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匡国的《中国历史十卷》（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1658）是作为首次尝试，把欧洲历史学置于可靠的中国史料的基础之上，是作为证据表明中国历史的最早记录比“圣经编年”更为悠久。^[22]

伏尔泰断言，世界历史不是开始于“创世纪”，而是开始于中国的编年史；是在远东，而非其他地方，首先有了历史。文化从中国向西运动，穿过印度和中东，最后到达希伯来，从而出现了基督教。^[23]

关于中国历史对西方历史学的决定性的影响，布鲁教授写道：“创世纪”对人类起源的解释……在遭遇《圣经》之外的民族的编年史时，受到了质疑。（拉赫教授说：“欧洲的编年史之父约瑟夫·斯卡利杰即受到亚洲历史和语言研究的启发，而他的著述强烈地影响了后代史家……”）正如克利（Edwin Van Kley，1931—2002年）断言：“……对宗教历史模式构成严峻挑战，因而促成其改变的，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发现。”1659年，荷兰史家福修斯援引一年前问世的卫匡国《中国上古史》，论证中国的历史编年确实比《圣经》的优越，诺亚洪水并非普世现象。……中国编年是相对可信的，它所基于的日期是被天文观察的数据所支持的。^[24]

斯卡利杰在设计古代罗马、埃及和别的编年系列的过程中，无不效仿“中国原型”——不仅应用中国历法^[25]，而且效仿中国历史。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伯克斯说：在斯卡利杰构思罗马、希腊和埃及等时间线的过程中，“中国的通史编年被认为是相对可信的。因为迄今为止，它的基于六十年的甲子循环仍在使用，而且与该国高度的历史学传统相得益彰，事事有案可稽。”^[26]

凯文·基林等教授也说：“英国神职学者罗伯特·加里（Robert Cary，1615—1688年），在17世纪50年代的主要发现之一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古代朝代和帝王（系列），他用它来修正《圣经》编年（使之与中国编年保持一致）。

“许多资料和技巧对于解析过去是必要的，但该时代的发现（中国资讯）确实发展和精炼了它（编年史）。罗伯特·加里一直在模拟这个学科的开创者、莱顿学者斯卡利杰（1540—1609年），他……广泛地、决定性地提供了神学与世俗历史的事件及时间系列，均已被校对。有关他们的文献的再现，也有助于在古代史中去伪存真，即便如此，也难免错误。虽然罗伯特·加里赞扬斯卡利杰，但也不是全信他……尽管如此，加里和他的几个同仁感觉斯卡利杰的著作是“为我们和后世的破冰”（broke the Ice for us and late times）。”^[27](www.daowen.com)

到17—18世纪之交，距离欧洲神职学者开始模仿中国历史而设计“圣经编年”及“古典文明”和“古老文明”已有百余年了，但西方人还是不相信他们，倒是比以往更加依赖中国历史，参照它来建设西方历史及历史学。例如莱布尼茨和法国历史评论家贝勒（Pierre Bayle，1647—1706年），都强调：“调查中国，旨在获得一部‘人类历史’（in order to achieve a history of mankind）。”^[28]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西方学术倾向的天平越来越从基督教的传统倒向中国传统，这也是始于对“圣经编年”的质疑。

伊斯雷尔教授写道：在17世纪后期的欧洲，源于中国古典思想的启蒙运动的激情，在极少数，但极重要的被称作“自然神—新伊壁鸠鲁”的学者中间掀起。在西方知识界的论战中，第一个凭借中国文化作为宗教怀疑主义的颠覆策略的，显而易见的是伊萨克·福修斯（1618—1689年）；他在17世纪50年代末，使用中国古代历史和哲学的证据，来摧毁“圣经编年”的信望，动摇“古代神学”（prisca theologia）的观念和“启示的核心”（The centrality of revelation）。福修斯信赖那非凡的中华文明的古代历史，提出诺亚洪水所淹没的仅是世界的局部，那只限于犹太人自己的土地上……福修斯赞美中国思想、道德和文化以及中国的成就与它的崇高价值。他认为……中国文明不仅是最古老的，而且在和平、稳定、科学和艺术修养上也都是最令人敬佩的；……中国更接近柏拉图的《理想国》。^[29]

18世纪的欧洲，《圣经》和“圣经编年”简直就是暴露在“天下文明”的光天化日之下，备受启蒙思想家们的鞭挞；尽管“圣经编年”是人文主义和新教学者按照中国历史年表设计出来，并且已是“自成体系、形成规模”，但在那个“中国热”的激进时代却也是很难过关的。当然，教会保守派“绝地反击、急中生智”——他们编造谎言说，中华文明是古埃及的“殖民地”和“文明的晚辈”。这是后来西方中心论导演的恶作剧——“中华文明晚出”和“中华民族西来说”——的序幕。

中国古代历史对于伏尔泰来说是很重要的……他用它来反对希伯来传统（圣经传统）。中华文明达到高度繁荣的阶段，希伯来尚处于婴儿状态……依照中国古代历史来辨析“旧约编年”和质疑《圣经》的权威，这尤其伤害基督教的传统。七十士版本（圣经）宣称，世界在公元前4000年被创造，洪水淹没地球是在公元前2300年，然而，可信的4000年的中国编年史意味着中国文明在那之前好几个世纪就已存在了。如此的编年史并未提及如《创世纪》所言的普世洪水，后者是神话，而非历史。进而，伏尔泰指出，中国编年史没有包含自相矛盾的内容，而基督教文献则充满问题，诸如拉丁文版本、七十士版本和撒玛利亚版本，令人吃惊地带着多种纪年。伏尔泰恰当地引用康熙皇帝对法国传教士所讲的话，即：“使你们有信仰的这本书，很可能使你们互相战斗。”……莱布尼茨在1899年提出，如果中国编年史被接受的话，世界开始的时间应该被提前……维护七十士版本“圣经编年”的神学家的伎俩之一是提出中国人并不是那样古老，实际上，他们在种族上是埃及人的后代，埃及人在中国建立了殖民地。这个假设最先是……（耶稣会士）珂雪（Kircher）在其所著《中国志》（China Monumentis，1657年）中所提出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