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援引几位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说明西方的古代历史是出自“中国模板”的。详述如下（五点）：

第一，斯卡利杰生前的欧洲“东方学”的氛围。

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拉赫写道：

早期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们意识到亚洲对于欧洲文明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其伊比利亚的同仁交往，并且去西班牙。……安德烈亚斯·肖特（Andreas Schott，1552—1629年），一个出生于安特卫普的耶稣会士语言学家，在1579—1594年间旅居西班牙……与格劳秀斯、斯卡利杰等人……以及一些耶稣会士领袖保持通信。随后七年，他回到安特卫普，翻译由日本寄回的耶稣会士的书信……法国新教徒斯卡利杰被同时代的人称为“无比的学识渊博”（bottomless pit erudition）……师从东方学家吉约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1510—1581年）。后来，斯卡利杰移居于低地国家（荷兰）……收集地理资料和利用各种途径学习亚洲语言……

斯卡利杰（去世时）留下一大叠中国著述（a large quire of China paper）……斯卡利杰的藏书和东方手稿，包括五部中国图书和一本来自日本的耶稣会士寄回的资料……赠给了莱顿大学图书馆。^[133]

第二，作为现代西方历史学的奠基者斯卡利杰，他的世界历史的“标准编年”来自中国。

赫莱茵·瑟朗教授指出：“著名的新教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在其所著的《编年校正篇》（De Emendatione Temporum，1583年）一书中，重复那很有影响的旅行家门多萨（Mendoza）的富有想象力的陈述（echoed the allegations……of Mendoza.）。”^[134]

傅尔蒙说：“斯卡利杰制作的第一个编年序列是从门多萨那儿得到的中国帝王年表。”^[135]葛拉芙顿教授说：斯卡利杰认真记录了门多萨所介绍的中国帝王系列。^[136]

根据卢明君（Mingjun Lu）教授的研究，斯卡利杰称赞中国是西方的典范，认为东方帝国拥有“极好的管理”（govern its self excellently），公共秩序良好，从而赢得法国人的敬佩……中国人在正义的制度下过着太平的生活……这让基督教统治面对耻辱（they put Christianity to shame）。^[137]卢教授还说，斯卡利杰在首版《时间校正篇》（1583年）的工作版本的边缘，用笔抄下了门多萨所记录的中国帝王系列，从黄帝到明朝隆庆皇帝，总共4282年，以及其中的人物和时间的细节。^[138]“他使用门多萨的中国历史的资料，来构建普遍性的时间框架。”^[139]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激起了（欧洲）编年研究的争论。斯卡利杰在其编年理论中契合门多萨所带来的信息。在金尼阁出版《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之前，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是研究中国的权威资料。中国历史的时间系列与《圣经》是冲突的。门多萨综合了各种有关中国的报告，展示了从黄帝（约公元前2717—公元前2599年）到明朝万历帝（1572—1620年），超过200个帝王的中国历史朝代。门多萨的著作并未处理中国编年史本身的问题，但它毕竟昭示了中华帝国谱系的远古脉络。

门多萨所提供的历史数据和编年是很难被《圣经》所接纳的。当东方的时间线与《圣经》愈益对抗之际，作为近代编年史的创立者，斯卡利杰坚持平等对待“俗世历史”；他借助于门多萨提供的中国历史资源，来建设一个全面的历史框架。在其写作首版《编年校正篇》的时候，斯卡利杰采用门多萨的叙述方法，他思索中国编年史；然而在其第二版（1598年），他则摈弃了东方编年。^[140]

我们应该指出，虽然斯卡利杰按照中国的编年史来设计西方的或神学的世界历史谱系，但完成之后他便“过河拆桥、划清界限”。但是，在其修改《年代学宝典》的第二版时，由他的朋友葛马如代劳，还是非常依赖中国材料，完全不注明出处而已。

关于这件事，荷兰学者琼格（H.J.Jonge）写道：斯卡利杰嘱咐，他的已出首版的《年代学宝典》（Thesaurus temporum），由其挚友葛马如（Franciscus Gomarus，1563—1641年）负责重印（修改后再版）。……根据斯卡利杰在1608年所立下的法文遗嘱（不久他便撒手人寰），他留给葛马如大量的中国论文；这大概是请葛马如用于修改《年代学宝典》的，尽管斯卡利杰没有说清楚。他只说：“大量的中国论文给葛马如先生和学院的神学教授及博士。”于是，葛马如用其所收到的，投身于斯卡利杰的书的新版修订。存在着两种书稿：一本放在桌子上，那上面有斯卡利杰的改错；另一本是尚未装订的，文稿很清晰。后者被葛马如用很工整的文字加以修改，然后交给印刷厂出书。^[141]

第三，进一步阐明斯卡利杰运用中国（朝代/帝王）编年史作为蓝本，创造了西方的世界历史谱系——包括罗马和埃及的朝代—帝王系列。

斯卡利杰在其著述中“隐瞒原型、掩盖真源”，在这个虚构的“泛西方”的历史架构中，不仅在史学体系上的“中国原型”被隐瞒，而且在文明体系上的“中国真源”被掩盖。斯卡利杰旨在“损东益西”——硬是要“太阳从西边出来”，无中生有地在“世界的西陲”搞出更大、更久的“文明”来。(www.daowen.com)

斯卡利杰说自己“获得了由埃及祭司（曼涅托）用希腊文所写的历史的（埃及编年史）残片”；并且感慨道：“我们发现这些朝代……更有可信价值！（We find these dynasties more worthy of belief……）”^[142]但不久便被揭穿。佩塔维斯（Petavius或Petau）虽是斯卡利杰的弟子，但在设计古埃及年表上，两人意见相左；佩塔维斯甚至揭发他的宗师：“佩塔维斯是耶稣会士所指定的年代学者，他谴责道：曼涅托（Manetho）及其埃及王朝是伪造和荒谬（forged and absurd），凡此，斯卡利杰愚蠢地接受之。”^[143]

稍后，英国科学家牛顿着迷于中国的编年史。^[144]据此，牛顿批评西方的学术造假的歪风；他发表了《古代王国的编年史》（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以期“拨乱反正”。“牛顿批评斯卡利杰和佩塔维斯。他总结说埃及王国的持续时间，并非2000—3000年，而是较晚的300—400年左右。牛顿用他的这本书来论战（斯卡利杰）全球编年史”。^[145]

实际上，西方神职学者在杜撰他们的世界历史谱系的过程中，包括具体设计埃及年表和“基督前史”，都形影不离地对照“中国原型”。例如迈克尔·罗素承认：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出埃及的各个王朝？它们肯定是比亚伯拉罕要早若干世纪吗？……最终认为考虑中国的，也就是她的最精确编年史……如果我们遵循它，我们将会把大洪水置于在计算摩西的时间之前的七八个世纪。^[146]

第四，斯卡利杰之后的“中国编年”的冲击。

中国编年史在斯卡利杰生前死后对欧洲的影响，有这样三个“冲击波”：

1.门多萨（中国编年）→斯卡利杰＋乌雪的西方编年；2.卫匡国（中国历史）→福修斯＋佩塔维斯的西方编年；3.利玛窦＋卫匡国＋杜赫德→欧洲启蒙时代的历史观。

斯卡利杰的编年论著所基于的中国历史的信息是不准确的。例如：“斯卡利杰在16世纪末说，根据旅行者的报告，自从世界开始以来，中国已有八万年了。”^[147]所以，破绽百出的斯卡利杰模式，被卫匡国所带来的中国信息所修正（17世纪下半期）。

斯卡利杰仍旧使世界编年史接近（基督教）传统，但他让《圣经》包容现世与异教——埃及、波斯和巴比伦（编年）……这是“革命的”……卫匡国……和福修斯的著述……最深远的挑战“圣经编年”。^[148]

约翰·克拉克教授说：“艾萨克·福修斯（Issac Vossius，1618—1689年）宣称中国文明溯源于公元前2900年，早于洪水500年，从而挑战传统的‘圣经时间’。”^[149]

埃里克教授强调，福修斯“基于极好的语言学知识，获得了大量海外具有爆炸性的信息，例如，被耶稣会士卫匡国（著《中国上古史》）解码的中国年表。”^[150]

伊萨克·福修斯……偶尔发现了中国编年的圆满方案，他是从赴远东的耶稣会士那里获得它的。由此，伊萨克·福修斯深深受益于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后者在1653—1654年冬夏之间，逗留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关于中国的著述和地图。

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卫匡国的中国历史著作，再次激发了对历史编年的争论……他的书没有不良影响，因为它是基于中国本身的编年记录，而迥异于那些神话王国，它展示了最早的中国朝代，显而易见，其存在于洪水之前的证据是能够被接受的。^[151]

下面这段话明晰地告诉我们，西边的“文明古国”都是按照中国历史（编年）被搭建起来的——直到19世纪中叶还离不开“中国模板”！1853年《英国季刊》写道：（我们）极为满意地看到，怎样中国历史的事实与统绪被用来，对在埃及、亚述和巴比伦历史或古代的方面的最近发现，加以时间协合（synchronized with）；精心研究所得的年代系列，就为这些古老帝国打下了历史基础，并且近乎完美地吻合于神学历史（圣经编年），凡是模糊不清的都被消除，编年史的困难不复存在了！^[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