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欧美文明或现代文明）和它的“历史”（古典文明与古老文明），都是源于中国；两者一实一虚，相反相成，而喧宾夺主——取代了有史以来的中华文明的主导地位。

第一，西方文明源于中国。

近代以前的西方，无论是中古，还是上古，都是很原始的（零发展）。中古—近代之交，西方几乎是从零开始拥抱“文明”——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东方赐予”。那时的欧洲只有一个客观优势，即被中国技术所提升起来的地理优势（海洋地缘），这不仅使它成为连通和掠夺西半球的捷径，而且还使西方有幸躬逢文明的接力传递。这一“地缘政治”的优势，支持西方长足发展和宰制全球长达500年。

基于中国成果的西方“文明要素”是：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国家制度、自由经济和哲学思想等。

1.科技：A.四大发明促成了西方的民族国家、书写语言和新教运动；B.众多的中国发明奠基了西方的科学—工业革命；C.中国的有机自然的哲学引导现代与后现代的科学。

2.民主：儒家的现世有为、民本人文、自然哲学、选贤举能和科举考试，分别“启蒙”美国与法国的革命及其建国立宪，也启蒙了欧美的天赋人权、民主政治和文官制度。

3.制度：近代欧美步武战国七雄，兼取中国历朝的行政管理制度，从而形成了重实效、善组织、排他性和应战型的民族国家。现代世界的各种制度差不多都是古代历史中国的发明。

4.经济：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持续发展和创新的“经济体”，宋朝开启了全球近代化。西方的经济思想、经济体制和财政金融以及全球贸易体系，都是基于中国的成就。

5.哲学：中国哲学的“道”传至西方，被“一分为二”。逻各斯和辩证法：前者融于神创论，而伪造希腊哲学及赫尔墨斯智慧；后者融于进步论，而衍生近代哲学及神秘组织精神。

第二，西方的“历史”源于中国。

中西相遇之初，《圣经》神话体系受到严峻挑战。当此之际，在基督教内部，一些持异议的神职学者（人文主义者）借助于四大发明与东方新知，再按照《圣经》中的“线索”，大量杜撰“异教文明”，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和巴比伦等历史、文献及文物，其首个高峰期是“文艺复兴”。不久，欧洲文化的中心尾随“中国影响”而转移到了荷兰（后来又到法国）；留下的意大利，则被达·芬奇等人所引进的中国的军事科技（“偷盗天火”）所摧残，而陷于长期混战与分裂。此需解释：近代以前的欧洲，由于没有“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不仅不能创造科技，也几乎不能接受外来科技；众多的中国技术导致其宗教失控、人神火拼和族群吞噬，如果不是指南针等把火药从自我摧毁，转向海外征服，那么，西方早就自体毁灭了。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人去楼空”之际，西方的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神职学者、人文主义者）从法国赶到荷兰；他参照和模仿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的朝代帝王年表），建立了“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希腊、罗马、埃及和巴比伦等“时间序列”），用它们来经纬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在建立起这个框架之后，斯卡利杰就把他之前的所有的神话、传说和杜撰当作史料，填入其中。在斯卡利杰死后的200年中，即在17—18世纪，大群西方学者——包括科学家牛顿——都在利用越来越准确的“中国信息”来校对、修改、批评或补充“斯卡利杰编年史”。中国式的西方历史学，成为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间的“热门”。

最具讽刺性的是“古埃及”。它的历史（王朝与国王系列）是中国历史的朝代帝王序列的翻版，这是“埃及学”的起因之一；其二是它的首创者竟用古代汉字“推演”出来象形文字（说是“圣书体”），然后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共济会、拿破仑和商博良三者的杰作——“发现”罗塞塔石碑和“破译”象形文字！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公元纪元”不是西方的原创，而是元朝《授时历》的“改写”。还有，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任何“现世制度”（中世纪欧洲是原始社会＋宗教迷信）；在18—19世纪，西方学者“引进”周朝的封建制与贵族制，便把它们说成是“中世纪欧洲”的固有特性。

表解　欧美文明和西方历史都是“复制中国”

一、人的景观，神的景观

近现代是“以人为本”的文明，是一个人欲、人智、人为和人口皆是“爆炸”的新纪元，它的特点是与宗教社会相反：现世或俗世、发展与发明、人本和人文。这是依靠被打开的“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这就是说，此种文明只是近现代的现象。

在近代以前，“人的文明”和“人的历史”都只存在于中国，但它们是被“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所开创和制导的；而西方则是“神的社会”，它对于“人”的一切，不是包容和调节，而是禁锢或窒息。因此，现代文明——包括欧美文明——只能是源于中国。再细说两点：

第一，“易经式”的和谐健行、周期平衡的“有序运动”，是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原创机制”；它在历史上，独一无二地使中华民族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发展与创新，而持续亘古。然后是“量变→质变”：在欧洲这个生物圈“自卫系统”的薄弱环节和连接东西半球的“海洋捷径”，发生了突破，这也就成全了西方——文明中心的中西易位。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解放潜能，狂热发展，这是“破天荒”的！但这毕竟是挑战星球和人类自身的极限，因而不能长此以往，而须重新被纳入《易经》的“和谐之道”，否则便是“‘易’不可见，乾坤毁矣！”

可持续性发展专家麦克尔罗伊说：“对于这个星球上最古老和最有活力的文明之一来说，《易经》继续形成其命运和意识。”^[1]

第二，按照现在的文化含义，近代以前的西方只有《圣经》神秘和神话，而无“现世”的一切，没有文明元素，没有历史和历史学，也没有时间概念（没有现世或现代的时间观念）。中古与近代之交，欧洲人“发现中国”，却使《圣经》受到了真文明的致命挑战。于是，神职学者开始“历史学的创世纪”，即按照中国历史的内容和时间序列，在《圣经》的框架下，不仅把其神话、传说和杜撰都变成了“历史”，而且坚持“神造万物”的原则，来囊括被中华文明所开通的世界及历史。到19世纪，西方中心论学者在“圣经编年”的框架下，根据圣经神话的线索，在近东地区进行“科学考古”，这就是“历史学的十字军”。

在伏尔泰看来，西方的“古老文明、古典文明”的起源与奇迹都是荒谬的，它们都是在重复那终古延绵、存活至今的中华民族的历史。^[2]

图解　欧美文明及现代世界和西方版的“世界历史”，都是源于中华文明

二、有序运动，无序运动

思想、文化、宗教、组织、国家和社会等无不在运动。究竟是哪一种或哪一些运动牵引世界，行进于历史长河之中，而来到近现代的呢？为此，我们有必要引入“有序运动”和“无序运动”这一对概念。

虽说所有的思想、文化、宗教、组织、国家和社会的运动都是“有序运动”，否则，它们都不能存在；但是，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对内有序”和“对外无序”（具有排他性与冲突性）——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例如，西方文化是通过对外制造“非理性、不和谐”来达成其内部的“理性、和谐”的。因此，古今世界绝大多数的社会运动都是“无序运动”。

唯有中华文明是真正的、全面的“有序运动”，它遵循和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亲情到博爱，从爱人类到爱自然；无远弗届，民胞物与。我们认为，中华文明的有序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总动力，是它把人类带进近现代的；而许多“无序运动”的暂时得逞，都是寄生于它的。分析如下：

在近现代，传统的“有序运动”似乎失灵，而西方式的“无序运动”（内部有序，对外无序）则尤能发挥“神效”。为什么？因为1492年之后的世界联通，西方可以把其社会运动的“副作用、负面性”向外疏解或宣泄，让偌大的生物圈和那些“地缘欠佳”的国家去承受，而使其自身得到的全是“正能量”。但在近代以前，西方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运动是绝对行不通的；那是因为自然占绝对优势，人受制于地理环境（囿于本土生态），故而不能向外疏解矛盾（至少不能持续良久）。

在近代以前，任何的“无序运动”或带有排他性与斗争性的“有序运动”，都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直接抵消，结果为零；所以根本谈不上“发展与文明”，倒是须用宗教把“运动基因”禁锢起来，以免自体毁灭。就像本书所援引的西方学者的论证——西方在近代以前一直是零发展和原始性的。

表解　“易经式”的有序运动牵引人类社会的发展，来到近现代

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有序运动和迤逦亘古的就是《易经》，略为解释如下：

1.遥契天道、和合自然、主客互动，避免或恢复失衡，以防不测。故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2.序动不乱、稳健迈进、坎止流行、凡事变通。故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www.daowen.com)

3.顺天应人、遵道进取、探索发明、精益求精。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4.运动轨迹、周期绵延、万变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5.承受忧患、不拘公式、事在人为、逢凶化吉。故曰：“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

6.忧患至极，文明几亡，能进能退，先否后喜。故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

三、孰为河殇，孰为智殇

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可能有文明与科学，为什么？让我来讲两点，希望大家能够一目了然。

地理：欧洲是高纬度、阳光稀、地表贫，加上“非时雨”（降水与植物生长期相反）。因此，在1492年之前，即在全球财源资源向西方滚滚倾注之前，欧洲连原始社会都不如——农牧业产量（平均热量）不如宋朝的十分之一（在17世纪引进中国农具和农艺后才达到宋朝的一半）。生存困厄，冲突压倒一切，若非“神权禁锢”，则自体毁灭。

智慧：西方不是“和合之道”，而是主客两分为宰制自然和牺牲自然。它在今天可以“大展宏图、大行其道”，直到耗丧整个地球生物圈为止。而在古代，人们囿于“国土生态、乡土环境”，“西学”只能是存在于中国的“道”之下，否则寸步难行，动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而在欧洲，由于没有“道的智慧”，只能是宗教把“人欲、人智、人为”禁锢起来，所以其物质文明为零。

地理环境对于古代文明是至关重要的。就东半球而言，在1492年之前，即在全球财富开始倾注于西方之前，欧洲极为贫瘠，因而不可能支持文明；而中国则相对富庶，并且是独一无二的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再说，文明产生于“中间地带”，在中国之南的“适居地带”，由于阳光强、物种繁，人贴近自然，生存无忧，因而自然的挑战太低，也无须文明。其他地方，主要是高纬度、阳光稀的欧洲，皆是自然的挑战太大，冲突也大，故而不可能产生文明。

虽然文明诞生于大河流域，但也要看具体条件。首先，须有战略纵深与生态纵深。由于文明是不进则退，一张一弛，趋于博大，而且伴随着“矛盾的对立面”（包括“文明的天敌”）；所以，它要求在大河流域的背后或两侧存在着，既是地形与气候皆复杂、安全可靠，又可供农垦的巨大空间，可以承载“起伏周期”，可以缓冲各种忧患。

其次，河道固然有利于交通和发展，但另一方面，河谷平原在战略上极为脆弱，一马平川，多面受敌。特别是文明发展，技术创新与传播，就会使遍天下的矛盾冲突得以升级，反过来又顺着地形与生态倾势（富裕河谷），而汇聚于“发祥地”，岂不是灭顶之灾、万劫不复？所以，文明虽是倚靠大河，却并非萌芽于此——文明实际上诞生于江河湖汊的网状支脉之间（例如，众多的像汾水那样的黄河支流）。

第三，不能一概而论“文明发祥于大河流域”。严格地讲，文明发祥地应该是，在某些生态环境适中的江河附近的支流水系中，多个（潜在）发祥地的组合；它们可以“四处开花、一气贯通”，此起彼伏，接力传递。只有这样，文明才既不会被“扼杀在摇篮中”，又能够循序渐进地发展与交通（先民不可能直接利用大河）。

根据上述三点，古代的埃及和两河（迦勒底—美索不达米亚）不可能出现文明，因为它们的地理环境只是单纯的“大河”而已，并不具备文明诞生的必要条件。国史大师钱穆对中华文明诞生的地理环境的分析和比较，基本上可以推演出上述道理；尽管他并不知道西方的“古老文明”是杜撰出来的，而且是复制中国的“大河文明”的。

钱穆写道：“普通都说，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其实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那一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是一个水桠杈，中国古书里称之曰“汭”，汭是在两水环抱之内的意思。中国古书里常称谓“汭”：泾汭、洛汭等，即指此等三角地带而言。我们若把中国古史上各个朝代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分配在上述的地理形势上，则大略可作如下之推测。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周文化则发生在现在陕西省之东部，黄河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这一个黄河的大隈曲，两岸流着泾、渭、伊、洛、汾、涑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的两岸，及其流进黄河的三角桠杈地带里面，都合宜于古代农业之发展。而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有高山叠岭为其天然的屏蔽，故每一支流实自成为一小区域……

“我们只根据上文约略所谈，便可见古代中国文化环境，实与埃及、巴比伦、印度诸邦绝然不同。埃及、巴比伦、印度诸邦，有的只藉一个河流，或一个水系，如埃及的尼罗河。有的是两条小水合成一流，如巴比伦之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但其实仍只好算一个水系，而且又都是很小的。只有印度算有印度河与恒河两流域，但两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简单，没有许多支流。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河流与许多水系，而且都是极大和极复杂的。那些水系，可照大小分成许多等级。如黄河、长江为第一级，汉水、淮水、济水、辽河等可为第二级，渭水、泾水、洛水、汾水、漳水等则为第三级，此下还有第四级、第五级等诸水系，如与汾水相近的有涑水，漳水相近有淇水、濮水，入洛水者有伊水，入渭水者有灃水、滈水等。此等小水，在中国古代史上皆极著名。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似乎先在此诸小水系上开始发展，渐渐扩大蔓延，弥漫及于整个大水系。

“我们只要把埃及、巴比伦、印度及中国的地图仔细对看，便知其间的不同。埃及和巴比伦的地形，是单一性的一个水系与单一性的一个平原。……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它的地形仍是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藉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又得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酝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藉着小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始终限制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若把家庭作譬喻，埃及、巴比伦、印度是一个小家庭，他们只备一个摇篮，只能长育一个孩子。中国是一个大家庭，他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自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这是中国文化与埃及、巴比伦、印度相异原于地理背景之最大的一点。”^[3]

表解　由于在地理上和智慧上的“双重缺陷”，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文明。西方的“古老文明”似是而非（单纯的“大河生态”不可能产生文明）

在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中，有许多已成为我们的“常识”的那些内容，基本上都是在西方中心论与帝国主义的高峰期形成的。中国的疑古派、虚无论和西来说与之契合，舍己从人、削足适履。然而随着中外研究之冷静与深入，如此知识雾霾不久便会烟消云散。

证明西方不能创造科学与文明，并非难事，只要发挥我们固有的智慧潜能，就会豁然开朗。

西学及西方文化是专门针对客观或自然的，其特点是“双刃剑”，极具负面性。设想两种情况：1.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那么，“双刃剑”全然在内，动辄自毁。2.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那么，唯有在地理上占上风的人群能够向外疏解矛盾，而享有“正能量”；但到了大环境饱和或超限之时，则是物极必反，化为乌有。第一种情况即1492年之前的世界，第二种情况即近现代的地球村。由此可见，西学及西方文化只是近现代的“暂时现象”，而不能通行于古代与未来。

质言之，“科学与文明”的创生与可持续性的发展是依靠“道的智慧”的，它能够确保“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双和解、重重和合”。在历史上，只有中国具有此种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学既非自我生存，亦非西方原创，而是“西学中源”。严格地讲，古今西方不存在智慧，而其文化所体现的则无非是“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西方使之“绽放”是有条件和代价的，而且是千载一时的和短暂的机遇。

说到智慧，今天的很多人都会有此共识：西方胜过中国，今人强于古人。不是吗？体现最高科技水平的诺贝尔奖总被欧美人及犹太人包揽过半！但在我看来，现代“智慧”及其认识论都属于“时代的智殇”。为何如是说？略讲两点，我想大家都会明白的。

第一，科学和科技百科，乃至整个的现代知识系统（西学）都不是“智慧”，而属于“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相对于人的动物本能而言），其特点是“双刃剑”，即它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正反两面都是“利器”。之所以现代人能够极大地获取其正面，那是因为有“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然而，在不久的将来，由于地球村饱和、生物圈超限，如果没有真正的智慧来驾驭之，西学就会走向反面，乃至人类自毁。再者，在近代以前，由于世界相对封闭（定居人群皆囿于各自的“小环境”），如果没有真正的智慧驾驭之，西学为零（动辄“正能量”与“负能量”互相抵消），恒为原始状态。而实际上，近代以前的西方一直如此。

第二，真正的智慧就是“道”，它确保或恢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因而人们在“人与万物共生长存”的前提下，稳健地创新、可持续性发展。经过数千年的努力，终于“量变到质变”——把世界打通了，科学与经济等都可以“爆炸性发展”。首先是西方，依靠被传统科技所提升起来的“海洋地缘”（易于宣泄矛盾、猎取财富），能够最大化地绽放人的潜能，而收获其“正能量”。由此，西方人及现代人多会误以为，西学是源于西方自身。相比之下，在公元1500—2000年间，特别是在19—20世纪，中国的“地缘政治”是相对被动的，以致其海洋反倒有利于列强侵略与霸权扼制；因而在中国承受极大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其矛盾难以疏解，“正能量”也多被抵消。

西方充其量也就是文明的“中间商”——人类文明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短暂中介。由《易经》式的“有序运动”所驱动的终古文明，愈益受制于太平洋的地理瓶颈；其内在张力愈益增大，通过“战争与和平”向西运动，终于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这个“生物圈的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发生了突破（人类文明“从量变到质变”），这就使西方有幸成为东西半球的捷径和中介（空间中介）。

中国传统科技的传播把西方的“海洋地缘”给提升了起来，这使它很容易向外疏解或宣泄“负能量”，而自身则绽放和发挥“正能量”（开发人的知识潜能：第二本能）；在牺牲其余世界与地球生态的条件下，西方变为“理性社会”和“创新佳境”。这样一来，传统文明的千秋硕果都会在西方那儿变成“种子”，反其“道”而行之，尽情发展“新文明”（人文—现世、科技—物质、天下—海洋，这些原本都是中华文明的）。由此，西方就成了人类文明在时间上的中介（承上启下及传统与现代）。

欧美文明及其一切的优越性都是基于地理上的战略优势的——“地缘政治”（海洋地缘）。但也就是五百年左右的光景。因为由技术进步所影响的地理战略优势（地缘政治）的变化规律是：1.草原胡骑扼制河谷平原（文明）→2.海洋地缘扼制大陆文明→3.“陆海有机”淘汰海洋霸权。

【注释】

[1]Mark McElroy：I Ching for Beginners，Liewellyn Publications，2008，p.4.

[2]Paolo Rossi：The Dark Abyss of Time：The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s，the Universty of Chicago Press，1984，p.164.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