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中古和上古的思想、文化和传统都是杜撰的，那么，其知识和灵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让我们来做一番探索和讨论，详述如下：

（甲）“西学东源”的线索

怀海德说，西方这个千百年来默默无闻的民族，凭着控制自然的原始本能而崛起了。^[39]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欧洲从默默无闻中兴起，那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和知识在西方发生了“爆炸性效应”。^[40]

谢和耐说，意大利处于丝绸之路的终端，到中世纪末才开始接受新生活。^[41]

霍布森说，西方兴起是基于中国的科技的，而近代以前的西方在这方面几乎为零。^[42]

克特林·内格鲁称：“中世纪（欧洲教会）充满了伪造文本，都是源自远方世界的奇闻异事。”（The Middle Ages was full of forged texts which related about wonders and extraordinary events from distant parts of the world.）^[43]我们认为，这些事应该发生在采用造纸和印刷的中世纪后期。

托马斯·华通氏（1614—1673年）说，《圣人的传奇》（The Legends of the saints）这本书充满了神话与迷信，但其中也包含着源于东方的真理；一些内容是中世纪希腊僧侣伪造的，他们很熟悉东方的故事。“……在君士坦丁堡被翻译成希腊文的文字都带有东方的想象，它们到欧洲被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就取代了这里的老的文化原型。”^[44]这句话可用这样一个公式概括之，即：东方源泉（故事）→君士坦丁堡希腊文（神话）→欧洲拉丁文（传奇）。

沃尔布里奇教授说：“……产生出模仿的东方文献是很容易的。在后古典时期，大量的著述在一个又一个‘西方先哲’的名义下流传；其中如闻名的俄耳普斯作品，被称为是古希腊的智慧，但实际上，它们的大部分都是产生于一些东方圣人。（Most were fathered on some Oriental sage）。^[45]”我们认为，这些事都应当发生在文艺复兴期间。

历史学家杰弗里·冈恩指出：“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1520—1570年）发表《中国志》（Treatise on Things Chinese，1569年）。达克鲁斯是当时极少数了解中国的欧洲学者之一，他们的相关著述形成了16世纪欧洲知识的基础（formed the basis of sixteenth-century European Knowledge）”^[46]

罗伯特·保加尔揭露：裴瑞尔斯（La，Peyrere，1596—1676年）使用资料诸如荷马、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波菲利（Porphyry，古希腊哲学家）、西塞罗、奥索尼乌斯（Ausonius，古罗马诗人）、梅拉（Pomponius Mela，古希腊地理学家）、克劳狄乌斯（Claudius，古罗马皇帝）、吉维尔、卢坎（Lucan，古罗马诗人）、杨布利柯（Iamblichus，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贺瑞斯（Horace，古罗马诗人）、瓦罗（Varro，罗马执政官）、约瑟夫斯、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希腊历史学家）和希罗多德等等。很难说，他（裴瑞尔斯）在引用上述古代人物的“著述”的时候，真的阅读过“原文”，而不是转抄来的。他通常参考……斯卡利杰的，这是他的资料来源。“被引用的是斯卡利杰的关于中国的编年史”。^[47]

以上引文可见，斯卡利杰和裴瑞尔斯等人很可能是使用中国资料，炮制古代希腊、埃及和罗马的文献的。德国神职学者珂雪（Athanasii Kircher，1602—1680年）利用汉学创建“埃及学”，从汉字演绎出埃及象形文字，进而，他又反向制造了“西来说”，那就是：鉴于同是“象形文字”，再鉴于（古代）“中国与埃及的风俗及仪式皆相似”，“中国宗教与埃及、希腊皆相似”和“中国的多神崇拜与埃及、希腊皆相似”，所以，中国的宗教迷信乃至整个文化均起源于埃及。然而，同时代的别的欧洲汉学家都持相反见解。^[48]这段话让我们多少能够判断，近代早期杜撰的西方“古老文明、古典文明”及其诸神，包含不少“中国元素”。

（乙）关于犹太—基督教的知识来源

7世纪初，阿拉伯先知号召其信众“远到中国寻求知识和科学”（seek knowledge and science as far as China）。^[49]

神秘学大师斯威登堡说：卡巴拉（犹太哲学）源于中国。^[50]列奥斯查亚阐述：按照《卡巴拉》，智慧生于无（Nothingness），犹太哲学的最高原则是“无的统一”，超越存在；这是中国的“道”：无极—太极→无—有→阴—阳→万物……^[51]

耶稣会士白晋说：“基督教的神秘已被预先包含在最古老的中国文献中。”^[52]“《易经》包含了全部的基督教的理智和启示。（The I Ching contained the totality of Christian reason and revelation.）”^[53]

德国的东方学权威马克斯·缪勒（1823—1900年）断言，基督教起源于佛教的影响（Christianity originated under Buddhist influence.）。^[54]

詹姆斯·斯基恩（James H.Skene，1812—1886年）疑虑：在神学福音与东方哲学及迷信之间进行一个热情的、俗世的对照；那么，《萨德》、《吠陀》和孔子的思想则居于优先地位。我们的救世主是模仿佛教或（印度教）克利须那神……？婆罗门和撒旦教是罗马天主教等级的原型？基督教总的是从亚洲抄袭来的？^[55]

英国历史学家杰夫·罗伯茨说：“佛教的影响全然地渗透于福音书，在早年基督教的诺斯底派福音书中，如此影响是确定的。杰出的佛学家林特纳博士（Christian Lindtner）坚信：……福音书乃至整个的《新约》都是来自佛学。”^[56]

罗博特姆（A.H.Rowbotham）说：“（16—18世纪）中国成为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China became‘the repository of the Logos’of divine revelation.）^[57]

简述一下前近代的宗教与学术传统被伪造的精神源泉。诸多学者共识：《圣经》是在中古后期才首次被“编纂”成文的。^[58]其中较晚出的《约翰福音》在思想上迥异于全书，它提出了“太初有道”（太初有言），从而隐含了在“上帝主宰、神造万物”之外的自然规律；这个“道”或自然规律，就是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它是“神本—上帝中心”到“人本—人类中心”的过渡。深入研究，不难发现，“逻各斯”（太初有道、太初有言）就是宋明儒学的“天理”（道、圣言）。^[59]徐梵澄指出：“按照《约翰福音》第一章，‘逻各斯’能被最好的理解。宋朝的新儒家无非就是‘逻各斯’的知识。最高的逻各斯就是万事万物的‘道’。”^[60]

总括“道”在西方发生变异的过程，如下：

天理（太极、圣言）→逻各斯（太初有道、太初有言）→自然法（自然哲学、自然科学、自然权利）→人类中心主义（天理＝人欲）。

在16—18世纪，西方的“古典文化”和“古老文明”以及许多犹太—基督教经典，都尚未被打造成型，有的刚刚开始；而唯一可信赖、可查证、可参考的古代知识，就是中国历史与文献。最古老的智慧是“元一”的（老子曰“昔之得一者”）：要么是产生于“创世纪”之前，要么是亚当把“最纯的知识”经过几代，传给了一个现实中的“圣人”，于是就把它扩散开来。而在16—18世纪的欧洲，许多人认为掌握最古老智慧的最早圣人，就是伏羲，之后才有其他“异教智慧”的。《道德经》曰：“有无相生”；“同出而异名……玄之又玄”。

李弘祺教授写道：（17世纪）白晋（Bouvet）和富凯（Fouquet）……共识：中国远古的一定阶段并非属于其自身，而是代表早期人类的整体……“中国变成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洪水之后，诺亚的儿子闪保持了亚当给予的最纯的秘密知识，他到了远东。中国古籍蕴藏了前基督教的启示。《易经》的卦象的传奇发明者伏羲被确定为伊诺克/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奇斯图/阿努比斯/透特/琐罗亚斯德，亦即，他被确定为诸多圣人的原型。……如果伏羲是圣人伊诺克，因为被杜撰的《伊诺克书》部分参考弥赛亚，那么，它们的一些踪迹就应该被发现在中国。如此信念是白晋促成的……在中国，理想的人在经书里被描绘成圣人，这个形象也就被确定为弥赛亚。^[61]

（丙）“古埃及”的中国源

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伊萨克·卡索邦等人证明“古埃及”赫尔墨斯智慧是被伪造的。^[62]

被称为古希腊、古埃及的赫尔墨斯神和赫尔墨斯智慧是怎么来的呢？学者们查来查去，发现是在中国。中世纪后期，一位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一封信中说，赫尔墨斯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居民。^[63]

意大利远东研究所会刊称：“如果我们对语言技巧进行图像分析，赫尔墨斯的诗歌明显有着中国起源。”^[64]

德国东方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年）考证，“古埃及”伊希斯女神（Isis）和奥西里斯神（Osiris）是参考中国的“阴性”和“阳性”造出的。^[65]对于埃及象形文字与古代汉字相似，许多人断定汉字是“西来”的。哈盖尔则根据汉字是深具文化内涵的文字，坚信埃及象形文字是汉字派生的。（Egyptian hieroglyphics from the old Chinese characters，will undoubltedly derived.）（在我看来，第一批“埃及象形文字”是17世纪欧洲学者利用汉字“演绎”出来的，后文详述。）^[66]

耶稣会士白晋推论，伏羲就是赫尔墨斯。^[67]“在1700年晚些时候，耶稣会士白晋在他和莱布尼茨关于《易经》的通信中，称这部文献最惊人地保留了古代的赫尔墨斯智慧。”^[68]“（易经）这部著作包含着所有科学的原则，确切地说，它是个充分发展的形而上系统。”^[69]

白晋说：“我带来特别的知识，诸如希伯来摩西—犹太秘密哲学和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哲学，那就是中国象形文字智慧里的真元素。”“伏羲这个人物被变成多个智者的名字，诸如埃及和希腊的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奇斯图斯、希伯来的以诺和波斯的琐罗亚斯德。”^[70]

白晋还说，伏羲是“天狗”，赫尔墨斯是人身狗头。莱布尼茨同意白晋所言“所有的智慧都溯源于《易经》”。白晋主张，卦象所包含的（知识基因），不仅是中国科学，而且是所有的数学。^[71]康熙时完成的数学百科全书——《数理精蕴》，其序言称数学源于伏羲八卦（按：白晋作为数学家，参与了该书的编纂工作）。哲学家熊十力说，八卦与《九章》相表里，因而，数学起源于《易经》。^[72]

再者，体现数字命理、神秘符号和原初智慧的幻方，应该是与数学同根而相成的，它也被通过各种形式用于诸文明的象征。人类学家米兰达认为幻方的起源被公认是《洛书》。^[73]

实际上，近代西方的数学基本上是源于中国的；而在此之前，西方不存在数学。（详见本书第九章）

（丁）“古希腊”的中国源

圣蒂内洛写道：“希腊智慧完全来自东方。但是……它的东方起源的哲学、数学和几何学……都被说成是古希腊人创造的。伯内特（Burnet）……说，‘每一个希腊理论都能够被追溯至东方源头。’”^[74]

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历史学家詹妮·罗斯写道：“伯里耶（Beurrier）说，古代近东哲学与中国的宗教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直到18世纪，琐罗亚斯德、赫尔墨斯和以诺（Enoch）被确定为伏羲——中国古代神秘人物和《易经》的原创作者。……卜列东（Plethon）指出，‘柏拉图哲学不是起源于他自己，它是通过毕达哥拉斯主义派生于琐罗亚斯德。’”^[75]而毕达哥拉斯哲学则来自中国。^[76]

根据上下文推论：“希腊智慧”来自东方：“希腊智慧”（哲学和其他）←近东（赫尔墨斯、逻各斯、琐罗亚斯德）←中国（《易经》、“道”和科技知识）。

上文提到的卜列东（Georgius Gemistos Plethon，约1355年—1452年，意大利文艺复兴人物），有学者指出，这位“柏拉图主义的倡导者”就是柏拉图著作的真正作者。并且，柏拉图的名字就是他本人的名字，其演变是：（前三者都是卜列东的名字）Plethon—Pleton—Pletho→Plato（柏拉图）。^[77]也就是说，卜列东是使用东方智慧杜撰出“柏拉图”的（也许开始时，他写的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但被后人——费奇诺等人——篡改为柏拉图的作品。详见本书第十章）。但两位历史学家伍德豪斯（Woodhouse）和巴图希斯（Bartusis）主张，（新柏拉图主义）卜列东的恢复“古典希腊”是他个人的伪造。^[78]

伊凡吉留教授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更亲近于遥远的印度和中国，而非亲近于欧洲哲学，尽管后者被说成是‘诞生于’希腊哲学。……文艺复兴时期卜列东评述亚里士多德哲学是进口的。”（卜列东也承认，柏拉图是东方的）。伊凡吉留教授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古代圣哲摆脱了神权教条，而这在欧洲是近代的事。^[79](www.daowen.com)

在我看来，希腊哲学和欧洲哲学有两个共同点：1.非宗教或现世性；2.自然性或客观。但两者在古代只存在于中国，是与“道”一体的表象。其分裂的形式（主客两分：寻找规律、控制万物），在近代西方先后出现了两个“版本”。

Ⅰ.杜撰的“希腊版”（静态）：“道的碎片”融入“神创论”，形成了逻各斯（主体“置身事外”）；

Ⅱ.现实的“欧洲版”（动态）：“道的碎片”融入“进步观”，形成了辩证法（主体“随波逐流”）。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有一位学术权威，曾负责编译李约瑟的著述；但他一直以来都在贬低李约瑟的成果（说李约瑟夸大了古代中国，不属于“西方主流”）。最近这位学术权威又在兜售“西来说”——宣称《周髀算经》（汉代天文历算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域外天学”。他提出好几个理由，其中主要两点是：1.它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希腊式公理化体系”；2.古希腊很早就有类似学说。

然而，古希腊及其成就都是杜撰出来的，该专家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也是被伪造的。^[80]

不过，如此“西来说”反倒有助于我们侦探原委，即那些近代早期问世的“古代”希腊与埃及的各种科学都是寄生于包括《周髀算经》在内的诸多中国文献的（好比达·芬奇的科技成就“寄生于”《农书》）；同样，“古希腊”哲学直接本于“古埃及”（逻各斯^[81]与赫尔墨斯智慧），间接源于中国。清代思想家戴震在和耶稣会士交流的过程中“有了很清晰的证据，即西方的相关方法都是源于《周髀算经》”^[82]。戴震发现耶稣会士在操纵“中国天学”，他们谎称西方“古已有之”。^[83]在华耶稣会士是西方造史运动的“吸吮管”。

长期以来，大家都误以为耶稣会士给中国带来了“科学与文明”。不错，耶稣会士是带来了一些源于中国发明的科技，但较之他们从中国拿走的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其获取中国的科技的同时，更多的是在人文方面，他们促成了西方全面“引进中国”，从而塑造了欧美文明和它的“世界历史”（后文详述）。这里只谈科技。罗尔斯说：“16—17世纪的赴华耶稣会士导致中国的科学成就倾注欧洲。”^[84]直到1751年，伦敦皇家科学院授予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荣誉会员，表彰他所提供的有关中国科学的信息。^[85]

戴震还说，勾股定理就是“毕达哥拉斯定理”。两者一模一样，又是古希腊在先？东方学家格拉迪施（August Gladisch）证明：“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不是源自埃及，而是撷取于中国”；^[86]毕达哥拉斯还“从中国获得了轮回观念”；^[87]另外，希腊神话亥帕波尼亚（hyperboreans，住在北方乐土）是中国素材。^[88]

哈盖尔考证，“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算盘是毕达哥拉斯从中国获得的。毕达哥拉斯的理论要么直接来自中国，要么是埃及流传的中国知识。毕达哥拉斯名言“所有的性质归因于数（All the properties ascribe to number）”，这句话是受中国启迪的。毕达哥拉斯的音乐理论（包括七弦琴和七音音阶）源于中国。所谓的希腊人帕拉墨得斯发明了国际象棋，那是中国的。“古代”希腊、罗马天文学黄道及星座与中国有关。普鲁塔克书中庙宇与中国相似。……哈盖尔感叹道：“太多抄袭中国的！（So many plagiarisms from China）”^[89]

列维京博士说：英国历史学家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1552—1618年）所写从喜帕恰斯到托勒密之间的希腊天文学著作，“显示早年英语的相关讨论和阐述都汇入了中国证据之中”；其理由是，“大量的中国知识是从远古传下来，因其没有受《圣经》巴别塔变乱语言的影响——中断和失散”。^[90]这意味着什么？近代早期出现的“古希腊”天文学是中国的相关知识的翻版？实际上，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者们杜撰希腊哲学与科学都是基于“中国证据”的。

更为讽刺和荒唐的是：因为嫉妒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挟“中国热”而居于欧洲的文化中心，德国的民族主义便迁怒于中国，同时狂热地打造“古希腊”，这就是1798—1830年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学术主旨。然而在其思想酝酿的过程中，德国浪漫主义竟是透过共济会的管道，大量汲取中国的古老智慧。^[91]这样一来，正在形成中的“西方古典文化”和“德国古典哲学”都很自然地包含了许多“中国元素”。（详见本书第九章）

（戊）共济会等神秘组织的精神源头

据我所知，西方的三个著名的“神秘组织”——共济会、光明会和玫瑰十字会，都是从中国撷取“道的智慧”，来充实其自身的神秘学和古埃及的神学，然后把它们的历史溯源于“古老文明”之中的。

“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的秩序的建立者都把佛陀、孔子、摩西和耶稣四尊奉为种智大师（The Seed Master）。”^[92]

共济会导师拉姆谢伊（Andrew Michael Ramsay，1686—1743年）把中国古代神秘观念注入了光明会的信条之中。^[93]

在18世纪30年代，拉姆谢伊塑造了完全不同的共济会，综合赫尔墨斯神学与基督教的千禧年……1727年，他发表《居鲁士游记》……把“赫尔墨斯智慧”置于古代中国（伏羲—周易），不再谈埃及起源的问题。^[94]

玫瑰十字会将中国的古老智慧奉为一切知识的源头。

该组织把老子的这句话作为其箴言之一，即：“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95]

“德国僧侣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在花时间学得东方神秘学之后，于1402年创建了玫瑰十字会或红十字会。这很可能是虚构的人物。”^[96]

据说，玫瑰十字会有人在三十年战争期间逃到中国。^[97]

玫瑰十字会导师麦克斯·海因德尔（1865—1919年）在其所著《罗森克鲁兹和玫瑰十字会宝训——现代外衣里的古代真理》一文中写道：

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的，我们的进化亦然。灵与肉齐头并进。太阳赐予自然光，众所周知，它从东向西带来光明与生命，从地球的这边到那边。太阳是可见光，而人则是光合所成的一小部分。

就像自然光促进生长一样，存在着不可见的精神太阳，它促进灵魂成长，从地球的一部分到另一部分。这个精神冲力的运动和太阳的从东向西是一个方向。

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一个灵性的新浪潮在太平洋西岸掀起，开始启示中华民族；在这个天国，孔子的宗教被成千上万人拥抱。我们知道，稍后这个浪潮产生了佛教，一个导师牵动了数百万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心灵。这个精神继续西进……崇高的基督教由此而起。^[98]

亦即，在薛福成（1838—1894年）看来，“世界的智慧发轫于东方，而中国则是智慧之最。由此，西方的科学与体制事实上都是源于古代中国，今日西方之强大是基于它有机会、有能力发展中国的知识系统而已。”^[99]

西方中心论者黑格尔承认：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到西方；但他强调，中国是起点，代表着“幼稚”，西方是终点，代表着“成熟”。^[100]而伏尔泰的见解则与上述海因德尔一致，认为中国智慧向西传播，经过印度和中东，而激活西方——首先是基督教作为这个文化西进的结果。^[101]

（己）孟席斯的研究可供参考

赫内基的一部历史小说中有一段对话：（一名中央王朝的官员说）“我们的皇上希望把整个世界置于儒家的和谐之中。为此，他创造了一个大舰队和一套包含所有的人类知识的百科全书，后者即将完成，那就是‘大典’。舰队将携带它，传播和谐。”卜列东惊讶道：“所有的人类知识？不仅仅是中国人的？”^[102]

孟席斯认为，在明朝前期，中华文明掀起了知识传播的“大跃进”，文艺复兴和欧洲文明则应运而生。在孟席斯看来，郑和舰队俨然是一所空前绝后的最大的“流动大学”，它拥有占当时世界的一大半的知识。

孟席斯写道：郑和的舰队是多国的集合，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确保各舰船的船长们能够了解全体船员以及舰队到访地区的宗教、历史、文化背景资料与风俗习惯。他们拥有这样做的理想工具——《永乐大典》。这部大部头的百科全书共计五亿多字，是朱棣留给人类的伟大遗产。全书共11095册，摆开的话，可占皇家旗舰甲板的三分之一。

郑和与他的将军们事实上是《永乐大典》里知识的核心操作人员，他们当然要把这部百科全书带上他们的舰船……

如李约瑟指出的那样，郑和航海中的发现将成为（补充）《永乐大典》的一部分……朱棣知道，获得知识的最好方法就是分享它（引者按：《道德经》曰，圣人没有私心，什么都无保留，他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很充足。原文，“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向蛮夷们展示中华的知识与文明是如何的博大精深。于是，郑和与他的军官们就成了传达《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中知识的关键人物。因此，他们需要在船上存有《大典》的抄本，还有关于内容简短的译解，这样就可以传达信息了。朱棣大大发展了中国的印刷术，这使得《大典》的一部分可以再版。甚至“帕斯卡”三角也被收入《大典》（在距帕斯卡好几个世纪之前）。

中国人总是很实际。数学被用于测量和制图。在东汉时（公元25—220年），中国测量者就使用了指南针、矩尺、铅垂线和水平仪；在3世纪他们已经使用直角的三角学；在15世纪他们使用雅各棒来测量高度和距离。1247年秦九韶在他的著作《数书九章》（被收录进《大典》）中利用中国数学知识和测量仪器计算出稻田的面积，会淹没稻田的水量以及因此需要的堤坝大小与限流量。他给出了运河建造的不同方法和必需的闸门强度。与郑和所利用的相似的军事机器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被陆续实现。《永乐大典》里记述了如何建造迫击炮、火箭筒、大炮、火箭驱动装置、喷火器以及各种各样的火药炸弹的制作方法。这本大部头的百科全书是大量信息的一个集合，旨在把中国几千年来在各个领域里取得的知识成果汇集到一起。

郑和是何其幸运，能够带着有关人类各个领域活动的知性知识的无价之宝，扬帆起航。他指挥着一支伟大的舰队——不仅军事和海军的素质优良，而且船上所载的货物也华美之极——宝贵而复杂的智慧财富。这支舰队是具有当时世界上一半知识的宝库。他也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他们可以通过知晓17种外语的口译人员与外国首领交流，这些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地语、泰米尔语、斯瓦希里语和拉丁语。他的舰队仿佛是一所海上流动大学，并且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所包含的知识和学问是当时任何一所大学所不能企及的。^[103]

以上所介绍的“西方传统”（古典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只是一个尝试，只想抛砖引玉。

伏尔泰说：“如果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希望自己了解世界所发生的事；那么，他首先是放眼东方——各种学科的摇篮，赐予西方一切。”^[104]中国文化岂不就是“西学”的活水源头？

朱熹《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