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利杰“以重建众多的历法而著名”。其中还包括他根据被伪造的曼涅托“埃及史”的线索，“恢复了”《古埃及历法》。^[50]

试问斯卡利杰哪来这么大的能耐？亨利·哈勒姆说：“在其所有的书中，斯卡利杰的书是非常清楚的、简洁的和恰到好处的。他似乎大量阐明天文学知识，尽管他不是一个好的数学家。”^[51]为什么数学不太好的斯卡利杰会如此轻松自如、胸有成竹呢？答案是他掌握了中国的天文和历法的现成模式，只要“因地制宜、按需分配”就可以了。

根据拉赫教授的研究，斯卡利杰掌握大量的、多种语言的中国书籍和资料，其数量之大，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是惊人的。仅在他死后不久被卖掉的中国书籍和资料，就有1382项，还包括地图和海图。^[52]并且，斯卡利杰已经掌握了中国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53]

汉学家韩大伟（David B.Honey）耐人寻味地说：斯卡利杰参照中国历史的时间序列（4282年），写他的世界历法的著作，“斯卡利杰关于中国的黄道十二宫的知识，是有把握的‘宽松错置’。”^[54]

黄道及其十二宫、十二星座都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赠礼，现在都成了西方的知识产权。

夏尔马教授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上的进步是惊人的……在历法上，像埃及人一样，中国人同样发明了太阳历……他们知道一年包括365天……中国人在科学和数学上的发现已经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55]

研究表明，古埃及的太阳历是基督教神职学者杜撰出来的。^[56]还有它的曼涅托及其编年史、托勒密及其天文学与地理学、赫尔墨斯智慧，等等，统统都是不真实的。就像中国最早使用“零”而被西方学者剥夺了发明权一样，中国最早使用的阳历和《授时历》，也被西方张冠李戴、据为己有。后文将会阐明，“埃及文明”及历史基本上都是中国翻版。

我们在此指出，斯卡利杰—佩塔维斯主要是依据中国的资料和方法，不仅设计出西方的世界历史的编年系统，而且还设计了公元纪年和历法。

莫申斯卡夫妇说：斯卡利杰在其著述里“契合”中国资料（engagement with Chiese material）。^[57]

斯卡利杰编辑了中国天文学，被认为是该领域的权威。^[58]“斯卡利杰也直观地应用同余（≡）和中国剩余定理，确定《儒略历》年代的基准时间——公元前4713年1月1日，这成了他所有计算的一个方便的参考点。”^[59]

耶稣会士佩塔维斯写了一本讨论中国历史长度的专著，书名叫《神圣与世俗世界历史的简明编年》（The Abrege chronologique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sacree et profane）。^[60]顾名思义，也就是参照中国历史编年而修订神学编年。

学者指出：“圣经洪水”被中国的六十年循环（天干地支）和与《易经》相关的古图书所证明，这些时间吻合于佩塔维斯（Petavius/Petau）所计算的拉丁文《圣经》。^[61](www.daowen.com)

欧洲的神职学者根据早先并不清晰的中国资讯，所设计的“圣经编年”和泛西方的历史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所以不得不依照卫匡国的书和中国历法所确定的“中国标准”再作修正，从而“自圆其说”。

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1686—1763年）在其所著《古代史编年》一书中，写道：所有这些周期和闰年都是从使用太阴年而来的……罗马人没有设置闰年……希腊人也没有……古埃及和迦勒底，他们使用太阳年，亦无闰年，只有五个闰日，置于年尾。……直到凭借太阴年来修正它们，从而才有了民用年与合法化。伟大的编年史家诸如斯卡利杰、佩塔维斯和乌雪（Ussher），乃至多德韦尔（Dodwell）……在处理古代循环和闰年时，都没有正确地考虑到。有关古希腊和罗马周期的全部的“知性书”包含了许多错误。

然而，以其极为精确的天文观察最早的古代，中国的编年史提供了卓越的范例（Chinese Annals afford a remarkable Example）。

最著名的中国帝王——尧，奠基于第一个天干地支周期的第41年，即基督前2338年，他在位时间是70年，即基督前2269年，他实行历法改革，修正太阴年（历），用适宜的闰期来吻合太阳年（历）。尧曾命两名天文学家叫羲氏、和氏（《书经·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一年分为12个阴历月，先算出每个月是30天，然后计算出交替性的30天与29天，19年中有7个闰月；调整太阴年与太阳年为365天。

在如此早的时代，在天文学上算得如此准确，这是令人惊讶的……如果不了解它的历史背景，上述中国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中国最早的帝王都是鼓励研究天文学的，上述记载出自最古老、最真实的《书经》……这段历史被记载于基督前2188年，是在亚伯拉罕诞生之前。^[62]

16—18世纪中国正在促成西方“文明化”——摆脱“神权禁锢”，建立“俗世文明”。这个过程也包括从无到有的形成西方编年史、“基督纪元”及其历法（现代世界的时间序列），它们虽在表象上和形式上仍是宗教的——博采神话而凸显西方，但在实质上和内容上却是中国的——笃信人本而扩展现世。中国传统的编年史对西方起到了决定性与革命性的作用。

梁凤（Cécile Leung）教授写道：编年史是世纪性的问题……傅尔蒙（1683—1745年）的著作是对欧洲编年史家的最好的总结。他综述了许多学者关于编年史的理论与成就，诸如斯卡利杰、佩塔维斯、牛顿……

傅尔蒙极为信赖中国历史记录的精确性，由此，他大胆地提出，最终要参照中国古代史来建立《圣经》的编年系统这一问题。中国古代史连续数世纪地冲击西方，终至伏尔泰宣称……“人们要么放弃神学编年，要么拒绝中国编年”……（引者按：布鲁教授说，伏尔泰强调运用中国年代学的重要性，它对于确立易犯错误的“圣经编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63]

只要浏览一下在傅尔蒙之前两个世纪中被耶稣会士引进的中国编年史便可见一斑。在16世纪末，西班牙的门多萨（1545—1614年）……的《中华大帝国史》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上溯中国文明至公元前2550—2600年。该书从1585到1600年被以7种文字刊印了76次。它被蒙田在其论文中反复引用……接着，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年）1610—1614年在中国，然后带着利玛窦的笔记回到欧洲，于1615年在奥格斯堡发表。利玛窦把中国丝绸工艺追溯到公元前2636年……他从各个方面赞扬这个高度文明。另一个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1586—1658年）……于1642年在马德里发表《大中国志》。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Magalhāes，1609—1677年）在华37年，1688年完成他的著作，20年后在欧洲发表……安文思公布中国的4020年中，有22个帝氏和236个帝王，伏羲是中国的创立者……尧的统治始于公元前2357年。……然而，最为持久地冲击欧洲心灵和学者的是……卫匡国（在华时间：1643—1650年，1659—1661年）……卫匡国带回的中国历史与地理的书，成为好几代欧洲学者的参考书。^[64]

卫匡国本人坚信，中国历史及其文献记载的准确性，构成了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相比的标准。^[65]他要揭开“圣经编年”的遮羞布，直截了当地“把欧洲的历史学置于可信的中国史学（资料）的基础之上”。^[66]

剑桥大学教授周绍明（McDermott）和彼得·伯克指出：透过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1658年），清晰的中国传统编年的信息回馈到欧洲，使西方学者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编年越发关切。传统上，以帝王统治为代表的中国年代，可准确地追溯至后来欧洲算法的公元前841年。中国的记录还包含诸多代久年湮的故事，例如大禹治水。西方“圣经学者”着迷地指望使用这个清晰的时间体系来为《旧约》中有关洪水的故事和别的早期事件做时间定位。^[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