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西方古典研究权威安东尼·葛拉芙顿教授（Anthony Grafton），针对越来越多的欧美学人“质疑问难、刨根究底”，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他竟说，伪造古典不失为增进文化，此乃“西方传统”之一，2500年来都是如此。他试图通过这种说法来混淆视听，从而掩盖“西方古典”（古典文化与古典文明）乃向壁虚构、子虚乌有这一真相。葛拉芙顿冠冕堂皇地辩解道：需要“以贼捉贼”（takes a thief to catch a thief），伪造者的存在大大有助于寻求历史真相。自古希腊迄今，伪造和求真之间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两者相反相成；在此过程中，学术重熙累洽，辉煌胜利，这就构成了西方的知识传统。“伪造大师也是博学，不亚于其所欺骗的对象。”^[31]葛拉芙顿在其所著《伪造者与批评者》一书中进一步解释：伪造的历史伴随着西方文明开始到现在，两千五百多年间，伪造……促进着学术及其技巧方式的不断创新。

伪造者已经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文献，欺骗那些“愿者上钩”的读者。伪造者在宗教、政治和文化的历史中起着关键作用。伪造者从两个方面形成刺激，而使真实过去变得更有意义，即：伪造者本身创造让人相信的文献和批评者想方设法地揭露他们。长期以来，伪造者与批评者就像“拉奥孔和他的蛇”一样绞起来了，他们不断斗争，从而构成了历史学和语言学的中心课题。

乍看起来，我们所继承的有关伪造和学术的西方传统，似乎是“信史绝望”。但我希望不至于如此。我们尽可能做好批评者的责任，为西方传统增添妙趣，而不是找它麻烦。^[32]

哈维尔·马丁内斯教授批评葛拉芙顿，说他很清楚，古典文献多为“弄假成真”，却又袒护之。——“葛拉芙顿发表的《论伪造》一文，让我们能够相对可靠和清醒地考虑这个问题，有待揭露那些代表古典语言的‘黄金时代’多为假货和伪品。但又令人丧气的是，他……从不正视如此罪行。”^[33]

另外，匈牙利中欧大学编著《为了现在塑造过去》一书，对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进行评判，其中写道：“伪造文献……是19世纪的典型，那时，伪史资料和文学碑文大量涌现。在这个阶段，西方人对过去的历史和文字的兴趣是如此强烈，以致专业的历史研究尚未达到充分水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假的，却被当作对国家历史资料不足的有用的补充。”^[34]

欧美文明的真源头是中华文明。但西方硬是要塑造它自身的“源头”，那只能是“古代幻境”——被神职学者和西方中心论所伪造的、盛行于今的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只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它与人类过往无关。

两位法国历史学家乔瑟特·埃莱伊和让·萨平指出：现代西方的集体记忆的中枢，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编纂学，它捕捉和操纵过去的各种片段。该计划是在“基督教的起源”的名义下展开的。就像古罗马“两面神”雅努斯（Janus）那样，它有两个方面：在耶稣基督以前，即基督教的前身——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前很久的希腊犹太主义及其宗教；在耶稣基督以后，希腊主义和犹太主义彼此冲突，演变成古代教会与异教的冲突，与“假的”希腊—罗马文化及其哲学和宗教合一的冲突。教会伤痕累累地战胜对手，从而导致古代文明的沉沦。（指虚构的“中世纪”——引者）

上述框架一直构成欧美深度分享的记忆幻觉的主要成分，它被置于通行的西方文明的源头……

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已可观地积累了关于古代地中海和近东的资料。但与此同时，此种“历史学家的历史”（the historians’history）却很慢地赢得独立价值……历史编纂学已经肢解了事实的脉络，只是为了镶嵌那些毫无关联的陈旧论题。^[35]

近代西方的兴起或欧美文明的诞生，主要是中华文明传播的结果；它与西方伪造的“历史”或“传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与所谓的古代的希腊、罗马、埃及和巴比伦等“虚拟历史”是南辕北辙。——“像所有的‘虚拟历史’（virtual history）一样，《圣经》倾向于把漫长的历史进程压缩成单一的线性记事。”^[36](www.daowen.com)

在中古后期至文艺复兴时期伪造的“希腊思想”，在17—19世纪的科学—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毫无贡献，而且全是阻碍。（详见本书第9章）一旦撇开西方中心论的迷障，欧美文明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溯源于东方。（主要是中国）

两位美国学者马克·唐纳利和克莱尔·诺顿介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版本和欧洲优越性的信念，受到“非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们——霍布森（Hobson）、布劳特（Blaut）、古蒂（Goody）和佛兰克（Frank）等人——的挑战；他们认为，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家所描绘的亚非文明的画面，是自相矛盾和违背史实的。

非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们主张：

Ⅰ.西方的兴起，西方之塑造近代世界；并非西方自身的几千年“历史演进”的结果，而是几百年来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东西方交汇的产物。

Ⅱ.东方人并非被动地观望西方的近代化，作为牺牲者和臣服者接受西方的主宰；相反，他们是积极地参与现代转型和在许多方面抵抗和挑战西方霸权。

众多的被宣称为“西方的独特发明”都是东方“古已有之”。例如，从霍布森所讨论的11世纪中国的“产业奇迹”（Industrial miracle），它的各行各业的发展都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密切相关；诸如钢铁的大量生产、铸铁农具的普及、活塞和鼓风炉熔化、焦炭取代木炭、水利纺纱机和运河闸等。再是古蒂所讨论的，在东学西渐之前，西南亚和中国的银行和财会的发展，例如两联单、汇票和合股公司的形成。

进而言之，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是透过“线性思维”来描绘欧洲的进步与主宰。如果我们用整体观念来考察政治—经济的历史状况，在250—300年前来介绍世界发展，那么情形则是完全不同的，人们会聚焦于解释中国、奥斯曼和印度的主导……

非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们恢复非西方文化的价值。例如，霍布森在讨论中国和伊斯兰的技术和航海时，挑战欧洲人垄断远航、探险、科学好奇和经济进步这一观念。古蒂展示了许多典型的“西方发明”的东方起源，诸如银行、各种商业要素、理性思维系统和家庭结构。

佛兰克透视近代早期的全球经济，驳斥关于西方进步、发展和主宰的线性描述，使用“相对全球人类中心模式”（more humanocentric global pradigm）代替“西方中心模式”（Eurocentric paradigm）；进而，他提出西方的线性史观应该让位于基于世界交流的周期摆动，经济与文化盛极而衰，然后发展重心转入另一个地区……^[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