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代的正确序列对于很好地了解大部分的世界历史的编年是至关重要的。（The Chinese dynasties in correct order is essential for proper chron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much of world history.）——《卡普兰世界历史/2016》^[119]

现在看来，西方的“今文明、古历史”都是源于中国——“同出异名谓之玄，众妙之门已敞开”！

如果上述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是基于中华文明的西方的文明与历史，双管齐下，相辅相成，实现“人性恶创造世界”；^[120]而华夏则命中注定地产下了这个“怪胎”——辩证的“统一体”自生的矛盾对立面。所以，它先得承受，然后同化之。

这里只谈西方的历史学——模仿中国史而伪造西方史与世界史。

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推断：通行于今的西方的世界历史——包括几个“文明古国”和西方“古典文明”——是西方杜撰的。与其说是杜撰的，不如说是复制中国的，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原型”来杜撰（中国的帝王朝代谱系和编年）；不仅是复制中国的，而且还要“超越”中国，似乎按照《易经》之“可大可久”的哲理，来伪造更大更久的“文明”，来压倒中华文明这个唯一的母体文明。

在“东学西渐”撞击“千禧神话”的大环境下，16—17世纪之间，有一批欧洲神职学者开始编纂的“编年史”。质言之，这是把原先的神话变得“开放”，从而能够包容比“旧约钦定”更广大的空间、更悠久的时间。如此革故鼎新及其成果，都是中学西被（东学西渐）的产物。

中学西被的一个高峰期是蒙古征服，它所造成的“战争与和平”在各个方面都深远地冲击了亚欧大陆的中西部，而使中国科技与文化——包括历史学——发生了爆炸性效应。就拿历史学来说吧。那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及其史学传统（方法），激发了欧亚非各地的历史研究走向繁荣；^[121]进而，这个东学西渐的强劲势头（又带着沿途各地的附加能量），致命性地冲击着欧洲的神学说教^[122]——世界上竟然存在着超越《圣经》的文明与社会运动，其空间与时间又是那么大、那么长！中国竟然可上溯到基督教“纪元”之前，乃至大洪水之前的很久！斯卡利杰计算黄帝在位是公元前2600—公元前2550年，早于拉丁文版《圣经》的洪水时间（公元前2348年）。^[123]

中国历史学的“传播效应”乘着“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向西运动，冲击欧洲。查尔斯·梅尔维尔（Charles Melville）教授说：蒙古阶段带来了（历史学）的空前良机，我们姑且不论帝国的编年史家的成果……波斯的历史学在可观程度上繁荣起来了……它雷同于在马穆鲁克（王朝）埃及和叙利亚的阿拉伯历史学的极盛。……中东的历史学家们都很感兴趣于蒙古帝国的历史研究。阿拉伯新编年史所包含的信息在卡尼迪王国历史的重要插曲中，投射了光亮。^[124]

在西方，“中国质疑全部的‘圣经编年’的可信性”（China，cast doubt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ntire biblical chronology）。^[125](www.daowen.com)

马里内斯库博士写道：耶稣会士开始把中国编年引进欧洲（The Jesuits began introducing Chinese chronology to Europe）……备受关注的中国的古老文明刺激欧洲，当此之时，这个历史学的“东方新知”也就挑战《圣经》的时间观念。耶稣会士博采中国文化开始于16世纪80年代，那就是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年）出使东亚，然后报告罗马；他建议耶稣会士接纳中国文化，以便天主教使团植根于中华帝国。范礼安认识到，中国人是勤劳和智慧的民族；他们款待宗教，却不是彼此对抗……

他们还认识到，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法律和行政制度，政府官员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充任的；他们钻研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哲学，上溯到“圣经历史”之前。^[126]

“根据福修斯（Vossius）的说法，中国历史可追溯到基督教思想家所认为的‘创世纪’之前，很久很久，它没有中断……由此，中国历史构成了对《圣经》的深远挑战。”^[127]

再加上“四大发明”为其历史学科提供了物质条件。首先是印刷术在物质条件上促成了宗教改革，从而使基督教分裂出“新教”，后者涌现出东方倾向的神职学者和编年史家（近现代西方历史及历史学的缔造者）。汉娜·希金斯说：“印刷术使宗教改革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宗教改革使印刷术成为必要。”^[128]作为现代西方的编年史的奠基者，斯卡利杰是那样的得益于印刷术，他对应用这个新技术来“创造历史”兴奋不已；以致他忘乎所以地说，是自己所在的荷兰“发明了印刷术”的。（Printing was invented in Holland.）^[129]

从斯卡利杰这句话，我们可以断定“古腾堡发明印刷术”（约1445年）这件事，是很迟才虚构出来的。（参见赫塞尔斯著《古腾堡虚构》，副标题是“严格审核有关古腾堡的文件，显示他不是印刷术的发明者。”）^[130]

研究表明，正是在这样的东西方之因缘汇聚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的神职学者们进行了“历史学的创世纪”——照搬东方、为我所用，以中国的编年史为蓝本来依法炮制、照葫画瓢，以充实《圣经》的未知领域；并且，本着可大可久的原则，来杜撰希腊、罗马、埃及和巴比伦等编年史。

刨根究底，作为现代西方历史学的开山祖师，斯卡利杰主要是根据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作者）所提供的不太准确的中国情况来构建西方的编年史^[131]——设计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古代历史的时间与空间架构。傅尔蒙指出：“斯卡利杰的（编年）节律的主导序列是中国帝王年表。”^[132]

在斯卡利杰之后的两百年里，欧洲的“编年史家”不断地根据新获得的中国资料修正和细化斯卡利杰的“编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