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成为传奇，传奇成为神话。2500年来这样循环承袭所有的知识。（History became legend.Legend became myth.And for two and a half thousand years，the ring？passed out of all knowledge.）——托尔金（J.R.R.Tolkien，英国作家）

通行于今的世界历史，是以西方的宗教神话为纲目而编织起来的。它以“创世纪”的时间概念为“纲”，以神话的事件及其发生日期为“目”。

重申一下，在西方历史学草创阶段的16—17世纪，“神职学者是基于《圣经》历史学来构建他们的世界编年史的。”^[10]确切地说，西方的世界历史的框架是在“圣经编年”与中国历史年表、神学与科学的双重磨合中成型的，而与各民族、各地区的真实的过去都是毫无关系的。斯卡利杰也是西方的“科学的历史学”的奠基人。什么是“科学的历史学”？是学者们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和天文学资料来逻辑推断和主观设定编年史，这与各民族的真实的过往（人物、时间、空间）并无有机联系。“《剑桥中东和北非百科全书》就是一个例子”——威廉·波尔克揭露——“……八十二个学者参与撰写，而当地居民诸如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以色列人、亚述人和埃及人则连根切断……他们自己的历史被抑制，其文物也被系统地摧毁。”^[11]

一言以蔽之，近代西方的“编年史家”把脱离实际的“历史”玩于股掌之中！就像两位学者卡普和萨克利夫介绍牛顿的“史学创新”时，所披露的情况：

牛顿也接受“圣经编年”的主导地位，从未想过诋毁它，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宗教传统主义者。牛顿和他同时代的人争论如何进行年代学和天文学的计算，都是为了佐证“圣经编年”。他颇有成效地使用天文学计算来证明和建立时间体系，他并非第一个这样做的。（例如斯卡利杰和别的前辈）通过天文学的计算，牛顿尽力铲除所有的（胡编乱造的）“异教编年史”（pagan chronologies），包括有争议的古希腊的。^[12]

牛顿以“圣经编年”为轴线，逐个对照同期每个编年史（时间），也包括中国的，它被耶稣会士展示给欧洲。牛顿……力图把“圣经编年”的主导地位置于历史的可信性之上。他指责有关埃及、巴比伦、希腊和别的编年史家，企图以伪造历史来证明它们的古代（文明）。^[13]

“圣经编年”是在牛顿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被斯卡利杰等人模仿中国年表而炮制出来的。直到牛顿之后有两个世纪“圣经编年”都在参照中国历史，作修改并彼此磨合。

“‘圣经编年’备受质疑只是在下一代人，随着自然神的降临……”^[14]即到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援引中国文化与历史否定基督教及其编年。“在孔子和儒家那里，伏尔泰看到了理想的自然神和自然神主义。”^[15]

虽然在儒家的影响下，欧洲的神权禁锢被打碎，基督教也退出了西方的政治舞台，但“圣经编年”不仅有惊无险，而且到19世纪更荣升为“西方中心论的世界编年”——神职学者斯卡利杰被奉为“现代历史学之父”。

然而不管怎么说，就像学者们所批评的，“创世纪”乃至《旧约》和《新约》，以及耶稣诞辰，都是被中世纪的教士们所编纂出来的。虽然它们本身极具启示价值，但其“历史”却被极少数神职学者极尽夸张之能事：其时间被提前了千百年，其覆盖的空间被扩大了千万里！美国圣母大学教授埃尔南德斯在其所著《最伟大的伪造：基督教神话……》一书中，写道：

“摩西，谣传的所有的人与事的发明者和导师，使希腊变成了伟大的文明。他犹如（幽灵），不可见、不可听地穿过历史的年轮。总之，从历史上看，这个偶像被合理地置于现实世界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学者不希望看到这些神话仅是虚构故事，他们要把虚构故事变成真正的历史，把“耶稣传闻”变成真正的历史。”^[16]

如前所述，西方神职学者于16—18世纪，模仿中国历史而设计出来历史时间之“纲目”（圣经编年），然后再衍变为泛世界与国别性的诸多编年序列。它发轫于为数不多的中古“识字精英”，然后主要是神职学者在文艺复兴期间和其后，拥抱来自东方的“知识爆炸”。由此，重写、改写“神话”，并且延伸到“未知领域”与“异教文明”，尽量包揽最大最久的时空，以确保西方宗教或俗世的中心地位。如此“历史纲目”齐备之后，再以“卷帙浩繁、浩如烟海”加以充实，以“科学方法、科学考古”加以证明。

这位“现代历史学之父”——16—17世纪之交的神职学者斯卡利杰，开创性地用《圣经》来包容新发现的基督教之外的时间与空间！

编年史是被斯卡利杰制造出来的（The chronology was largely manufactured by J.J.Scaliger），没有任何合理性。^[17]

斯卡利杰最早设定埃及王朝的编年，在今天它的大部分被公认是“正确”的，但在他自己的那个时代却几乎不被学者所接受。^[18]

英国数学家与编年史家查尔斯·海耶斯（Charles Hayes，1678—1760年）对于中国与西方的时间线，以及“圣经编年”与“异教编年”进行了全面的“综合平衡”，仿佛是要大功告成于西方的“历史学的创世纪”——“神话变为历史”！对此，约翰·艾金（John Aikin，1747—1822年）写道：1741年，海耶斯发表关于“七十士版本的编年史”的专论，阐明“迄今为止，迦勒底（巴比伦）和埃及的古代被认为是美妙的（寓言般的）（Chaldean and Egyptian Antiquities esteemed fabulous），它们与最古老的圣经版本的计算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充分考虑了主教的纪年和希伯来、约瑟夫斯与七十士版本的变通……1747年，海耶斯为其专论增加了补充材料，包含了完整的系列。从（希腊神话）伊那库斯（Inachus）到阿尔戈斯和雅典的王国，从中国的伏羲到耶稣诞生……所有这些民族的编年史与七十士版本《圣经》完全一致。^[19](www.daowen.com)

16—18世纪，在西方编年史的草创阶段，大体上是“中国中心”。它是西方学者复制西方史及国别史的蓝本与标准，虽然是倾向于“反客为主、离奇夸张”，但那时则是“邪不压正、隐恶扬善”！例如，斯卡利杰伪造“埃及文明”，并说它是最古老的，这很难被其同仁所接受，故而难免被“群起而攻之”。直到19世纪中叶，即西方中心论与帝国主义横行之际，历史学才“翻了天”——中国文明及历史的“开辟与中心的地位”才逐渐被否定。

近现代西方的历史及历史学兴起的背景是中国文化与科技的传播和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20]，从而令中华文明激活了遥远的“边缘”。《中庸》云：“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历史暂时走向了反面，世界已联通，“化外之邦”都按照东方文明的模样，来书写争奇斗艳的新篇章。唐诗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西方援引中华文明来实践它自己的“创世纪”——创造新文明与古历史！

在斯卡利杰死后的两百多年中，他所设计的“世界历史”的体系，很难被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同，甚至沦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只是到19世纪，即在西方中心论与帝国主义列强猖獗的时代，“斯卡利杰历史学”才被迎接到主流西方的殿堂上。

关于17—18世纪西方学者批评斯卡利杰之流虚构历史的情况，保罗·罗西教授总结道：普里厄（Le Prieur）说：“我们编年史和事件顺序……所有发生的都是混沌的和隐秘的。”瓦罗（varro）说……在那个不确定的时代，不存在历史事实，而只是童话和寓言——人变成英雄和巨灵，是用神秘和神话的形式来描绘的。……乌昔努斯（Johannes Heinrich Ursinus，1608—1667年）……指责赫尔墨斯智慧是假的。他说：“任何人被告知透特神（Thoth）是真的，那就等于让他相信关于（古埃及）国王、神和半神，统治埃及的时间是无限长，相信这类废话都是真的。不仅希腊人，诸如雅典人和阿尔戈斯人，被争辩说成是很古老的；而且野蛮人，诸如弗里吉亚人、埃塞俄比亚人人、西徐亚人，也是如此。希腊的雅典人不仅光耀本土，而且也照亮意大利的阿波里吉尼、西班牙的图特塔诺和高卢的勃艮第。”

这些民族的“极为古老”都是基于虚构的、不可信的资料。在《圣经》所讲述的历史之前，这些民族竟有千万年不包含真实事件的历史，简直就是浮夸……（西方）艺术、发明和科学都不是遥远的起源，而是最近的获得。（Art，inventions and sciences were not of remote origin，but were recent acquisitions.）古埃及……在其被幻想的“智慧”的背后，是粗糙和原始的民族，所谓的“古老文明”是被美化的。普里厄（Le Prieur）在1665年说……“丧失判断力，斯卡利杰……把埃及和亚述置于诺亚洪水之前！”

伊萨克·福修斯……区分真正的历史与想象的历史。在1659年的专论中，他指出迦勒底（巴比伦、苏美尔）在年代上是被夸大了，埃及……的年代序列被填满各种神魔。福修斯又说，曼涅托是基于凭空想象来构建古埃及——邪恶的念头拓展其无穷的古代。另一方面，他介绍中国古代，说它的历史对神话已有正确考虑（超越）……

（然而）拉·裴瑞尔斯宁愿相信埃及、迦勒底和希腊的虚构的传统……是要按照《创世纪》的前十一章来虚构（历史）……

伯内特（Thomas Burnet）……显示埃及、腓尼基、迦勒底、希腊和罗马等的虚构的起源……

莱德克（MelchiorLydekker）写了上百篇文章，证明最早的古代全是虚构的……“虽然斯卡利杰明知许多古埃及王朝是被发明的，他却致力于消化曼涅托的神话。”

马尔蒂亚奈（Jam Martianay）在1693年宣称，古埃及历史是虚构的……

牛顿试图修正错误的古代王国的编年史……（他说）迦勒底、亚述和希腊等都被置于比真实情况更古的时间……埃及王朝被增加了几千年。“古代历史是不准确的，通常是想象出来的，充满了诗意般的虚构。”

曼努埃尔（Frank Manuel）也说……“埃及和迦勒底的‘古代’被提早了几千年……亚述王朝较之其真实历史被前推了1400年，希腊人和拉丁人（历史）……也超过其实际情况。”

批评基于曼涅托的埃及编年史和波洛修斯的迦勒底—巴比伦的编年史，是屡见不鲜的，在许多著作中都能发现……戈盖（Antoine Yves Goguet）说……“埃及，美妙的古代制造者（杰作）……只是现代时间提供了最高卓、最健全的‘古代’，以展示古埃及和巴比伦往昔的千年。”

在1775年《百科全书》的“历史”条目中，伏尔泰参考了这些民族荒谬的起源和腓尼基与埃及编年史的“奇迹”；他指出，它们那都是在重申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她才是全人类最古老的、存活至今的民族！（Reaffirming the continuit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most ancient of all the peoples who remain until today.）^[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