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人没有时间概念。（Medieval men also had no sense of time）在当今社会，人们知道哪年哪月、某天某时，这都是很平常的；但回首中古时代，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在哪个世纪。^[1]

（甲）中世纪欧洲的“时间茫然”

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社会（本书第五章详述），这从“时间”上也可说明之。

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统一的、客观标准的时间序列，不用，也没有年代概念。乃至中世纪的欧洲人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确切年龄。^[2]人们只是盲目地跟随自然的节律，而无抽象的和统一的时间规律；基督教有一个笼统的、模糊的“象征时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所不包的“创世→末日”模式（譬如：新生的事物就归为“神造万物”，天灾人祸就归为“末日”）。这很有可能是受到佛教的“成—住→坏—空”的影响。

中世纪基督教的这个“象征时间”在实践上大抵是巫术或迷信。阿拉里克·霍尔写道：在近代以前的欧洲，时间是主观的和大量的经验……而不是客观的和绝对的编年（年代：chronology）。它有一个框框，也可以被测量；但框框和测量的核心，仅是反映个人与社群的生活与经验。中世纪的人没有单独的时间概念。时间是循环、直线和象征。……大部分自然的、直接的时间概念是循环现象。日常生活被决定于一系列异样的短循环，对其预测可以提供例行和安全的感觉。理解时间的循环是基于事物重复和再现的韵律，因而是可预测的……（例如生长和谢落、升起和沉沦。——引者）。

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循环：1.基于自然的重复（例如昼夜、季节）；2.社群的仪式；3.事物的再现。不像前两者，第三种不是基于规律性。犹如幸运之轮，它会变化，让人知道将来不同于现在，但在时间上是不确定的。周期性的观念是基于过去几代人的经验……个人生命的确定性质（从生到死）形成了线性时间的观念，它强调清晰的开始与结束……基督教简单地把历史视为“拯救历史”，通过神的代理来实施；它以“创世”为开始、以“末日审判”为终结，这两个点形成了“线性时间”……^[3]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指出：“整个公元400—1400年的千年，欧洲不存在历史感，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也是如此。”（During the whole millennium 400-1400 there was no sense of history even among the educated）。什么叫“没有历史感”？那就是：A.对于时间错乱缺乏感觉；B.缺少历史证据的意识；C.不懂事物的因果关系。^[4]

《中世纪百科全书》称：至少到16世纪，欧洲人尚无计算时间的实践。^[5]

（乙）没有“零”的西方

16世纪之前的欧洲没有“零”的概念，这也严重制约了西方人的时间、进步和发展以及“有序变化”，这些关系“文明”的因素的形成。被伪造的古希腊和罗马也没有“零”，^[6]这说明最初的伪造者无此概念。没有“零”的社会实际上是很原始的。我们大家被“希腊、罗马”所误导，因而几乎都相信，存在着没有零的“文明”。通常说古代印度、巴比伦或埃及“发明”了零，这都是没有真实的史料根据的。有案可查的则是中国最早使用了零。

汉学家赖大卫（David C.Wright）说：“中国古人具有发达的数学，他们使用十进位制，可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的商朝，这是在欧洲的数学首次使用十进位制之前的2300年。中国人也是世界上最早在数学运算中使用零位置的。”^[7]

美国沙加缅度中国文化基金会称：“应该承认，在世界上是中国人在发展‘零’ 概念上迈出了第一步……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便开始为零符号留下空白……证据显示，中国人实际使用‘零’是公元686年之前。”^[8]这也早于孤证的印度正式使用“零”的时间——公元876年。^[9]这是在唐朝王玄策出使和征服印度之前的200多年，因而印度这个“零”是否与中国有关？

数学及零作为一种工具，服务于人的对付自然、算计自然和索取自然的本性。人在这方面禀赋潜在的“本能”（人智）。质言之，数学、逻辑和科学及科技百科等，无论怎样精深宏博，都是属于人的反克自然的本能，人作为智能生物具有无限的可供开发的知识潜力。它们都不是智慧。智慧是什么？是驾驭它们，从而调和、和合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的那种高级思维（西方没有）。

我们只讲“零”。它是如何产生的呢？只要有发展和进步，而非原始停滞，那就具备了产生“零”的可能性；但这只是“助缘”，而非内因。后者指的是智慧上，“零”产生于道家的“无”和佛学的“空”。——“零的数学概念诞生于形而上学的‘无’或‘空’。”（The mathematical idea of zero was born out of the metaphysical concept of Emptiness or Nothingness）。^[10]这似乎与印度有关，但它必须和经济发展相结合才能够产生“零”；而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才谈得上是可持续性和相对稳定的发展。据此，从西方没有发明“零”，而是在近代早期引进的这一情况来看，我们便可知，近代以前的西方，千百万年中不存在发展和进步及其相关的概念；因而，它是个亘古停滞的原始社会。克龙比教授断言，历史上进步或发展的观念只存在于中国，而西方则无，埃及、巴比伦和印度都是神话。^[11]

照理说，在西方伪史中，最应该有“零”的是希腊，因为它的“知识”全是算计自然和与自然做斗争的；最不应该有“零”的是印度，因为南亚的生态丰饶，生活简易，生存无忧，故而缺乏进步与发展的动机，也没有必要为了物质文明而进行生存竞争。那么，为什么西方历史学不说是希腊，而说是印度（或巴比伦）拥有这项“发明”的呢？我们认为，那是因为伪造希腊在先，直到它初具规模，神职学者尚未掌握“零”；印度形成历史在后（19世纪），西方学者不说中国，而说印度“发明‘零’”，他们想通过它来“补阙”西方的古代史——由印度追溯至巴比伦（西方近亲）。值得一提的是，通行于今的西方版的印度历史基本上也是杜撰的。^[12]

附录：中国是数学概念“0”的真正发源地

最早提到“0”的文献是唐代的《大唐开元占经》，中国古代天文学著作之一，作者是瞿昙悉达。成书时间约在718—726年之间，一度失传，所幸在明末又被人发现。该书共120卷，保存了唐以前大量的天文、历法资料和纬书，还介绍了16种历法有关纪年、章率等基本数据。

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的考证，“0”产生于中印文化，是中国首先使用的位值制促进了零的出现。印度是在中国筹算和位值制的影响下才创造“0”的。中国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采用了位值制，甲骨文中有“六百又五十又九（659）”等数字，明确地使用了十进位。在《诗经》中，零的含义被解释成为“暴风雨末了的小雨滴”，计数中把零作为“没有”看待。中国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在注《九章算术》时，已明确地将“0”作为数字了，使用过程中，开始用“口”表示，后来把方块画成圆圈。到了13世纪，南宋数学家正式开始使用“0”这个符号。由此可见，中国是“0”的发源地。

据说，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人终于完成了数字符号1到9的发明创造，但此时还没有“0”。在一千多年后的印度笈多王朝，才出现“0”。刚出现时，它还不是用圆圈，而是用点来表示。至于何时由点转为圆，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但在公元876年，人们在印度的瓜廖尔地方发现了一块刻有“270”这个数字的石碑。这也是人们发现的有关“0”的最早的记载。后来，这套数字符号传到阿拉伯，再传至欧洲。欧洲人误认为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所以称它们为阿拉伯数字。^[13]

（丙）西方历史学“从零开始”

没有“零”，这也说明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可能有“编年史”。

在掌握了“0”之后，欧洲新教徒在“历史学”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明了以百年为单位的“编年史”；它犹如一个历史的杂货铺，把神学及其事迹排成时间序列。这是西方人的历史与历史观的真正起步。(www.daowen.com)

埃里克·库珀说：皮斯卡托《城区教会记事》（Piscator，1526年）分为连续的几个百年，这是作者获得了新的历史方法。……首次在历史著述中分为百年，即《城区教会记事》。但该书是在皮斯卡托死后三十年，被提及于新问世的《马格德堡世纪史》（Magdeburg Centuriators，1559年）；这个历史方法开始出名，以致英语中的“世纪”（century）一词的诞生，可能是直接受此影响。……中世纪后期，存在着多种尝试来实行百年的计算方法。^[14]

我们认为，佛拉西斯（Matthias Flacius，1520—1575年）的著作《马格德堡世纪史》（教会史）是一部原始社会水平的“历史”。中国古人写编年史都分年月日，叙述详细，前后照应。而《马格德堡世纪史》则分为十三个百年，每个百年中堆积素材，各个事件都是孤立的，全无联系，也没有具体时间。以致在文艺复兴期间和稍后，即受中国影响的“历史学的创世纪”那几代西方学者，谈及这部糟糕的著述，不堪回首，因而把它当作失败的案例。

17—18世纪的西方学者是这样批评《马格德堡世纪史》的，“把教会史安排在诸多百年中，首次被《马格德堡世纪史》所采用。……这在许多方面是绝对令人厌恶的，因为它不仅剥夺了读者对历史的兴趣，而且作者未能展示时间的真实联系。它们（教会题材）潮涌而出，一个又一个堆在那儿。”^[15]“歌德在他的《颜色论》中说：按照百年来划分的历史……很不方便。没有实际内容，人的生活和行为犹如走过场。韦尔什博士尤指责……这是最武断的和最令历史无趣的算法，使人分心和烦恼。‘它犹如我们研究地质学，不是连续性地勘察自然层位，而是站在一英里的圈外去观察其空间。’”^[16]

这说明，在佛拉西斯著《马格德堡世纪史》之前，即在16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人对于百年前所发生的事没有概念和记录，遑论历史和历史学。要有的话，那都是近现代伪造的。

印刷术普及之前不存在历史与历史学。亨利·珀金森教授说：（欧洲）中世纪的学者从来不用历史方法。的确，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甚至宣称，在中世纪，人们没有历史感。他们缺少过去和现代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他们没有历史的透视和往昔的意义。当然，他们只知道过去已经过去了，是混沌的，不去注意过去时代和文化有什么不一样。……印刷术带来了历史感，它出现在15世纪的后期。历史感是基于被写的历史的可行性的。……此前，基督教尽可能使书写历史变得毫无必要。……它的教条被编成神秘文字……不仅描绘神变为人的整个故事，而且记录“神的话”。如此手稿所包含的信息不是历史，而是无限；不是时间，而是神圣。……印刷术改变了一切。带着大量副本的手稿被制造出来，散布到各地。印刷术使基督教面对抨击。……历史学破坏了经院主义。^[17]

（丁）西方历史学的奠基者没有年代常识

即使到近代之初，像斯卡利杰那一代西方“历史学创世纪”的元勋们，也几乎没有“时间概念”，而是胡乱设计编年史。例如：

拉·裴瑞尔斯（LaPeyrere，1596—1676年）宣称：“埃及王国统治了上百万年。（Egyptian Kings'had reigned for millions of years.）”^[18]

他又说，迦勒底（巴比伦）的历史记录有47万年，而中国历史有88万年。^[19]

斯卡利杰称，中国的宇宙观回溯到88万年以上。^[20]

“斯卡利杰计算世界被创造，从而确定‘创世纪’的时间，是在公元前3949年。”（Scaliger calculated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nd set the Creation at 3949 BC.）

“然后斯卡利杰计算埃及第一个王朝开始于公元前5282年。”^[21]（早于世界被创造！）

“卫匡国……断定，地球（年龄）比斯卡利杰所计算的5500年要长得多。（The earth must be considerably older than the five and a half millennia that Scaliger had calculated.）”^[22]

所以，21世纪的学者揭露：“我们现在的历史的时间序列，是被15—16世纪的神职人员创造的假货。”（Our present historical timeline is a forgery created by 15th and 16th century clergy.）^[23]

斯卡利杰那几代神职学者对于历史与编年都是胡编乱造，也无法成形；幸亏有了中国朝代及帝王年表作为参照，才搞出来“圣经编年”。当然，若非中华文明及历史的影响所形成的“挑战”，西方的神职学者也就无此必要，而是仍旧继续那些非历史、非文明的神话了。

然而，斯卡利杰所得到的中国历史的信息尚不可靠，远非准确。所以，他设计的“圣经编年”和其他编年都很离谱，又被其追随者发挥至谬。如此情状直到他死后的半个世纪，卫匡国的著作问世才被基本扭转，而使那经过反复修改的“圣经编年”可与真实文明“吻合”，从而充当西方版的世界历史的时间主轴。

立足于西方中心论的两位学者这样写道：大主教詹姆斯·乌雪（James Ussher，1581—1656年）最伟大的成就是改善了由斯卡利杰设计的编年系统。……斯卡利杰努力弥补历史记录与《旧约》之间的裂痕，由此计算出“创世纪”的那个星期天是公元前3950年10月25日。乌雪……重新验算，得出“创世纪”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那个星期天是10月23日，这是更精确的……（荒唐可笑，“神造万物”仅在数千年之前！——引者）

乌雪和斯卡利杰的体系具有美妙的准确性，它有可能让基督教世界“同化”异教民族，全都纳入“圣经规划”之中；它提供了一个适合的框架，来包容所有的历史事实。乌雪设定的，不仅是“创世纪”的时间（公元前4004年），而且还有洪水（公元前2349年）和“出埃及记”（公元前1492年）。^[24]

关于荒谬绝伦的斯卡利杰—乌雪的“圣经编年”受挫于卫匡国的中国编年史，戈尔迪和罗伯特两位教授写道：大主教乌雪……设定世界被创造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波舒哀（Bossuet）在其所著《全球历史》（1681年）中维护斯卡利杰—乌雪的时间系统，却遭遇挫折；因为他不知道这样的事，即……卫匡国的书介绍了中国最早的帝王，明显与乌雪的“全球历史”的编年框架相冲突。中国的编年史是清晰地和连续不断地开始于公元前2952年，在洪水（乌雪设定为公元前2349）灭除地球生命之前的604年，或者在创世纪之后的1656年。如果中国的编年是真的，那么，《圣经》的洪水不是普遍现象，而且《圣经》也被证明是错的。^[25]

从西方历史学之父没有时间概念与年代常识这一点，也能证明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历法、科学、历史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