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继荣（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议题

“中国复兴的政治学共谋”，到底谋什么？其实有两个话题，一个是中国政治学怎么为中国复兴提供理论服务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政治学在新的时代如何完善自身建设的问题。一个是中国要或正在复兴了，你的理论怎么视而不见，还是如此落后地坚守过去的概念和知识框架，为什么不能为中国的复兴提供理论论证？这是一种思考。另外一种思考是，中国要或正在复兴，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都今非昔比了，中国政治学应该实现版本升级，依据更加专业、更加职业化的标准，向着科学化、规范化、学术化的方向有着更大的谋划——不管现实政治怎么变化，但我们总是要研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政治家在那里变来变去，今天是川普，明天是普川，今天是这个话题，明天换个话题，不管换谁，无论什么话题，学科研究的基本东西还是要做的。

刚才包刚升说政治学需要补课，有一些研究比较薄弱，特别是国别政治比较研究更是弱项，这个意见我很赞同。我认为，这个讨论使我们今天 “中国复兴的政治学共谋” 的话题变得更加清晰化了。我个人觉得，过去30多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有限，进步也比较有限。这跟我们大部分在业界从事研究的人的表现有关系。我们一般热衷于讨论政治话题，而不太热衷于讨论政治学的话题。这种状况与社会背景、知识遗产有关，这是一个历史时段的结果。今天讲跨代对话，老一代过去了，新一代希望翻篇。学科的翻篇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的代际交替过程，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今天不一定要这样做：不一定仅仅围绕政治话题、政府政策来设定我们的议题，而是要从独立、客观、科学的立场出发去谋划政治学专业化的问题，进而设定我们的研究议题。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点看法。

至于说到中国文明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代表和开辟了新的政治文明形式，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一个学科一两次会议能够讨论清楚的，甚至也不是我们在座一两批年代的人就能够马上明白的。但我觉得提出和讨论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它至少能让我们明白中国发展的变化，让学科有一些新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放在更长的时段去考虑。我以为，不管怎么跨代，政治学的基本公理是有的，也还是要坚持的。共谋先得有共识，共识应该建立在普遍的理论和普遍的价值基础上。我们政治学学者要对这么多年所从事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成果有信心、有自信。这种自信不能因为别人有一个新说法跟我们的说法不相符合，或者政策有点新的动向，或者别人对我们有一些不同评论，就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产生动摇。我们应该建立政治学的理论自信，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二点看法。

第三个想法是，毫无疑问，政治学当然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提供一些解释。提供什么样的解释？我刚才说我自己相对比较消极、悲观，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讨论民族复兴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中国崩溃论” 曾经很流行。一定意义上说，这两个话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讲中国复兴时一定要说明，“中国崩溃论” 的可能性还存在吗？我没有想得很清楚，至少我觉得那方面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我的担心是，中国会不会哪天陷入危机？基于危机的考虑，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国的问题时，就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什么问题意识？中国在今天还是未来可能会遭遇什么麻烦，麻烦会引出什么结果，这种麻烦到底该怎么解决？即使换另外一个角度，假如说中国要复兴，那复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复兴儒家学说和天朝帝国么？如果中国复兴，又该怎么看待？我们是把复兴看作古典时代繁荣的回归，还是解释为现代文明在被称之为 “中国” 的地域之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和传播？我倒是觉得，中国政治学应该立足于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的问题，这个话题或许比复兴话题更正。因为我们确实看到这么多国家，有的国家治理得好，有的国家治理得不好，还有一些的国家治理得很不好，以至于落到 “失败国家” 的地步。研究一个国家如何避免治理危机，这应该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

所以，我个人很简单的看法是，与其解释中国何以复兴不如说去说明中国的国家治理如何现代化，而要去说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一直讨论的市场化、民主化、社会化、法治化这些议题，就成为中国现实政策必须面对和关注的问题。市场化是要解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最终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民主化是要解决政府和公民的关系，最终确立公民的主体地位；社会化是要解决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最终确立社会的主体地位；法治化是要解决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最终确立宪法和法律的主体地位。今天，这些主体地位是不是都确立起来了呢？如果没有确立起来，怎么去谈复兴和崛起呢？所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复兴的话，我们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打好基础，避免危机，为复兴创造条件。在没有完成这些任务之前，我们都不好说复兴，只能说为复兴做点准备。如果中国要复兴，必须具备前提条件，完成任务必要的任务，那就是完成市场化、民主化、社会化、法治化的改造。

我非常赞同今天上午提到政治学共谋应该建立比较维度和历史维度两大维度，中国政治学也应该向这方面调整，补上国别政治、区域政治、比较政治以及中国政治发展方面的短板。最近，我们学院申请调整政治学二级学科，将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调整为政治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和中国政治，以后我们招收政治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和中国政治三个方向的硕士、博士生，将原有的中外制度和中共党史融入比较政治和中国政治中。我想说的是，中国政治学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现在需要调整，而调整要从学科框架、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学术资源的配置等方面具体展开。

孟天广（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转型中国的分配政治： 动力与影响

我这篇文章响应各位老师，老师们提到政治学要关心治理问题，参与到治理的结果或者治理的过程中来，包括给问题的解决提供专业的知识贡献。所以我关心中国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政治过程和影响，我今天报告的标题是 “转型中国的分配政治：动力与影响”。包括五个内容：第一是分配政治：一个分析框架；第二是转型中国的分配政治，从增长政治到民生政治；第三是分配与再分配，宏观、微观互动；第四是再分配的政治影响；第五是结论与讨论。

为什么关心分配问题？政治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去分配，比如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什么是价值？价值是稀缺资源，可以是生命、权力，也可以是财富。比如财富与权力的关系，自古以来就讨论这个问题；其次包括分配正义（哲学层面的问题），什么样的分配制度才是正义的，是社会应该接受的；第三是政治平等，政治权利和政治影响力的平等；第四是福利国家，有的国家是很全面很发达的福利国家，有些是崛起、新生的、发展中的福利国家，比如中国被认为是新生的福利国家，有的国家不是福利国家，福利国家通过再分配制度给社会提供社会保护或者有助于个人发展的产品，如教育、医疗产品。

目前在分配政治的理论体系中，国际上有一些丰硕的成果，很多成果对政治学发展有很大贡献，包括任老师提到国家的失败，其实就是对分配政治的一个深入分析，探讨分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目前主要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财富与权力的勾连。特别典型的反映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我最近翻译一本书，叫 《财富与影响力》，这本书评价很高，2013 出版，获得了很多奖。这本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对影响美国政府决策最具影响力的阶层是财富占前10%的富裕阶层，富裕阶层的政策意见或者政策偏好决定着政策议程，剩下的90%人群影响很小；第二部分涉及财富分配不平等及其根源，尤其是80年代以来全球兴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对全球化的崇拜，经济上去管制，资本回报率上升，福利国家紧缩等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原因导致全球经济不平等上升，所以有 《21世纪资本论》 这样的著作出现。斯蒂格利茨是经济学家，但很关心政治问题，所以写了一本书叫 《不平等的代价》。讲的是不平等可能会产生一些重要的政治代价。很多研究认为，经济不平等强化会导致政治激进化、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会导致政策僵局，政策改革就难以实现。不平等的后果还包括民粹主义，穷人觉得分配制度不公正，也包括反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带来了不平等。

第三部分考虑到分配制度或者再分配制度。首先是分配状态的影响。分配制度跟政体转型有什么关系？跟民主有什么关系？阿西莫格鲁 《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 讲分配制度，一个国家如果经济高度不平等，这个国家很难建立民主制度。还有鲍什讲分配制度与民主转型。还有就是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很多政治学家尤其是政治科学家，当然也包括很多政治哲学家提出如何设计符合分配政治原则的福利制度，让资源有效地再分配，让人民生活福利得到提高。

我的研究议程是对分配及再分配之政治动力、过程和影响的研究。会研究分配的政治动因、不平等分配的政治影响、再分配的政治过程、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及其政治影响、分配与转型等。中国可以作为一个案例来分析分配政治，中国对分配政治的理论发展也有贡献，因为中国相当于一个自然实验，正在实现从增长政治到强调公平性的转型。改革前30年，我们长期实施增长政治。增长政治的特征是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增长性政治与生产性福利体系的结合。分配制度服务于经济增长，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增长政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后果：一是持续的不均等的增长；二是内需增长缺乏动力；三是社会福利不足，不公平；四是国企下岗，持续贫困；五是结构性不平等，不平等动因变成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位一体，很多改革很难推动。总之，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有了经济增长，但一些老百姓没有获得感，这是党强调的治理国家的合法性问题，所以现在党和政府也强调获得感。

中国民生（分配）政治很大程度上起源于1998年，主要是国企下岗，压力太大，造成政府开始给国企提供社会保护。还有就是为了让国企在岗工人愿意合作改革，所以给他们提供社会福利。核心特点是政府在再分配过程中角色很强，发挥融资、服务递送和资金配置等角色，所以逐步实现了社会福利覆盖面扩展，福利支出也迅速增长。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国家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对中等收入陷阱，迈过去就是韩国，迈不过去就是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因素是不平等，不平等与分配、增长是一个内生的关系，互相影响。当然再分配的核心政治动因是通过给公众提供社会福利来强化党治理国家的合法性。

下面是一系列数据。基尼系数的变化，有一段时间超过0.5，现在是0.49、0.47左右。从再分配强度的变化可以看出，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以前做很多再分配的事，后来放权了，再分配程度降低，对财富分配的贡献很小，表现很低。从微观上社会不同人群对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判断可以看出，一般会认为机会和结果分配都公平；低教育人群、老年人、农民一般认为结果公平但机会不公平；高教育人群、中产阶层大多认为机会公平但结果不公平；低收入阶层、非国有单位则认为机会和结果都不公平。

从分配哲学观上来看，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按人平均分配财富和收入，第二个是只要机会公平，就算有贫有富也是公平的，第三是人们有权利拥有自己挣得的财富，第四是削富济贫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尽管大多数人认同机会公平和应得原则，但崇尚平均主义和劫富济贫观念的比例也很高。

在分配制度中市场与政府的角色方面，认同市场分配原则的人比较少，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搞一些再分配，从跨国比较的角度来讲，中国人偏好政府再分配的比例很高，老百姓特别希望政府搞再分配。

根据不同的分配原则和功能，可以把再分配制度分成六种：一是普惠性福利，二是选择性福利，三是转移性福利，四是豁免性福利，五是生产性福利，六是保护性福利。每种再分配制度所反映的分配哲学以及政府干预程度不同。这是我们政府花的钱，2013年花了7万多亿在社会福利上，比例占到45%的公共开支，公共开支包括政府财政支出，还包括社会保险的支出，这两部分加起来的45%花在社会福利上，占GDP的比重为13%。

中国再分配制度应该说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正向贡献，医疗和教育支出提供人力资本，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这是比金砖国家有优势的地方，但和中东国家比差距很大。再分配产品中包括生产性和保护性两种，生产性主要是教育和医疗，下面这个是社会保护，有养老、救济之类。我们国家早期特别强调生产性再分配，这是增长政治或者生产性福利体制的一个表现，现在生产性和保护性基本持平。很多地方政府愿意把钱花在生产性上，有好处，可以形成更多的劳动力。如果看国内的区域比较，目前我们国家基本存在三种福利制度模式：华北和华中部分省份的生产主义福利集群，华东和华南部分省份的发展主义福利集群，东北和西部省份的后共产主义福利集群。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再分配的效应，现在的再分配体制正面影响很多：一个是构建基本的社会安全网络，二是维持了社会政治稳定，三是刺激内需，四是构建执政合法性。但也有消极影响，现在福利体制供给福利产品时会出现很多问题：一是如腐败的问题；二是财政压力，没那么多钱；三是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两极分化，譬如仇富、反二代现象。

从微观或个体层面来讲也有积极和消极影响。积极影响是公民权利保障、构建政治信任、花钱买支持和保持稳定。消极影响是日益扩张的福利需求，社会公民依附国家、福利腐败，跨群体、代际分配正义。现在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依然没有解决分配正义的问题，比如跨群体、城乡、体制内、体制外，包括代际转移的分配正义问题。未来的年轻人税负会很重，否则养不起社会福利体系。

最后是结论与讨论。第一是中国转型的政治转向，从增长政治到分配政治基本上已经看到这样的特点，最后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要理解分配和增长的内生性，不能把分配只看作增长的一个附属部分。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良好的分配制度激励生产要素不断地投入生产，持续扩大内需才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国家或地区能跳出是因为他们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比较低，比如中国台湾地区，比如韩国，他们的基尼系数长期是0.2-0.3，拉美国家长期是0.6左右，很早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范畴但经历百年仍跳不过去。

分配政治需要通过四大问题展开思考：第一是在哲学上，我们要构建一个政治共识，什么是分配正义，现在我们国家缺乏这样的哲学共识，分配制度实质上是第二次公民与国家签契约。第一次契约是交税同意建国家，第二次契约我交税同意你给我提供社会服务和保护。第二是要建立有限度的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既能提供基本社会福祉，又能负担得起。第三是具体制度设计上，我比较推荐走一个适度普惠性。为什么？因为选择性福利会带来社会撕裂，还会带来更少的转移性再分配，加强豁免性福利。转移性会带来政府干预，政府建社保资金，先把钱收上，再去花钱，会出现腐败和大政府。第四是再分配过程中的政府质量，这主要是指政府本身能力的问题，能不能承担再分配的角色。第五，分配政治需要各学科、社会各界参与和讨论，分配问题比增长问题更迫切需要改革共识。(www.daowen.com)

何增科（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 制度化反腐败——从廉洁政治到廉能政治

我在哈佛待过一段时间，观察中国的反腐败，进行了思考。十八大之前纪委领导座谈，说要建立廉洁政治体制，我们当时提了建议。十八大之后反腐败。去年3月份时，一方面反腐败成效很大，另一方面出现了懒政、怠政等现象。这里面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反腐败是以廉洁政治为目标，但也出现了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的现象。从廉洁政治到廉能政治，我希望是引领性的，希望反腐目标超越廉洁政治，走向廉能政治，干部本身既要廉洁又愿意干事，也能干事。

为什么过去有部分官员是贪而有能，首先，与过去的干部激励机制有一定关系，过去的激励机制鼓励干部出政绩。从机构上来说，一把手专权的体制干部干事权力也足够。其次，你想贪，有人配合你才行。改革开放以后资源分配权、高度垄断权没有被打破，行贿本身在社会上有一种土壤和自身的动力。

再次，从廉洁纪律走向廉洁政治，很大程度上要破解制度困局，否则廉而失能是不行的，中国干部不干事是不行的。所以希望反腐败方式有大转型，从运动式反腐和依靠权力自上而下推动的方式转向国家法治反腐和制度反腐，理顺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破解一把手腐败的困局。

比较政治学里，讲方法的书很多，但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体制的国内中文书比较令人失望，比较政治制度研究要有历史之维、比较之维，也就是高全喜老师说的：我们做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制度史可以增加它的厚度，提出有灵魂的东西。从政治制度类型学、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在实际研究中比较重要。由此牵涉一个大问题，即话语体系和现实政治变迁关系研究。我做过民主话语，做过好几次梳理，最近一次梳理是用一年时间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变迁与政策调整，这里面引发出一些东西给大家分享。话语体系变迁问题，1993年我跟景跃进老师一块儿研究 “市民社会” 概念。当时研究规范性的学者强调良性的互动关系，我们关心市民社会如果监督制约政治国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什么关系？商户和政权应该是什么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路子。然后从1997年开始，我们是基于国家的二分法做的研究。随后治理的概念进入中国，学者们把 “治理” 运用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研究。另外，在社会改革管理体制中我们提出了一个东西，随后协助中央政法委做了一个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十八大之前3月份的时候，《学习时报》 要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和社会善治” 一文。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已经普遍接纳采用这个词了。

我的观点是三个发现：第一，学术界研究这些话语被官方采纳是十年、十五年之后的事。学术话语超前研究，官方话语采纳，意识形态变化，推动调整。第二，官方采纳三个概念。对以下三个概念，官方是三个态度：对社会治理官方是部分采纳，社会治理强调多元行动者，要合作，公众参与、社会协同参与，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这是部分采纳。对国家治理有两个层面，一是治国理政，再是对治国理政的约束。对全球治理，现在是拥抱全球治理。官方对这三个概念为什么采取三种态度？因为这里牵涉的利益不一样，对执政的考量不一样，谁都不希望自己治国理政时被约束，社会治理则敏感性小一些，多元治理多元主体，社会共同参与、协同，但一定要坚持领导负责并处于主导地位。社会政治进步中，官方是在变革与保守的动态调整中往前走，学术界不一定过分关注官方的现代话语是什么，我们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好好做下去。

谭安奎（中山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强劲的发展话语与失落的权力议题

政治学界对中国复兴的学术讨论很少，我估计这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学界需要跟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种反思的距离。另外，“复兴” 还有“崛起”，确实听起来比较刺激，意识形态色彩比较重。因此，我们可以在更温和的意义上去谈，那就是谈发展。值得反思的事情是，即便是在更温和的“发展” 议题上，我们政治学贡献了什么呢？国家发展有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在国际层面上它确实首先是一个政治学议题，因为在国际上，一个国家就是一个power，这方面，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者们应该是有一些贡献的。但在国内维度上，我们政治学者似乎也很大程度上处于失语状态。我今天就想简单地谈一谈，在发展的问题上，有哪些议题被我们严重忽视了，或者是我们没有去介入的学术领域。

讲发展问题，当然首先是要理解发展本身，它与我们的发展观有关。关于我们国家的发展观，有很多表述，而且在不断丰富，从最初理解的经济增长，到现在更全面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我想，在中国语境中，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方面，这正好与孟天广兄刚才讲的两个层面有关，即增长（或者说效率）和公平。

我想讲一个观点，在国内发展的上述两个层面，其实我们成功的经验也好、存在的问题也好，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power，所以是政治学不能回避的。比如讲成功的经验。我们经济增长30多年，总体上是成功的，有那么长时间持续快速的增长。至于为什么会成功，包刚升刚才也讲到了，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些解释是大家共同接受的。比如我们看似是一个大国集权的体制，但实际上有广泛的地方经济分权，这是央地权力结构问题；另外，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两点大家得认，那就是逐步开放市场、更多的个人自由。例如，农民有了活动的自由，可以出去打工，结果既对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有益，也对提高农民收入大有好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哪怕有时候是有限的，但它们被释放出来就会带来大的正面效果，这也是我们成功的经验，大家基本上应该可以接受这一点。

我想强调一点，也是我最近在政治哲学同行的会上一直在讲的问题。在政治学上，我们老是将个人权利（rights）跟power对立起来。但我们要注意，个人权利本身就是一种power，它意味着在某些事情上、在某种范围内，我自己管自己，不用你管我，因此个人自由跟权利是个人自我管理的power问题。所以，还权于民，首先就是把老百姓自我管理的权力还给老百姓，让个人有更多的自由。如此一来，当然意味着对于我们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本来就有政治学的解释空间：一是央地权力结构问题，二是个人权利和自我管理的power问题。我们政治学要思考这些问题，让我们的学理能够进入到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长领域。

可是我们发现，即便我们这个社会有时谈到这些问题，例如让老百姓自己玩、更自由，但更多是在行政层面去讲，一步之遥，就是不到政治学的层面上来。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跟这个问题相关。我搞政治哲学的关心这个问题，可是我一讲类似的东西，我的同事就调侃我，“你是中国政治哲学界最好的政治科学家”。我不是关心它怎么改革，它在实践中出现一些乱象，我也不关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政府自我改革的一部分，可背后的理念要发掘出来，发掘出来就会上升到政治学层面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重要的相关法律是 《行政许可法》，它一开始就表达了立法意图，即我们制定本法是为了激发社会活力、保护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这个很有意思，你本来以为这部法律的主要目的是给政府授权，让政府搞许可、审批，可没想到，它说是要激发社会活力。怎么理解呢？那只能是，政府能不管就不管啊！所以，这部法律在罗列了可以设立行政审批的几个方面之后，还来了一条兜底条款，即以下几个方面不设立行政审批事项。例如，市场可以自发调节、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可以自我管理、政府事后监管可以达到效果等。我读了这部法律感到很有启发，它的立法理念非常好。说到底能不管就不管，让老百姓自己管自己，这其实就是把自我管理的权力还给个人和社会，而这正是我们成功的经验，也完全是政治学理论层面的问题。总之，我们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个人自由权利被释放出来，如果我们注意从power角度去理解它，它就是进入了我们政治学的领域，我们的话语就可以进入到所谓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这是从增长经验来讲。

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家发展中的社会公平或再分配问题。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大家都觉得要强调社会公平，但我们一讲到社会公平似乎就是分钱的事。我最近老是反思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思维起点上就搞错了。再分配要不要？分钱要不要？当然要分。但是我们的思维太简单，似乎见不得不平等，一有不平等就说要缩小贫富差距，搞共同富裕。平等也是需要理由的。而每次讲这个观点都需要一点勇气，你首先得声明自己不是富二代。我要强调的是，社会公平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挑战，但这个问题的背后却不是一个分钱的问题，它首先不是富人跟穷人的关系问题，说到底仍然是政府跟人民、政府跟社会的权力结构问题。

第一，我认为我们不要把增长跟公平完全截然二分。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有一个说法：中国的改革开放，2002年之前是 “先富论”，2002年之后是“共富论”。我觉得这个结论非常危险。为什么？先富、共富不能截然二分。先富也就是促进增长，但促进增长的东西本身是有分配效果的。例如，你让大家更自由，然后经济增长实现了，这是我们说过的经验。但在此过程中，整个中国更多人也靠自己脱贫致富了，所以说增长过程有再分配的意义，截然二分在我看来是非常危险的。这说明，还权于民，可促进增长，也有益于公平。第二，现在有些数据，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关注过。比如GDP增长速度、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还有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三个数字往这儿一摆我们就可以发现，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是高于GDP增速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是其中更低的。大家一比较就可以问，这些钱到哪儿去了，到底谁在更多地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效？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分钱本身的问题，它背后就是权力结构的问题。

我们总觉得再分配、社会公平就是要分钱。李克强总理说过一句话，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最初我也不理解，为啥？公共权力要触动个人利益应该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呢，问题的关键不是利益本身，当利益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再碰它就难了，这个大家得搞清楚。当年温家宝总理信誓旦旦，本届政府任期内一定要推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最后，这个方案大概是2013年2月3日推出来的。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日子？是在 “两会” 之前、那届政府即将卸任时才推出来。我想这不是社会不想要，社会上大量的人是有 “分钱” 之需的。阻力肯定来自与权力关系更密切的部门或群体。例如，我们大量的行政性垄断导致钱和权结合得太紧了，所以你触动它就不容易。这再次表明，社会公平的问题，再分配的问题，不单单是分钱的问题，它背后是权力结构问题。因此，最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是power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可能有点激动，想为政治学抢占一点儿地盘。如果我们政治学者在谈论社会公平的问题时，天天只叫着要缩小贫富差距，这是不够的，关键是为什么要缩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贫富差距，它背后那些政治和政治学的东西得挖掘出来。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会去关注社会政策层面的东西而忽视了更深层的因素。

最后再补充一点。讲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这是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个潮流。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发展潮流，强调非政治性条款，个人权利、自由、民主都不能谈，甚至连腐败都不能谈。所以，发展话语是很强劲的，但权力却是一个失落的议题。国家权力结构安排问题是我们政治学最关心的事情，如果我们天天讲国家发展、复兴，但却不去彰显发展中的这个议题，恐怕我们政治学就真的在国家发展的问题上失语了。也许我们可以努力地把这个议题找回来。

史卫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政策民主的研究路径

我想讲讲政治学的民主共谋。政治学的研究路径，改革之后是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对民主概念和对民主本身的清理，讨论民主是什么。第二个阶段，是民主比较研究，由于正好赶上了第三次民主浪潮，所以很多学者关注民主，其实是希望通过对民主的比较来推动民主的发展，用心良苦但却没被当政者同意。第三个阶段是中国民主本身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几部曲，这是没有共谋的共同行动，根据中国民主实践产生的。

首先是对选举民主的研究，这个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尤其是到90年代初进入高峰期，但很快大家失望了。然后进入了自治民主的研究时期。最后直接步向了党内民主。20世纪初对民主非常关注，中央提出了既要党内民主也要人民民主。刚才佟德志讲，上面说好，下面跟进，全面一窝蜂地跟上去。从民主研究发展来看，不能说政治学没有主流，我们是想干的，但干来干去有点难。

现在我们提出真的要回归到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来研究民主问题，有没有一个其他路径，比如我说的政策民主？我们通过政策民主看看改革开放30几年有没有民主。

政策民主包括了十个方面的研究视角，比如权力和权利，价值的取向，民主价值与政策的结合，社会基础的变化，信息传播和政治沟通的发展，政治参与，法治宪政，制度的变更，政策程序化中的民主要素以及政统文化。如果从这十个角度来看，我现在做了一些研究，至少有出版社出了 《政策民主的中国实践》，用党代会划分，因为每次党代会都会换换，每次党代会提出的政策民主实践都是不同的，而且一总结我们会大吃一惊，发现过去有些思维是阶段性的。第一个阶段是十一大。十一大体制是政治纠错，整个民主实践以纠错开始，而纠错过程中的激烈化程度是大家没想到的。最激烈到云南知青罢工绝食扒铁路，春节期间一些大城市游行闹事，非常激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因为经历了一场最开放的讨论——“解放思想”，渡过了转折期，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期。接着是十二大，十二大的问题改成 “要打破左意识形态设置的所有政策障碍”，所以整个取向是放开，没有十二大时期的放开，就没有后来我们的今天。真正遇到第一次重大危机是十三大，因为1987—1992年的十三大时期，中间经历了动荡，使得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方向性选择，是倒下去还是咬着牙走，咬着牙走怎么？党和政府最后提出以发展创新，用发展的视角解决问题，把一切问题归结为发展。到了十四大时期，又建立了新的政策标准，所有东西都以走向市场经济来回答。现在对市场化有很多批评，不过市场化给中国带来一次从理念到标准上的重大改变，但也是一次性的。大家可能没注意，最危险的也是最激烈的时候是十五大。十五大强调五大攻关：国企攻关是要解决职工下岗问题，然后是扶贫攻关，再到两级攻关等，通通是攻关。十五大时期是中国最开放的、实验民主最多的时候，包括我们所关注的领导人直选，选举大大放开以及听证会的引入等。到了十六大，因为SARS带来政策过程的重大改变。十七大金融危机迫使政策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政策民主本身不是起步没起步的问题，是干了，我们没看出来，是积累性的发展，刚才景跃进兄也讲了。我回应跃进的意思，中央的文件要读，政策要看中央文件，中央文件经常被我们忽视。前面一些问题，十五大时期八个方向、六个内容、四个目标，后面文件全部是政策文件，党的一套逻辑我们要读好，实际上它有一套意识形态表述，还有一套政策表述。政策表述里的民主概念和民主含义经常被我们忽视。所以我提醒大家，政策民主已经发生，关键是一些人没认识到。

[1]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第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