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们某个智慧之士的观察，所有的古代史都是神话，人们则信以为真。（All ancient histories，as one of our wits has observed，are only fables that men have agreed to admit as true.）——伏尔泰

研究表明，那些与近现代同构的或西方式的古代历史及其文化、思想和著作，都很难说是真实的。它们包括：1.西方的“古典文明”（古希腊、罗马）；2.泛西方的“古老文明”（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亚述等）；3.犹太—基督教“文明”（中世纪欧洲、犹太教古国）。

众多学者揭示，通行于今的西方版的世界历史,是在《圣经》的框架中建造起来的洋洋大观的空中楼阁，它是摇摇欲坠的。先看作为时间轴线的“圣经编年”本身，它一直是问题重重。

桑迪斯·文施博士写道：基于《圣经》来重建人类编年史，一开始就出现了裂痕。文艺复兴学者们的雄心壮志，是整合《圣经》资料与别的文化的记录，尤其是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间记录。偶尔一个小的“创造性”就会影响深远，例如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1432—1502年）公然伪造公元前3世纪巴比伦祭司波洛修斯（Berossus）的残片……16—17世纪夸大“古巴比伦”的文字，通常都与安尼乌斯有关。然而，这只是症状，而非问题之根源；简而言之，无法圆满地把不同的编年史纳入《旧约》的框架之中……^[1]

为了从《圣经》中推导出统一的编年史，尤其是要安排各个事件日期与通史年代，学者们必须进行多方调节，因为并非所有的编年系统都能在《圣经》框架内彼此吻合，特别是与犹太—以色列王国相吻合。七十士译本《圣经》与希伯来译本是不同的时间序列。一些学者倾向于七十士译本，因为它有可能把“创世纪”的时间提前。而且，来自别的文化——主要是中国——的编年史，所记载的时间比希伯来文本《圣经》要悠久得多。^[2]

这段引文中提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安尼乌斯，我们稍后还会讲到，他总共杜撰了17部历史书，其中包括古代的波洛修斯的《巴比伦史》和曼涅托的《古埃及史》。它们是怎样变成“西方正史”的呢？在17世纪以前的西方，包括这2部书在内的所有的“历史”，都没有时间概念，或是时间错乱；它们只是在中国编年史到来之后，统统都被进行“时间定位”，从而系统化的。我们从下面亚瑟·麦卡拉的话中，可见端倪：

“……中国文明构成了特别的挑战……被耶稣会士传入的中国历史记录，其不间断的悠久绵长，超过了《圣经》时间的限度。如此刚被发现的编年史促使西方人重新考虑他们的古典史料，尤其是波洛修斯和曼涅托的史料。波洛修斯是巴比伦的祭司，曼涅托是古埃及祭司。后者是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赫里奥波里斯《太阳城》的作家，他用希腊文写了这部书。”

构思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及其余波和随后的融入希腊化世界，两人分别谱写此种历史篇章，宣称古埃及和巴比伦都比征服它们的希腊文明更古老、更优越。

波洛修斯的《巴比伦史》和曼涅托的《埃及史》皆已湮佚，我们从17世纪发现的古代犹太教和基督教作者的书中获得一些相关资料……

波洛修斯提供了惊人的数据，即：根据天文学档案，这个诺亚洪水之前的王国（巴比伦）的时间跨度是432 000年。曼涅托把古埃及划分为31个王朝……“神的王朝”（前王朝）是24 925年，“人的王朝”是11 600年……总计是36 525年。^[3]

实际上，西方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很迟才形成时间概念、“标准时间”和公元纪年（包括“公元前”）的，大约是在17世纪中叶的事。因而文艺复兴时期杜撰历史，在时间上都“太离谱”了，动辄几万、几十万年。上面引文所说的《巴比伦史》（43万多年）和《埃及史》（3.6万多年），都被17—19世纪的西方学者按照“中国时间”大为削减。那时，伏羲是世界历史最早标识，中国历史最古老；其他的，除了“圣经创世纪”之外，都往后排。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再次调整，就变成今天这种“世界编年史”了。(www.daowen.com)

中华文明对于近代欧洲与古代西方的“双项塑造”，皆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汉学家孟德卫说：“17世纪的欧洲之缺少文化优势，暴露于中国的知识挑战的面前。中国历史形成‘欧洲认同’。”（China's history posed European identity.）^[4]

这就是说，以前没有历史与文明的欧洲，在近代之初要借助于中国历史来塑造其将来与过往，从而获得一个无比优越的“文明”。1.“借助于中国历史来塑造将来”：在17—18世纪，欧洲全面而系统地引进中国的思想和制度（中国“启蒙”西方）。2.“借助于中国历史来塑造过往”：欧洲人需要参照中国历史来“照亮”他们近代以前的漫漫长夜，来定位和充实那个未知的时间与空间。

确切地讲，通行于今的西方版的“世界历史”的缘起是：《圣经》神话+中国历史。那就是：西方神职学者借助于中国历史而搭起一个包罗万象的“圣经框架”，与此同时，启迪和取材于东方文明——“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恰值“东学西渐、中学西被”。这样一来，基督教欧洲就有机会、也必须把神话变成“历史”，以适应来自东方的非宗教的和现世性的严峻挑战。

欧洲神职学者基于中国的编年史，来铸造“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古典文明”与“古老文明”的编年史）；再把被中华文明所打通、联通的全球地理，当作它自己的“历史空间”。

在接触到中国文化与历史之前，西方学者（神职学者）基本上是既无时间概念，也无空间概念。时间上，在中国影响下，是17世纪才形成“公元纪年”的（他们却说是“古已有之”）；空间上，“巴比伦”原本不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是中世纪欧洲的哥特小镇。^[5]

在一些非西方中心论的学者看来，近代西方模仿中华文明并非仅是建设西方文明，它模仿中国历史并非仅是建设“西方历史”；两者都是为了西方主宰世界，首先是取代中国的文明中心的地位。于是，西方通过武力进行全球扩张和它通过伪造进行“历史扩张”，双管齐下，双喜临门。

孟德卫较为婉转地解释道：在17世纪，被那些（欧洲）思想所卷入的是：把中国的悠久历史与“圣经编年”相妥协；以欧洲的世界地理的新知识来同化“中央王国”的中国观念（天下观、普天之下）；把关于中国的新的资讯融合到（欧洲）固有的神秘理论之中；协调基督教与中国这个“高贵异教”的地位；消化关于中国语言的信息，服务于欧洲之寻求一个世界性的语言……研究“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解码中文的钥匙）；最后，把中国传统的生命数字观念（命理学）与欧洲最发达的算术理论相妥协。

17世纪，欧洲人寻求世界性语言使得他们着迷于中国语言。培根和别的杰出学者皆感到中文是语言的模范，因为它的表意原则超越了地域限制和各种方言；如此共识使汉语一度被热议，是否可以作为世界性语言的候选者……《圣经》中亚当的原始语言早已失传（引者按：那时的西方人似乎感到西方是巴别塔之变乱言语的受害者，而中国则是“书同文”的成功者）。

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和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年）带回（欧洲）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信息，宣称其“高古绵长”，它震撼了欧洲思想界；以致促成了基于七十士译本的“圣经编年”取代（时间较晚的）拉丁文版本，如此行动伴随着一系列的离奇的创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