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绵延终古的中华文明及其“周期律”，哪来历史和历史学！按照科学史家克龙比的研究，在近代以前的数千年里，只是中国具有时间概念和发展观念，因而具有历史感和历史记录。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世纪欧洲，它们的知识则都是神话或“启示”，因而不包含理性的进步观念。^[1]

如前所述，今日西方的世界历史，都是在近代早期模仿华夏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好比与此同时的欧美政治之模仿华夏，其他方面亦复如是。从慕华的魁奈到仇华的黑格尔，均认同中国传统政治是西方建国立宪的模范。^[2]

在东西方之“因缘汇聚”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的神职学者们就把中国的编年史作为蓝本，从事“历史学的创世纪”，充实《圣经》的未知领域，并且开发出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和波斯等“编年史”。

历史学家伍尔夫指出：利玛窦……获得了明朝的标准历史，被铭记为跨越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鸿沟……在历史学上是双重绑定（double bind）……中国（历史）记录被语言学家——诸如斯卡利杰，不仅用来协调《圣经》，而且用来协调那些古代王国的新编年史。（Reconciling chinese records not only with the bible，but also with the new chronology by philologists such as Scaliger.）

……卫匡国于1658年发表的《中国上古史》，（它使欧洲学者能够）用中国远古帝王伏羲来定位欧洲编年，那是公元前3000年的早期。别的可做定位的中国帝王，分别对应于亚当、诺亚和其他的洪水前的人物……尧被定位于诺亚洪水。^[3]

这段引文中所说的“古代王国的新编年史”，是指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希腊和罗马等。这就是说，作为西方版世界历史雏形的“斯卡利杰编年”，是以中国历史及其朝代帝王年表为其“脚本”的。

历史学在往昔中国是古今纪实，殷鉴将来，而它传到西方则变质了——服务于塑造谱系和宰制世界！

斯卡利杰是“创造历史”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汇总了杜撰的神学故事，用其充实历史，而且还把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写成是古代的。^[4]

在斯卡利杰之后，欧洲学术界有着长时间的“编年史热”（The fever of chronology）。耶稣会士尤为积极，其中有法国人佩塔维斯和意大利天文学家里奇奥利（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1598—1671年）。在新教中有……英国作家约翰·玛夏姆（John Marsham，1602—1685年）和荷兰人文主义者老福修斯（Gerardus Joannes Vossius，1577—1649年），他们的事业被……中国编年文献所支持。^[5](www.daowen.com)

从斯卡利杰开始，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200年中，好几代西方的“编年史家”，坚持不懈地参照中国历史及其朝代帝王的时间序列，设计、修正和调整他们基于《圣经》的历史学——西方版的世界历史。有关中国的资料主要来自门多萨、利玛窦、卫匡国和杜赫德等人的著述，从相对粗糙到比较精确，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的“历史学的创世纪”由草创而臻于“完备”。

荷兰莱顿的东方学家写道：1659年，艾萨克·福修斯（Isaac Vossius，1618—1689年）使他自己成为风暴的中心，这个风暴是因编年史而起的。……裴瑞尔斯（LaPeyrere，1596—1676年）著书《亚当之前的人类》……称，迦勒底（两河）和埃及文明是最早的……福修斯说，真正的历史已从上帝洪水和上帝化身之间解脱出来……迦勒底人与埃及人是在沙滩上被制作成为“伟大的古代”。

人们应在神学框架中发现“余地”，从而最兴奋地增加……真实历史，那就是耶稣会士卫匡国（1614—1661年）所发表的中国帝王的编年史。

（被折服的）裴瑞尔斯及其追随者引用这个“极为精确的”的中国王朝编年，作为他们观点的证据（支撑古埃及和两河史）。然而，自从门多萨于1586年发表《中华大帝国史》，他们所了解的中国记录已经是第三波了。新的（卫匡国版）中国编年史更为悠久，福修斯坚持它是信史，这是世界上有记载的最老的文明，它有一个持续的文字记载的传统，记录了4500年的历史，比摩西更早！^[6]

直到18世纪早期，法国科学院仍在争论“新发现的中国历史怎样与《旧约》的时间框架变通”。1744年，神父芬特努（Fontenu）确信，摩西在编年史上与中国资料完美吻合。法国的这场经年累月的争论的结果是“……‘创世纪’和巴别塔的时间在18世纪末被放弃，但大洪水的‘精确年代’则在19世纪被确定”。^[7]

如果说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斯卡利杰·佩塔维斯利用中国朝代年表来重建“圣经编年”和设计西方历史及“公元纪元”。那么，17世纪下半期至18世纪下半期，欧洲学者在反宗教和俗世化的同时，越过神学直接参照中国的时间轴线和历史坐标。

美国汉学家卫思韩（John E.Wills Jr）写道：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Antoine，1689—1759年）于1723年4月到达北京……（这位）18世纪最伟大的欧洲汉语言学家……被路易十五任命为皇家数学家……1751年，伦敦皇家科学院授予他荣誉会员，表彰他提供有关中国科学的信息。他比较“圣经编年”与中国历史，详细分析天文学资料，扩大了法国学者在此方面的辩论领域。这部著作为欧洲全面接受中国编年（标准）奠定了基础。^[8]

在宋君荣之前，法国质疑宗教和历史的气氛中，尼古拉·弗雷烈（Nicolas Freret，1688—1749年）首先“接受中国历史和编年作为可信的历史资料”。^[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