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诚信的中国编年史是必须被接受的，没有丝毫的理由非难它。……中国的历史学家没有神学动机，从而不公平地缩减历史或是荒谬地延长它。（That of China must be accepted upon the faith which there is not the slightest reason to impugn.……Chinese historians……having no theological motives for unfair curtailment or for preposterous extension）。——塞缪尔·莫顿等（《人的种类》，1854年）^[38]

不可否认，各民族——也包括中国在内——都存在着虚构各自过往的文字。但中国的伪书是寄生于其真实的历史，而不可能全面地“以假乱真”；相比之下，西方则主要是把中华文明及历史作为“铸模”，用它把神话素材和虚构文字制作出了整个的“世界历史”。

近东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罗尔斯顿（Christopher A.Rollston）写道：“应该说明的是，从古代到现代，伪造有着一个很长的历史。……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伪造已经骗到了不少的顶级学者；因而……杜撰的资料已经构成各个阶段的历史记录的相当部分，例如：玛尼什图苏十字碑（Cruciform Monument of Manishtushu）成为新巴比伦阶段的历史部分，饥荒碑（Famine Stela）成为托勒密阶段的历史部分，《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成为中世纪的历史部分。同样，我认为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的伪造也都变成了历史记录的部分……”^[39]

针对西方古代史研究缺乏实证资料，研究历史理论的克劳斯和马里奥特指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R.G.柯林武德（1889—1943年）在其所著《历史思想》（1994年）一书中指出：历史应成为科学——它不再是叙述众人皆知的事件，而是使用知识探索的工具，进行基于原始材料的研究。历史是人文的，以人为本；合理审视证据，由此导出结论。……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凭什么来确信第一个以“历史”命名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所写的事件是真实可靠的呢？希腊历史是西方价值和架构的根基，是西方文明发展的要素。当然我们也应该关注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著作，其中的大部分被认为是不可信和牵强附会的。^[40]

伏尔泰抱怨道：“1700年以来，我们的历史中有多少骗人的东西、错误的记载和令人呕心的蠢话！”^[41]他又说:“历史从来也不曾像在今天这样需要可靠的证据了，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在厚颜无耻地贩卖谎言。”^[42]

伏尔泰还认为，中国历史最为可信，而欧洲则完全相反。他说：“中国这个民族，有它真实可靠的历史，它所经历的、根据推算相继出现过36次日食这样漫长的岁月，其根源可以上溯到我们通常认为发生过普世洪水的时代以前。”^[43]他还赞扬了中国历史修订之严谨：“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他们与其他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史书从未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右他们……他们的史书仅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44](www.daowen.com)

中国历史学是唯一可信的，而且潜移默化地成为西方的学术标准。谢和耐指出：唯有中国文化才给我们（西方）留下丰富的有准确日期的文献——其中如实地逐步记录了它的进程……它无疑最好地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固有传统的部分性质。莱布尼茨最早认识到这一点。他在1705年的一篇通讯中写道：“我看到足以表示你们大部分传教士轻视中国知识的话，然而，他们的语言和（书面）文字，他们生活的方式、工艺和生产……与我们虽有不同，好像他们是另一个星球的人；但即使他们对自己的实践做出朴素的记录，仍不是不可能给我们极大的启示。据我看，比拥有众多学者的希腊和罗马的风俗遗产更有用。”……这个重视自然之理并且首先发现磁极、磁感应、磁余、磁角等现象的文化，难道不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相对论的课吗？^[45]

卡彭博士（J.V.Capone）抨击西方历史学的造假，他在其所著《解构西方传统》一文中写道：这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问题”，即：从“古典时代”下来的（西方）历史缺少第一手资料，而许多人仍在引用那些被从事古代研究的历史学家所杜撰的文字……古典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希罗多德是很成问题的……被称为历史上的最大说谎者的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年）或许就是该问题的肇事者之一。被充实起来的希罗多德的著作是15世纪意大利的伪造品，它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臭名昭著的伪造者洛伦佐·瓦拉的杰作。他是皮科洛米尼家族的御用历史学家，被要求按照想象来写出希罗多德的完整著作……素材的大部分源于现在的土耳其中部，其余的来自埃及。

在19世纪，英国皇家业余协会的各色成员都旅行来到土耳其，“发现”许许多多的古董，说是“古代希腊文明”的证据……英国剥夺了喜克索、安娜托利亚的遗产，赋予它们半神秘性，置其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46]

戴维·博特教授指出：“……文艺复兴学者们如洛伦佐·瓦拉，分别以篡改、添加和滥用署名，来‘恢复’古代文献。”^[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