录》)。他声称亲自从佛罗伦萨图书馆里发现原版,并且翻译出来。这本‘黄金宝书’畅销于16世纪的欧洲,但实际上是他根据自己的想象伪造的,几乎全无原始文献支持。”[70]
“许多基督教原著,包括神谕问答都是……填补和杜撰的。”[71]
“《毕达哥拉斯文集》应该受到质疑……他可疑的信件显示了伪毕达哥拉斯理论的问题所在……毕达哥拉斯教条和他本人作为神秘人物在伪造文字的镜子中暴露真相。”[72]
“有些缺乏真实性的文字被人汇编成为古希腊埃斯库罗斯(悲剧诗人)和狄摩西尼(政治家、演说家)文集。”[73]“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瑞索斯》(Rhesus)的真实性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74]“希罗多德在著述中许多……段落中的文字技巧,相对于当时流行的希腊韵律,这位历史学家模仿的模仿似乎有些愚蠢。”[75]
“从全球和理论透视来看。拉丁文历史传记的真实性值得研究……拉丁文本的作者署名和编写日期都成问题,很难作为文学史的篇章。”[76]
“奥奈西克里图斯(Onomacritus古希腊诗人、神谕学家)是第一个被造假的人物。”[77]“为了宣传意图,在早期基督教父……模仿和伪造阿波罗预言。”[78]
“分析从公元2至4世纪的对异教思想的抄袭,这个过程被编撰技巧和个人注释所融合。”[79]我们都知道,“荷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尽管我们一直在争辩他或她(……也有前卫的学者解释《荷马史诗》是19世纪促成,并且企图科学地证明荷马是个女人)。[80]
普菲力欧斯在3世纪断言赫尔墨斯·特利斯美吉斯忒斯埃及智慧(hermetic trismegistus)是假的。[81]西班牙里韦罗等教授揭露,《罗马皇帝传》(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是被杜撰的。[82]葛拉芙顿等教授揭露,“西塞罗演讲”和“塔西佗历史”皆是伪造的,“阿忒密多鲁纸莎草”亦然。[83]
德国数学家和翻译家尤金·盖保维奇(Eugen Gabowitsch)说:[84]巴尔道夫(Robert Baldauf)是瑞士语言学家。他认为,“古代手稿”都是近期伪造的。巴利道夫发现《旧约》的“历史”和中世纪的“浪漫类型”的作品以及荷马的《伊里亚特》在言语架构上是平行的,因而语言学家断定《圣经》和《伊里亚特》同出于中古—近代之交。巴利道夫还核对一些作者不同、内容相似的“编年史”,认定这些著作都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一些表达罗马语言特征的手稿,一看就是后世之作,其中还有描写公共浴池的故事情节,这是“后光复时代”之事(指西班牙恢复被穆斯林所占的国土之后,即1492年之后)。巴利道夫相信,所谓的“古罗马文学家”贺拉斯(《诗艺》等)是中世纪的,因为他拉丁文的作品带有德语和意大利语的痕迹。奥维德的《变形记》也是中世纪后期的作品。
在巴利道夫之前,巴博(Borber)于1847年发现德鲁伊(Druids)酷似恺撒《高卢战记》中所提到的埃及祭司;因而推断恺撒其人其书都是伪造的,而且这两部“历史文献”是同一个作者。由此,巴利道夫结合自己的研究,便得出结论:“我们的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Our Romans and Greeks have been Italian humanists.)他们的作家——荷马、索福克勒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众多的“古代作家”,都是处于同一个世纪的。他们的家不是在古代的罗马和希腊,而是在14—15世纪的意大利。全部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还有《圣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都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神职学者)构思和写成的,是人文主义把我们带入了古代和《圣经》的幻景之中,我们以为这是真正的历史。巴利道夫认为,中世纪的历史也是人文主义者的发明。上述虚构的历史最初被起草在羊皮纸上,一些被刻在石头上或铸在金属上;它们植根于我们的意识中,以致没有正面的批评家能够使人们怀疑其真实性。就像卡梅尔所说的,德国史乃至整个西方历史都是虚构的,其全部的文献材料也都是同期伪造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