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云：“唐尧授人时，妙用均造化。”

现代世界所使用的“公历”是《格里高利历》（1582年）。它是怎么来的？说是出自古罗马的《儒略历》。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倒是斯卡利杰根据其所掌握的中国资料，造出来一个《儒略历》，而且在此过程中，他根本没有提及在此之前有一个《格里高利历》。那么，《格里高利历》从何而来？

如果《格里高利历》真是1582年问世的话，那么在其后的百年中，从斯卡利杰开始，众多的欧洲知识精英设计、修订和批评“圣经编年”和“古代文明编年”及其相关历法，就应该：A.参照《格里高利历》，而不是依靠中国历史的时间序列。B.聚焦于《格里高利历》，念兹在兹；而不是围绕着“中国标准”，亦步亦趋。C.就会在编年史上有所共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不是时间观念的混乱，莫衷一是、各执一词。（最后是用中国时间加以调和、妥协）

元朝的《授时历》的精确度与“公历”《格里高利历》基本一致，而且比后者早300年，它在很久以前已经传到欧洲。那么，《授时历》是不是《格里高利历》或《儒略历》的原版呢？

唐纳德·沙普斯说：“哪一个历法是最精确的？最精确的古代历法起源于古代中国，它是十二年一循环，每一年用不同的动物命名。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建立的太阳年为365.2444天，每月是29.53059天，非常准确……”^[68]

关于中国天文学对欧洲的影响，李约瑟指出：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最系统、最精密的观测天象的国家。今天的射电天文学家为什么要以极大的兴趣去查阅2000年前的中国天象记录呢……太史院逐代转述并大量记录下天象……天空事件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后代的史学家按惯例将资料系统地整理出来，使现代人受其赐……在17世纪，中国观念对欧洲有巨大的影响是有证据的……人们不会认为，中国人没有对那诞生现代科学的伽利略革命做出贡献……在中世纪，他们，而且仅仅是他们对吸引现象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这一知识通过彼得·马里孔特（郭守敬的同代人）传回欧洲，刺激了伽利略和开普勒去比拟重力和磁力的吸引，从而促进了牛顿的伟大综合。^[69]

加拿大华裔历史学家王鹏翔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历法《授时历》西传的线索。他认为，罗马教皇获得了中国的天文学成果，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中国，在改朝换代或皇帝继位之后不久，新皇帝都会尽可能通知“万国”，并且赠予新的中国历法。（明朝有必要向前蒙古帝国及其影响范围，宣告“改正朔”）恰好是“郑和下西洋”，所以这是郑和及其随员的主要使命之一，即使访问最遥远的国家，也会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使访问佛罗伦萨时把明朝《大统历》给了教皇。^[70]（按：《大统历》即明朝版的《授时历》，略微改变）。

当然，西方人也可以从别的途径得到明朝赠给他国的历法。我们认为先前元广泛交往西边各国，教皇也派了多个使团到元大都（汗八里），因而取代元朝的明朝，就很有必要通告所有与元朝交往过的各方“已改正朔”。这或许就是“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原因。梵蒂冈的汉文藏书包括“历法格物穷理书目”，有几十种图书。

孟席斯诠释和补充王鹏翔的“教皇与古代中国”的研究，如下：

郑和船队作为礼物送给外国首领的《授时历》，就是在郭守敬开创性的工作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其中包含经过上千次天文观测得到的大量天文数据。这部历法能够使人提前几年预测日月食和彗星的出现时间，以及日升日落、月出月没的时间，还包括太阳和月亮相对于恒星以及彼此间的相对位置的内容，包括行星之于恒星、太阳和月亮相对位置的内容。这些调整使得人们能够计算出地球上任何一地的日出日落和月出月没的时间……历法使人们能够用太阳时间和恒星时间之间的细小差别计算经度，也能通过月食来计算经度，还能通过月亮和指定恒星或行星之间形成的角距来计算……

王鹏翔已经发现了给郑和船队引航的具体的恒星。我们可以把这些恒星设定到“星夜”这个计算机程序中，来算出郑和的船队从印度的马拉巴海岸途经印度洋驶往开罗的日期。我们也可以拿这些恒星与现存于剑桥大学佩皮斯图书馆的郑和的航海表以及1408年历书上的恒星相对比……

因此，郑和才能够给欧洲人提供……地图、导航工具和一部天文历法。向他们提供了这些具有革新意义的知识后，这些“野蛮人”才能够带着适当的“敬顺”来到中国。^[71]

那么，西方这个“公历”——以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命名的《格里高利历》（1582年）——又是怎么来的呢？

通常的说法是，《格里高利历》是文艺复兴学者对古罗马《儒略历》加以改革而形成的。《儒略历》是用罗马共和国独裁官儒略·恺撒（尤利乌斯·恺撒）来命名的。让我们来对其解构，查清真伪。

马克·萨莫斯说，斯卡利杰“《时间校正篇》（1583年）和《年代学宝典》（1606年）以重建众多的古代历法而著名……这些著作令人信服地为现代历史学方法打下了基础，因为它们提供了可靠的和启迪性的参考资料，从苏美尔和中国文献到……哥白尼的天文观察”^[72]。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在16—17世纪之交，斯卡利杰参考包括中国文献在内的大量资料（“苏美尔”是不可能的），来重建“古代历法”，从而奠基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学。

然而，斯卡利杰是怎样对待1582年问世的《格里高利历》和“古罗马”的《儒略历》的呢？从中可以看出疑点。分析如下：

第一，作为西方历法的“集大成者”，斯卡利杰为什么没有参考《格里高利历》？西方学者的理由是：因为斯卡利杰是新教徒，厌恶罗马天主教的东西。^[73]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斯卡利杰采用了多明我会的安尼乌斯（Viterbo）伪造的曼涅托“埃及史”和波洛修斯“巴比伦史”，而多明我会则是参与罗马教皇迫害新教的。

这就令人怀疑《格里高利历》产生的时间。难怪有不少西方学者提出质疑，诸如：“调查《格里高利历》的起源”^[74]；“1582年格里高利的历法改革这件事，是不存在的”^[75]；“《格里高利历》是一个科学的骗局”^[76]。(www.daowen.com)

第二，蹊跷的是，斯卡利杰自己“发明”了一个“儒略历”。西方学者解释说，这是用他父亲的名字儒略·恺撒·斯卡利杰（Julius Caesar Scaliger）——与古罗马的恺撒同名。又说，斯卡利杰发明的是“儒略时间”（The Julian Period），而与古罗马《儒略历》是两回事。例如，英国学者盖许维奇说，现代编年史采用“《儒略历》计时”，是斯卡利杰制作的，以他的父亲儒略·恺撒·斯卡利杰命名的。^[77]《开源数据库》称：“……中国的历法可上溯于公元前14世纪。据说黄帝于公元前2637年发明了历法……‘《儒略历》日期系统’是法国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发明的，大概是取名于他的父亲儒略·恺撒·斯卡利杰（Julius Caesar Scaliger，1484—1558年）。”^[78]

然而，斯卡利杰在其所著《时间校正篇》中明明说的是《儒略历》（The Julian Calendar）。^[79]而且，他就是要“重建”古罗马的《儒略历》，这与他伪造古罗马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例如他说：“《儒略历》……使文化领域的胜利比罗马在陆上和海上的胜利更能持续久远。”^[80]实际上古罗马的《儒略历》是不存在的，而古罗马本身及恺撒则都是杜撰出来的。^[81]这就是说，所谓的“古罗马《儒略历》”就是斯卡利杰“发明”的这个。如果还有第二个《儒略历》的话，那就是由它衍变出来的。

在1582年之前，西方根本没有历史，也不存在任何真实的历史记录，哪来《儒略历》？^[82]欧洲人知道设计航海图和经度、纬度都是很晚的事，他们怎能首创这么一个“弥纶天地、知周万物”的历法呢？雷诺·莫里厄说：“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北欧的航海者不知道航海图……法国第一个基于经纬度的天文学观察的航海图是在1693年问世的。”^[83]

表解　利用“名字错觉”衍变为“古人所做”，从而证明“古代”编年和历法

进一步问：既然古罗马的《儒略历》不存在，那么《格里高利历》是从哪里来的呢？而《授时历》这个在世界历史上最精确的，与现代“公历”基本一致的中国历法，难道不是《格里高利历》的“原版”吗？

我们再来看《授时历》。倘若没有一个既大且久的文明和发达的科技与文化，以及雄厚的经济基础，根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历法。就像本书第四、五章所阐明的，欧洲在近代以前，不论是中古，还是上古，都基本上不用文字，经济原始，处于部落状态，真正的科技发明一个也没有，它怎么会产生一个全球通用的历法呢？

《授时历》的精准和效用皆与现代公历相同，而且早300年，这难道不是公历的原创和首创吗？《授时历》集大成于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法、天文、地理和相关科技的理论与实际，它被用于“世界联通、全球天下”则是顺理成章、相辅而行的。赠予世界，今受其赐！唐诗云：“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授时历》这个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赠礼之一，到头来怎么会屈居于“从天而降”的西洋历法之下，遥望“公历”而独自愁眠呢？

我们来浏览一下《中文百科》所讲述的《授时历》是如何形成的：^[84]

《授时历》为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年）实施……它运用弧矢割圆术解决黄经与赤经、赤纬的换算，运用招差法推算日、月、行星的运行度数，测算出一月为29.530593日，一年为365.2425天，和现在世界通行的公历的一周年时间相同，比现行公历的确定早300年。

《授时历》是在继承发展前人的天文历法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集体的实践编创而成的。许衡、王恂、郭守敬、杨恭懿等历经5年，遍考包括秦以前的《古六历》，西汉《太初历》（《三统历》），东汉《四分历》、《乾象历》，东晋《三纪甲子历》，南北朝《元嘉历》、《大明历》，隋《皇极历》，唐《戊寅元历》、《麟德历》、《太衍历》、《宣明历》，北宋《纪元历》，金《大明历》，南宋《统天历》在内的历书四十多部，昼夜测验，参以古制，创立新法，“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创法凡五事”，始成《授时历》。除了许衡、王恂、郭守敬、杨恭懿外，尚有南北日官陈鼎臣、邓元麟、毛鹏翼、刘臣渊、王素、岳铉、高敬等参与具体工作，在行政领导上，左丞张文谦、枢密院副使张易、太史令王恂功不可没……

郭守敬（1231—1316年），中国元代的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元太宗三年，卒于元仁宗延祐三年。

郭守敬幼承祖父郭荣家学，攻研天文、算学、水利。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在统一前夕，命令制订新历法，由张文谦等主持成立新的治历机构太史局。太史局由王恂负责，郭守敬辅助。在学术上则王恂主推算，郭主制仪和观测。

至元十五年（或十六年），太史局改称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建立天文台。当时，有杨恭懿等来参与共事。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在至元十七年编出新历，经忽必烈定名为《授时历》（取名于“敬授人时”——《书经·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郭守敬为修历而设计和监制的新仪器有：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以及星晷定时仪12种。在大都（今北京），郭守敬通过三年半约二百次的晷影测量，定出至元十四年到十七年的冬至时刻。他又结合历史上的可靠资料加以推算，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这个值同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一样。它的精确度只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差了26秒，和现在通用的公历《格里高利历》一年的长度一模一样，但是它比《格里高利历》早了300年。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公历、公元”的缘起：斯卡利杰除了掌握中国历史年表之外，还掌握了《授时历》或以它为核心的中国历法和天文知识，以及编年时序与天干地支（计算方法），由此编造出来《儒略历》（改变一下起始日期而已），它就是“古罗马《儒略历》”，或是其原型。

进而基于《儒略历》的“公历”——《格里高利历》——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应该是在斯卡利杰的门徒佩塔维斯根据中国的相关资料编造出“公元”（公元前）之后，即在17世纪中叶以后，《格里高利历》才出现（被冠名于先前的教皇“格里高利”）。欧洲各国通用它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