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辉（吉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理解中国： 立足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构建

我最近参加了很多会，但今天的会比较有意义。一方面与会议主题有关，本次主题是在表达一个想法：推进中国政治学关注中国问题，关注中国发展。这是我理解的组织者的一个初衷。另一方面是跨代对话。今天有很多政治学新锐，听到他们的发言我很受启发。现在我做一个发言，这是困惑我的一个问题。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 “理解中国：立足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构建”。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需要被理解？因为我们面对的中国，是一个被西方人看不起的中国，是一个复杂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独立的文明传统的基础上开始的，中国是被嵌入现代化的。所以剑涛兄开始讲得非常好，中国的复杂性是把古今问题、中西问题都搅和在一起，那么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否已经穷尽了人类所有现代化道路经验？文明国家现代化道路会否有新的经验？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个想法。

在我看来，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现在的现象。中国没有被理解就表现在这里。现在讲中国故事，外围听不懂。完全用西方语言解释中国也是个问题。中国怎么超越没有政府的政治学研究和没有政治学的政治研究，对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政治学走到今天，确实应该有一个2.0 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包括 《二十世纪文库》，对形成中国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建言献策，对观念更新、改革开放做了贡献。但中国走到今天面临的巨大问题是我们的话语怎样才能被别人理解，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贡献在哪里？你光讲中国故事，别人是接受不了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中国政治学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寻找。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我想基于中国经验理论构建表达几个层面的想法。中国经验不是中国的经验，中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类的问题。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文明的国家，中国探索近代化道路是否有问题，中国问题是从传统到现代和中西交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所以不纯粹是中国的问题。那么，中国问题、中国经验是什么？我个人觉得，中国经验只有转变成社会科学事实，才可能成为被学术共同体认同的话语。中国经验不是中国故事，一定要转化成社会科学事实，中国现象不等于中国社会科学事实，比如中国复兴，这是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一种语言，但这不是社会科学事实。如果转化成现代化，这就是社会科学事实。现代化是一个概念，中国复兴是一种具有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张、一种话语，因为复兴什么没有界定，但现代化是严格界定的。所以我们寻找社会科学事实，中国现象不是社会科学事实，社会科学事实是被学术共同体经过话语、语言把握的东西。

我之前到俄罗斯市场去买东西，拿人民币，俄罗斯人看不懂，不要。我拿着美元，眼睛马上亮了。这就可以理解人民币为何要国际化。因为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在他眼里是一张废纸。所以必须要把中国经验转化成社会科学事实，然后才可能真正构建我们被人理解的一种话语。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点意思，中国经验需要概念化、理论化。

近年来，我看到中国学者写的报告，包括今天史老师做的发言，大家有不同的观点，但努力方向是对的，因为你不能自说自话，这个话别人不理解，人家有一套话语语言和体系，但完全按西方概念解释中国也是一个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概念化、理论化，然后才有可能真正的形成政治学的中国学派。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知识贡献而不是建言献策、政策咨询。当然后者是需要的，但中国政治学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没有自己的知识贡献，这是我们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课题。在知识贡献中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按照剑涛兄的说法是中国复兴，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曹钦（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中国人文学界在世界中的定位

我今天的题目是 “中国人文学界在世界中的定位”。这里所说的人文学科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社会文学，但在人文学科上体现得更明显。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不一样。对人文学科而言，首先存在一个跨文化理解的问题，不同文化之间彼此的了解会有误差。其次，人文学科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还会受到各个文化本身势力强弱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带来了它在文化上的强势地位，造成了西方人文社科学界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的强势地位。实际上，不光是西方与其他地方，甚至美国跟欧洲在实力上的此消彼长，都会在学术影响力上有所反映。

反过来说，中国在硬实力方面的增长，从长远来看也会带动人文学科研究的繁荣。但是，人文学科应该如何理解自己在世界范围的学术圈内的定位？我们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过分夸大中国跟西方的区别。中国的人文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崛起的后果，不应该是对西方学术的驱逐，同时也不应该把跟西方唱反调当成自己的主要目的，而是要在融入世界性、全球性的学术共同体的前提之下，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能以西方规范为规范、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中国过去100 多年来，对于西方的学术，总体上来看是抱着吸收、学习的态度，但其中也有过比较极端的反复，比如甲午之后掀起过学习西方的高潮。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西方文明的崇敬之情又产生了一定程度地退潮。到了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发现我们与别人的差距太大，于是产生了一种有时候可以说不太健康的崇拜态度。后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又有了一种不太恰当的、过分强调中国独特性的趋势。实际上，过于刻意强调中国跟西方的不同，跟过于强调西方经验的普遍性一样，都是不够自信的一种表现。即便是那些喜欢批评西方学术的人，有很多本质上还是经常拿着西方的是非标准来定位自己。这种思维的典型表现是，听说某些西方人夸奖中国哪方面做得好，就感到如获至宝，马不停蹄地去介绍或者翻译对方的观点。这样的人平时可能特别喜欢反对西方学术霸权，但西方人说的话对他胃口的时候，他又不反对了。

因此，首要的问题是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但是，也不能把中西差异比较或者中国的独特性当成一个混饭吃的工具，要避免重复西方某些研究领域的缺陷，如西方的激进左翼研究、性别研究或种族研究。这些研究本来应该是对各种问题从特定视角来进行的一种研究，是挖掘过去受压迫者的角度、看法的努力，但弄着弄着就变成某些研究群体的自留地了，比如性别研究就是女性在搞、黑人研究就是黑人在搞。中国学界的研究要避免搞成这个样子，做研究时不必对所谓独特的中国问题意识念念不忘。

反过来说，在研究西方的时候，也不用避讳完全为研究西方而研究西方。对西方的相关知识的增长和加深，本身就是在提升中国人整体上的知识储备以及知识结构，就是在为中国做贡献。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前景以及最终目标，应该是在对西方的研究上，达到甚至超过西方人的水平，如同西方世界在发达起来之后，其对东方的研究也会让东方人自己不得不予以重视。有老一辈学人曾说，中国人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让国外研究者因为不懂中文而感到遗憾。当然，达到这种目标的过程会很漫长，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够完成的，而且在这之前还需要大量奠基性的工作，包括对西方文明方方面面的介绍，让大家对西方有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了解。但是我觉得，在对西方本身的研究上，达到甚至超过西方的水平，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长期目标。从过去30多年来看，虽然大家都知道学术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客观来说，取得的进步还是非常可观的。随着整个社会在经济上的发展，加上学术研究本身的积累，我们对中国人西方研究的前景应该是有信心的。

中国人文学界包括社科学界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是把中国和西方（或者东方和西方）划分得那么泾渭分明，沉浸在我们自己专有的一摊领域里，而是应该在经过比较充分融合的世界性学术共同体里，在中国和西方能够互相平等对待的背景之下，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争取做到更好。这是中国人文学界包括社科学界将来应该努力发展的方向。

李筠（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政治学——世界的， 才是中国的

我一看这个题目——“共谋”，我的定位是这个会要展开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揭开我们关心的对于政治学和政治的共同的想法，大家把它们摊开讲，思想性大于学术性的定位，所以请允许我讲得远一点。

过去一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待了一年，非常关心他们的政治学怎么搞。总体来讲是政治理论式微的状态，他们不太谈高大上的东西，鸡零狗碎的东西倒是非常明显，一方面是议题非常狭小，另一方面是学科本身高度分化。我们感兴趣的题目不在政治系，而是在哲学系、历史系，有时候觉得政治系的没意思，就经常跑到哲学系、历史系玩。在政治系里我发现有一个比较坏的现象，政治理论被玩坏了，在某方面和政治科学调查统计也勾连起来，和整个美国的不良的走向是超级吻合的，即身份政治。这几年美国玩这个东西玩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跨性别上厕所的问题很多州议会都进入了立法讨论。我这个人生理上是男人，但我认为我是个女人，就应该去女厕所，州议会到底同不同意我这么干？于是，产生了很多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怎么处理的政治法律问题，然后变成一种权利的要求，进入立法。我个人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很荒唐的事情，但是在他们那儿大张旗鼓地搞。我听过两次州议会辩论，真是受不了，他们简直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最近有一篇文章，是我的合作导师马克·里拉写给 《纽约时报》 的，指责民主党，说民主党太爱搞身份政治，同性恋要代表、少数族裔要代表，所有弱势群体都要变成自己的地盘，这恰恰放弃了对于 “美国是什么” “我们是谁” 根本问题的考虑，民主党放弃了大方向，导致特朗普野蛮而粗糙地主张 “正确的” 大方向（想想WASP的传统）反而节节胜利。不过，讲美国政治科学、政治理论、政治立法实践的某种偏向只是为我们反思自身寻找一种警示。在这个基础上我讲讲我们这个议题中的三点基本问题。

第一，光辉老师强调了社会科学上的事实，认定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很重要，我认为现在的中国最重要的基本社会事实是：中国和西方或者和世界的双向塑造。不再只是简单地谈全球化包裹我们，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而是讲我们中国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世界塑造中国，中国也在塑造世界。每个人都受到世界的影响，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事情了。而我们中国也把很多东西输出到外面，对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我们不对自己的政治安排、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有合理的规训，那么放出去的东西肯定是为祸的东西，祸害全世界。但无论如何，双向塑造的态势已经形成。我们的影响，目前看起来显眼的是物质层面的；价值的呢，人家还没有搞清楚我们是什么状态（我们自己搞清楚了吗）；制度的呢，基本不用谈，“为人类立法” 意义上我们影响人家，还根本不沾边。

在这里，我认为在政治学上谈中国走向复兴，归根到底是：中国在世界上的成长——无论是自己的正常化，还是把世界变得更好——最后要落实到公共制度的创设能力，也就是说为国际社会、为全世界提供制度式的公共产品，为世界建规立制，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该干的事情。而这背后需要很多支撑，而作为制度核心的公共哲学就很重要。

第二，进入到双向塑造过程的内部，我们必须澄清，（双向塑造过程的）恰当的政治哲学定位是什么？我认为比较妥当的是相互承认的普遍主义。我们不能搞特殊主义，中国在传统上不是特殊主义的，而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人类共同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没有普遍主义的胸怀，不可能理顺中国的问题。相互承认的普遍主义，通俗地讲，就是让所有人互相听得懂，能够互相理解，能够互相沟通，或者至少互相尊重和谅解。我认为从大格局上讲，价值的不断熔铸决定了政治体的天花板。如果我们在普遍主义的议题上拿不出妥当的东西的话，就始终只会在 “民族” 这样一个小格局当中打自己的转子，没办法和全世界沟通，成长就会是有限的，甚至是可疑的。因此，我特别反对拒绝他者、拒绝对话、拒绝沟通而声称自己是普遍主义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它们都是伪普遍主义，都是把自己的东西当作普遍的，却完全否认别人的价值是有道理的，甚至在根本上不惜通过武力干掉其他的普遍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邪恶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我们在价值原则上中国成长过程中应该去极力避免的。

第三，从思想的碰撞、价值的融合进入到学术操作的相对形而下的层面，我归结成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则，一方面是经典或者狭义地讲西方经典的重新问题化，或者就是中国化。中国人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对西方经典去提问，而不只是 “跟着走”。他们解决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带着我们的问题去看他们那些东西，他们到底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原则的启示而非具体的方案？这需要我们去体会和思考，人家不会现成地给我们。另一方面，中国独特问题的原理化。不是把中国现象拿出来吹捧，而是在通则意义上、原理意义上，中国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样定性。中国复杂而特殊的情况到底指向了什么样的政治原则或者原理，需要我们去观察、揭示和阐发。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华文有不同的意见，我不认为人类已经发明了所有的一般性政治原理，如果这样，剩下的就是我们把它如何落实到实践中，它就成了我们的天花板。政治的一般性原理仍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终结，这也是我们中国加入了世界进程就必须对它有所贡献的责任所在。

总体上讲，寻找政治学的通则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方案，是同一种学术努力的不同面向。我们要寻找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可欲国家的必要条件，而把这些必要条件变成内在一致的状态。很多条件已能断定是中国成长之所必须（而有些还没有被公认、有的还没有被阐明），但很可能的是：这些条件之间是会打架的，它们如何融合成一个体系？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中国政治学在中国成长背景下的成长变成一个简明的说法：如果西方在现代化、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做成的是牛顿体系，中国人应该追求一个爱因斯坦体系，我们不能反对牛顿体系，说有了我们以前的原理全都作废，而是要把以前的原理全都包进来，成为我们体系的一部分，我们揭示了政治世界更高的普遍性原理，但和以前的原理完全是兼容的。我们要长得更高、研究得更深，把既有原则和新发现的原则在结构上联系得更加合理，我们没有偏离人类的正常轨道，而是把它变得更丰满、更深刻、更普遍。中国政治学走上这样一个具有成长性的道路，恐怕才能够配得上我们所讲的真正中国复兴议题，配得上这样一个伟大时代。

高景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温和的民族主义助推中国复兴(www.daowen.com)

我的发言主题是 “温和的民族主义助推中国复兴”。主要谈三个方面：第一，民族主义在中国复兴当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什么；第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第三个方面涉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

先讲第一个方面。民族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在当今中国也是一种非常具有号召力的思想。关于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否是原生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原生的而是一种舶来品，中国人原来认同以传统、文化和历史等为基础的文化主义，只是随着这种文化主义遭遇到了西方列强的挑战以后，中国人才开始逐渐认可民族主义；另一种观点强调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原生性和连续性，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舶来品，而是自古以来在中国就存在的一种观念。我认为无论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否是原生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断入侵和中国传统的 “天下秩序” 的崩溃，促使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有了极大的转变，即从 “王朝国家” 转向 “民族国家”，加速了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缔造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时，在 “救亡图存”这一背景之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很强的自卫色彩。

实现中国的复兴，是中国民族主义百余年来的梦想，那么，民族主义在中国复兴的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我认为我们可以从 “救国” 和“建国” 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第一，在实现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激励机制，有着强大的大众动员能力。与爱国主义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种进行社会团结和社会动员的可靠力量。民族主义在促进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西方列强开始了对中国的蚕食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之下，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忠诚感在随后的反帝和反封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实现了反帝和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新中国的成立，这是实现中国复兴的重要前提。第二，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也有着极大的凝聚力，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建设力量。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意识到了民族主义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常依照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通过媒体和大型的集体活动等途径来动员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从而达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复兴进行服务的目的。同时，当民族成员对国家有着极强的认同感时，民族主义也可以转化为爱国主义，也可以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以上我谈到的是民族主义对中国复兴所起到的正面作用是什么。然而，民族主义也会起到负面作用，这就涉及我要谈的第二个方面，即在实现中国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这涉及对民族主义进行类型学的区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考世界的方法，民族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类型，比如以国别为基础，人们将其分为中国民族主义、英国民族主义、法国民族主义、德国民族主义和美国民族主义等民族主义，人们又可以依照地域为基础将其分为西方的民族主义和东方的民族主义。在现代社会，有关民族主义的一种比较有影响力的类型学的分析是将民族主义分为 “公民民族主义” 和 “族裔民族主义”。我认为以其观点是否激进而言，大体上可以将民族主义分为激进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与温和的、理性的民族主义。

激进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扩张性的和侵略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非理性的、狂热的和反动的力量，有着盲目排外的狭隘和狂热色彩，为一些国家的对外侵略和对外征服服务，带来了破坏、奴役与灾难。这种民族主义有着极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往往被称为 “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已经导致了对众多无辜民众的大屠杀、种族清洗和严重迫害。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成为了国家对外扩张的根源，其所带来的对人类文明底线的践踏等恶劣后果，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民族主义除了具有侵略性的一面，还有温和性的一面，这种民族主义在道德方面和实践方面并不是令人反感的，具有开放性。当然，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温和的、理性的民族主义。这也需要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要遏制激进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激进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我们可以通过 “宪法爱国主义” 来加以防范，宪法爱国主义有着政治整合的功能，能够在不危害国家统一的前提之下，使得各民族以及公民的权利得到实现。

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复兴，我们还应该进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对中国的长治久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种情感，民族主义必须有所依托，而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公民把民族情感附着在国家之上。虽然自清末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已经走过了一个复杂的历程，也取得了某些成就，但是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仍未完成。中国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民族国家的建构所通常面临的某些危机，比如 “认同性危机” 和 “参与性危机”等。面对这些危机，我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应该提高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这需要我们进行 “公民身份” 的建构，强化民众的公民身份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要强调无论一个人的民族身份、种族身份或者宗教身份如何，这些身份都不能超越其所拥有的公民身份。当然，我们在承认各民族所拥有的自由平等权利时，也要尊重其文化的特殊性。进行现代公民身份的建构，离不开对权力的约束，这也是我下面发言的侧重点。

现代民族国家应该是在宪法约束下为各民族的合理诉求提供保障，又可以拒斥各民族的不合理的诉求。一方面，权力应该得到有效的规约，宪法的地位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个人与组织必须在宪法之下进行活动。我们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能否得到有效限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民族政治理论经常强调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强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也使得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在宪法约束之下，我们可以缓和这种张力，化解我们在进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所面临的 “认同性危机”。只有社会的各部分愿意在宪法之内来解决问题，国家才不会面临着 “分离” 乃至 “解体” 的问题。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是在强调宪政民主体制就一定能够化解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因为在某些宪政民主国家内部，仍然存在着这种紧张关系，比如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运动。

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还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不但是以民族作为基础的，而且还是以民主作为基础的。我们应该通过选举等制度来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项核心原则，即 “人民主权原则”，民族国家是自由且平等的公民联合体。在进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时候，我们必须处理好族际关系，赋予各民族以平等的权利，确保其自由且平等的公民身份的真正实现，使得它们能够真正地参与政治生活。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应该以公民作为基础，只有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民族国家的 “参与性危机”才可能得以化解。

包刚升（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设定政治科学作为学科的新议程

我发言的题目是 “设定政治科学作为学科的新议程”。先从两个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说起。第一个热点问题是英国脱欧。脱欧公投之后，东方卫视给我打电话，说包老师您研究民主，又在英国生活过，是否做一个东方卫视的访谈节目？我接到邀请之后很是犹豫，因为我对英国政治本身的研究并没有那么精深，就婉拒了他们。我想，作为学者还是审慎一点比较好。记者又问我，您自己不来，是否给我们推荐一两位专门研究英国政治的学者。我就想，应该推荐谁呢？想了半天，我都想不到国内哪所知名大学的政治学系有专门从事英国政治研究、以英国政治为专长的学者。最后，东方卫视请的是国际政治专业或国际问题研究院主要搞中英关系或英国外交的学者，但他们并不以研究英国国内政治为专长。

第二个热点问题是美国大选。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我接到 《新京报》和凤凰网的专访邀请，我比较审慎，所以都婉拒了。但大家发现没有，美国大选之后几周非常活跃、举办大型讲座、参加电视访谈节目的学者大部分是国际问题或外交学的学者，他们主要研究的是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而不是美国国内政治。甚至有不少很活跃的 “美国大选问题” 学者对美国政党政治、总统选举制度、竞选政治、美国民调的研究还是很不深入的。我这里不是想批评这些国际问题学者，我的问题是，美国大选这个问题本来不应该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事情，应该是比较政治学界的事情。

英国政治和美国政治，都应该是比较政治领域国别政治研究的重中之重。当然，我们还应该有德国政治、法国政治、日本政治、俄罗斯政治这样一些大国政治的国别研究，未来还应该包括印度政治、巴西政治、土耳其政治、印尼政治等。我作为政治学者，自己感到非常惭愧，觉得国内政治学界（政治学系）这方面的国别政治专家是非常缺乏的。如果去考察英美一流大学的政治学课程清单，应该有不少于1/4 的课程是国别政治和区域政治，前者比如德国政治、土耳其政治，后者比如拉美政治、东亚政治。他们能开出这么多国别政治和区域政治的课程，说明他们的政治学系也有很多国别政治和区域政治的教授。从学科建设角度来讲，这是我们跟英美一流大学相比的一个重要差距。

这里再说一个重要的历史热点问题。民国初年曾经发生过一次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的讨论，大概可以追溯到瓦尔特·白芝浩1867年所著的 《英国宪法》，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早文本。此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在20世纪初讨论过这个问题。威尔逊是做过美国总统的政治学教授，他对总统职位有切身体会，他也同意白芝浩的观点，认为总统制不如议会制。当然，那个时候美国还有学者主张总统制优于议会制。对中国来说，当时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一直发展到民国早期政治中的 “府院之争”。这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当时，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宋教仁等人各有各的主张，我的发言不想从政治或学理上讨论总统制或内阁制的优劣。我想说的是，经过了100年，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知识有没有实质性的增加？今天，从学界到公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是否更加精深？在今天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中，实际上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治学界不能在这方面有所积累和有所贡献的话，一旦有某种政治体制再造需要，政治学界能不能提供有效的理论与知识支持呢？我知道，法学界特别是很多宪法学教授非常着急，他们有很多人从宪法学角度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在总统制或议会制这样的问题上，最应该有贡献的首先是政治学界，而不是法学界。当然，我不反对法学界去研究这样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上确实需要不同学科的智慧。

第三个现象是我最近接触到不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阅读清单。比如，有两本书仍然是他们阅读的重点，一本是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另一本是《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研究政治学的人都知道，这两本书是很重要的，应该是比较政治学的基础书目。但问题是，如果一个2016年的博士生阅读清单上充斥着1966、1968年的书，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书却非常少，如果这一代博士生和我当年读博士，甚至跟在座的非常年长、非常资深教授当年读博士时读的书一样或者很多书是重合的，没有更晚近的著作来更替，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有一种很强的紧迫感，博士生主要靠读20世纪60年代的书，能够写出具有学科前沿水准的博士论文吗？所以，我们政治学界在最新著作译介、前沿知识更新方面具有蛮大的缺口。

第四个现象跟我三四前年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有关。这是一项关于政治制度和民主转型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做研究，我首先要收集文献，我先收集中文文献，再收英文文献，结果发现只有很少的几本中文译著是与此有关的。主要就是阿伦·利普哈特的两本著作 《民主的模式》 和 《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以及乔万尼·萨托利和韦尔分别论述政党体制的著作。此外，还有极少的关于政治制度的理论著作，主要就是马奇与奥尔森的新制度主义的作品。加起来，与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相关的著作不超过10本。所以，我现在收集的绝大部分文献都是英文的。比如，舒加特等著的 《总统与议会》（1992）是总统权力与议会权力关系的名著，林茨等著的 《总统制民主的失败》（1994）是关于总统制的名著，中国大陆地区目前都没有译本。除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几个著名高校的图书馆以外，恐怕国内大部分政治学博士生，如果不出国留学或访问的话，他们是很难接触这样的英文著作的。再举一个例子，国内关于选举制度的译著和原创著作都是非常罕见的。而在英美国家的一流大学，图书馆的教材区就有数十版关于选举制度和选举政治的著作。

由这些现象，我就想到了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和现实政治的关系。首先，我需要说明，我是研究民主与民主转型的，过去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训练，所以很多同行大概了解我的基本价值取向。但讨论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我更愿意放下意识形态的立场，更多以价值中立的视角来对此进行思考。目前，国内舆论场的一个重要分歧是政治学究竟是现实政治的仆从，还是现实政治的批评者？我想，政治学是否应该超越这种过分意识形态化的争论，而是应该寻求更中间化的立场。按照周光辉教授的说法，我们是否应该更关注政治学的知识贡献。所以，我主张，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其实更应该走一条学科专业化、学者职业化的道路。

比如，国内关于中国复兴或中国崛起的很多解释或论战，就有着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科学化的程度就比较低，不同派别的学者贡献的更多是口号——不管是支持的观点还是反对的观点。一个重要的视角是，我们能不能把党国体制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研究呢？实际上，党国体制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存在，学者从学科专业化的角度应该把党国体制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来研究。无论是你是选择服从它、赞同它或批评它，你都不能忽视它。美国的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国内一下子涌现出很多关于特朗普的评论。有些评论是出自高校学者之手的，但我的观察是，国内政治学界写的评论并不多——这或许还是一件好事。很多评论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结果如何不靠谱，特朗普上台为什么预示着民主治理的糟糕面，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要研究特朗普为什么会上台，这才是更专业化、更职业化的态度。另一个相似的事件是英国脱欧。英国公投脱欧之后，国内学界和媒体的一个主要倾向，是认为英国脱欧如何不好，甚至是英国普通民众的一个愚蠢决定。但在我看来，我们更需要研究为什么更多英国人选择脱欧而不是选择留在欧洲，解读英国公投脱欧背后的政治逻辑，这才是更专业化、更职业化的做法。

目前为止的国内政治学研究，固然跟20世纪90年代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但如果与欧美政治学的前沿研究相比，我们在议题、理论和方法等几个方面都仍然还有很多课需要补。比如，关于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研究，目前国内的研究还非常少。族群政治、宗教政治和人口政治这样的重要领域，国内很多知名大学都还开不出这样的课程，因为国内并没有多少人研究这些议题。关于政治冲突、内战等议题的研究，国内也非常缺乏这方面的学者和研究。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国别政治和区域政治的专题研究，国内研究还有很多缺憾。

就这些方面来说，我们在前沿教材、前沿专著、最新前沿论文的译介方面仍然要做很大的功课。今天的会议有很多代表性的学者，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吉大、中大的院长、系主任或学科带头人，也包括教育部政治学学科评议组的专家。我们现在经常讲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对政治学学科的未来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建设清单，应该集合政治学界的力量来做一些比较有效的努力，来推动这个过程。我第一本书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后来我发现国内新政治制度主义研究这块还有很大的缺憾，我就跟商务印书馆说，要不要出版一套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政治制度名著译丛？他们表示很欢迎。但这样的工作非常艰苦，需要很多人来做这些工作，也更需要今天在座的很多资深教授来牵头推进相关的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培养体系、课程体系与课堂的问题。对一个政治学课堂来说，我们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这些都是关键问题。我在北京大学读的书，现在执教复旦大学，所以我知道中国最好高校的政治学课堂大概达到了什么水准，说实话这方面跟英美一流高校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我上上届带了几位非常优秀的本科生，其中本科成绩最好的两位在复旦大学保研了，另外两位没有保研，一个跑到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可能很快会去美国读博士，一位跑到日本读语言预科，估计会比较顺利地申请到东京大学等日本名校的硕士。我一直在想，这四位学生，三年以后究竟是本校读研的学生学术训练更好，还是没有保研资格然后到香港（加美国）或日本读研的学生学术训练更好？说这个故事，是说我对目前大陆政治学科的培养体系还是有某种担忧的。大家也可以来评判一下。

由于科研第一的导向，目前学生的培养体系、课程规划和课堂训练的水准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点的一个洼地。2016年的中国政治学学科，我们应该做何种新的课程体系与培养体系的规划呢？我们应该具有何种课堂质量呢？这些都是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简单地说，一个完善的政治学课程体系应该包括理论专题、方法专题、国别专题和本国专题（这里没有讨论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分支）。国内各高校，特别是政治学比较靠前的高校，在这四个方面做得怎么样呢？我的判断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此外，我还想从学科专业化的视角简要讨论政治学研究的学界生态。研究什么？如何研究？这是关键问题，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根据学科专业化、学者职业化的视角，我这里想表达的是，我们政治学研究能不能跟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保持一些距离或者保持较大距离。不要简单地从意识形态的立场预设或判断一个政治现象是好还是不好，而是更应该从社会科学视角对政治现象进行分析，解释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因果逻辑。这才是政治学界首先应该做的。一句话，如果政治学想要有知识贡献，我们的主要精力不应该放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论战，而是应该对学科和研究进行社会科学的再造和整体研究范式的革新。

所以，我的倡议是政治学界应该为政治学的未来设定新议程。有一个概念叫做 “正在发生的未来”。这意味着，未来是我们今天创造的。我们这五年做什么，将决定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政治学学科是什么样的。我的基本观点是惟有学科专业化、学者职业化，这个学科才有可能成熟，才更有可能对知识、对我们这个政治共同体有知识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