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转型时代的政治学

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谈大国复兴的政治学是否合宜？结合自己的政治宪法学的研究，我谈几点想法。

第一，中国的立宪建国形式上已经完成，但实质上仍有赖完善，因此，政治学对于宪法创制的意义依然重大。但目前的政治学似乎没有这样的自觉，我认为，当今政治学应该有一个宪法学的关切，即如何为底定中国的宪法制度提供一个坚实的政治学根基。进一步说，就是国体与政体问题的辨析与定位，从类型学到演进论，从形式考量到实质论证等。这些政治制度的政治学研究，就为规范性的宪法学提供了理论指南。宪法学的政治宪法部分，有赖政治学的学理辨析，何种国体与政体的抉择既是一种政治决断，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中国的政治宪法学提出了这个问题，政治学是否能够回应？这是一种理论挑战，也是一种现实诉求。我在此要问：中国的政治学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二，转型时代又是变革时代，中国的政治学要为这个伟大而卑微的时代，寻找一种动力机制以及历史因缘。如果说宪法学是要为这个变革时代的规范性赋形，那么，政治学则是要为这个变革时代的动力机制追踪溯源，而不是为陈旧的体制背书。对此，中国的政治学不能仅仅限于填表涂鸦，应该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挖掘这个变革时代的动力机制，解决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要经历变革，如何变革，其变革的路径是什么，动力来自哪里，历史的路径依赖如何，变革的成本利益分析以及变革与革命的关系等。

这些问题也不是中国当今独有的，西方英国的 “光荣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以及俄国革命，乃至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魏玛时代、罗斯福新政时期、中国的晚清民国，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社会政治的转型与变革，当时的政治学（广义上的）也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回应。今天，中国也迫切需要堪与它们比肩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

第三，比较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在中国相对来说，还相当薄弱，但具有借鉴意义的恰恰是这两个政治学的分科。因为要构建中国的政治学原理，要形成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结构，需要来自历史的损益、批判和继承，更需要多国的制度比较。因此，要回应中国变革时代的政治学问题，比较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是提升中国政治学问题意识的两个拐杖。

中国当今的历史政制史研究，大多是没有问题意识的归纳，与其说是属于政治学，不如说是属于历史学。政治学的历史主义方法论，与历史学的政治史研究，有着重大的不同。此外，比较政治学在今天更是缺位，不是为时下的政治现实唱赞歌，通过他国的故事为当下涂脂抹粉，就是一味否定当下政治，没有原则地为西方唱赞歌，丑化现实的所有作为。这些都是意识形态，不是政治科学。所以，政治科学意义上的历史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是十分迫切的。

陈华文（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中国复兴与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

我想结合自己这几年所关注的政治审慎问题（prudence）来谈谈政治学能够为中国复兴提供怎样的理解视角。审慎作为一种经纶之道，实际上是政治学曾经作为一种智慧所倚重的核心能力。在中国复兴的语境下，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需要回答三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要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第二，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意味着什么？最后，这种政治学对中国的复兴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今天更想阐明的是这种政治学对于我们寻找中国现代方案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也即这种政治学可以为我们寻求中国的现代方案提供哪些可能的观察视角和思考进路。

第一个问题，为何要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在理性主义的支配下，现代政治对工具性治理技艺的依赖日益趋重，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治理使得公共管理日益工具化，目的或价值关怀并不被重视，从而也将国家推向一种纯粹的缺乏向善性的工具性国家。与此相应的政治理论或是脱离复杂的政治实践，或是将政治实践简化为纯粹应用性的政治技艺。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社会哲学在走向科学的道路上丧失了政治学曾经作为智慧和机智所具有的能力。” 但是，政治审慎与政治技艺和政治科学之间是不同的，而这些区别或许能为我们理解中国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那么，第二个问题，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究竟是什么意思？文人政治或官僚政治困境的背后实际上是自我判断的丧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实际上特别强调的就是政治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借此以避免现代理性主义的僵化性，当然也希望避免哲学王的独断性（任意的自我决断）。

在这当中，审慎（实践智慧）是最优的思想资源。审慎概念能够提供一种政治判断力模式。实际上，“审慎” 在古典政治学与近代政治学中都存在。在古典思想里，审慎与政治学被认为具有共同的品质；而在现代政治哲学里，去理智化后的审慎仍然作为因果连续性推断的考虑和判断而与去道德的近代政治密切相关，但是人们并不重视审慎与政治学这种共进退的关系，而忽略即便在近代政治学中仍然有着重要作用的审慎。因此，我们如今重提审慎，似乎把它专门看成古典的智慧，所以才有重申的说法，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澄清审慎与政治学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关联。古今之变，审慎与政治学各自都发生了嬗变，但是二者始终结合在一起。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仅仅是将 “审慎” 本身的具体特质在古今之变中呈现出来，由于审慎与政治学的相关性，所以这些特质也相应是政治学的特质。

审慎是一种能够在变化情境中正确行动的德性，这种正确在于对人来说是善的。因此，这种理智德性以实践事务为题材，以智慧或理智为题中要义，关注对于人来说为之善的事物。所以，概而言之，审慎具有实践性、理智性与向善性。

关于实践性，这意味着需要考虑具体情境的变化，就此而言政治审慎不同于政治科学。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一种线性的应用方式，它并不需要考虑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只是将一般原则直接应用于当前的条件中就可以了；而审慎则需要不断地对具体情境进行考量，每一次行动都是一种判断和推论的过程。政治学因此有鲜明的实践品格。

关于理智性。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很难清楚区分智慧与审慎，而实际上许多思想家对此并不做区分。审慎本身可以被理解为智慧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表现。这也可从审慎的另一个翻译实践智慧中略窥一斑。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审慎关注的是具体事务，但仍然需要普遍的知识。政治中的审慎也需要普遍性知识，这就意味着政治判断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与具体事情相关的政治实践仍然需要一种普遍的知识来指导。

关于向善性，指的是审慎以善为目的，审慎者是能够辨清自己善的人，政治上的审慎者则是能够辨清对城邦为善的政治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审慎只是纯粹人格品质上的美德，对善的把握实际上是有着各种规范的。在古典哲学中，善是人在自然秩序中的目的；在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里，善是国家理性和共和理想。所以，审慎作为政治美德，不只是个人美德意义上的品格，而是正确的、合乎人类目的或合乎国家理性的能力等。这些规范实际上是外在于任何独立的个人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种政治学对国家复兴有什么意义？对于如何寻求中国的 “现代” 方案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政治学是否能够、又能从哪些方面拓展我们的视角？

政治审慎所包含的向善性实际上就进一步指向人类不断自我发现和完善的历史进路，而这种进路在现代有了具体的特质内容。审慎与政治学的共同发展也正表明了这一点，也即从亚里士多德伦理性的审慎与善政的关联，从马基雅维里去道德化的审慎与国家理由的关联，可以看到政治学的发展，在于如何把握人类的善。那么对于 “现代” 方案而言，二者实际上已经足以呈现出在一系列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现代理念上，在宪制、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安排上，在宽容、多元和文明的生活风格上的特殊契合。在现代，基于审慎的政治学将引导现代人发现对于他们来说的 “天道” 或 “制度性安排”，就像古代人所发现的城邦伦理。

对于如何寻求中国的 “现代” 方案而言，审慎本身的实践性将意味着并不是以在西方首先出现的 “现代” 方案应用于中国，这种思路是科学的而不是审慎的。正如前面所说，审慎的践行由于它是要在可变的具体事物中进行，考虑怎样行动，因此这种践行绝不是先有明确的一般原理，再将此一般原理简单地应用于具体事物，它往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去提出一般原理，即使它最初可能有某种观念或理想，但这种观念或理想最初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图式，往往需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www.daowen.com)

在中国再出发这个维度上，西方的 “现代” 方案是一般的，这也是我们能够在现代中所呈现出的某种具体观念，但这个一般需要在中国的现代语境中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唯此，才是真正的中国的 “现代”。所以，怎么能够把西方独特的，在西方原生所发现的现代方案跟中国经验关联起来，这才是一种作为智慧政治学要考虑的。当然需要提供创造性的解释，但我想这些应该是以后政治学要努力发展的方向。

景跃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两种现代性的想象与中国政治学的分化

最近看到一位老朋友的短文，很有意思，表达了知识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困惑。以前有一种方向感，不管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多么复杂、改革进程如何曲折与反复，但有个东西在，如北斗星在那儿，方向是明确的，至于路线怎么走则五花八门。十八大以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开始不分左右，大家都高兴，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中央文件的精神。大约半年时间左右，发现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原来以为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现在突然发现没有解决，又回到原点，回到非常基础的问题上去了，又与历史接上茬了。19世纪西学东渐，清帝国遭遇了来自外部的严峻挑战。在政治制度上，需要选择的问题是变法还是革命，最后是改良赶不上革命，辛亥革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皇权推翻之后，共和政治并没有到来。先是军阀混战，然后是国共相争，枪杆子里出政权，最后通过内战解决了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执政党的改革开放原本是要解决中国富强的问题，积极参与全球化，借船出海。现在不但出了海，也有了自己的船，但外面的风浪也很大。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再次提出政治发展的道路问题，前苏联东欧垮了，或者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要走哪条道路？和前面两次道路选择相比，我们是在和平年代、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这种感觉有点怪异。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强国这一点上应该是触手可及了。但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在基本问题上，社会重要阶层之间或精英内部人群的想法不一样，人心不齐，尿不到一个壶里去。这个问题其实在十八大之前一直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便源出于此），只不过十八大之后中央所采取的举措将一些原本确实存在的模糊空间给澄清了。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研究面临了根本性的挑战。当然这种挑战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同的。为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偏向于搞经验研究？越来越重视量化研究？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经验研究可以把这个问题给回避掉。譬如搞大数据研究，国家愿意资助，对现代治理有帮助，这个与政体性质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做得好的话，还可以弯道超车，缩小与西方学界的距离。换句话说，不管什么样的政权都需要经验研究，因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治理是相通的。政治科学主要处理事实性问题，彼此观点不同没有关系，争论可以通过数据和事实来进行。相比之下，政治哲学不一样，因为它讲规范，讲 “应该”。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应该” 就变成了很大的一个复数，这就麻烦了。按照党校老师的区分，中国不但有以高校和社科院为代表的学术界，还有以党校和政研室为代表的理论界，这会出现更多的分歧。我的一个判断是我们这代人肯定不能解决这个基本问题，不知道60后这一代能不能解决。

现在我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一个重要的改变是，从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理解执政党转变为按照执政党的本来面目来理解执政党，避免佟德志刚才所讲的 “会错意” 的问题。执政党有自己的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系，与我们熟悉的学术话语有着很大的区别，许多学者对官方话语并不感冒。在不少情况下，两个话语场的边界是清晰的，但总是会发生相遇的情况。党和国家通过社会科学基金、通过各种形式的课题将学者吸纳其中，加上现在的考核制度的压力，两个话语场域之间的交叠区域正在逐渐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话语错档的概率就会上升。

不管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如何，就可观察的近期来说，从问题出发的政治改革会持续进行。今年年初我们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政治的教科书，刚出版不久，军队体制就发生了结构性的重组，这一章几乎要全部重写。现在党和国家正在北京、山西和浙江三地搞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预计党的十九大会对此做出正式的部署，2018年春全国人大会议将做出重大的决定，甚至可能涉及修宪。又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组织方式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这种实践会不会制度化？这也是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的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这种体制内的渐进改革会走向什么地方？已有经验的一个启示是，对于主导改革的执政党而言，其他都可以动，但有一个东西不能动，这就是党的领导。从逻辑上说，未来中国政治的前途大概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执政党实现了自己的宏愿，在解决人类社会基本问题上为世人提供一套中国方案；另一种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犯颠覆性错误，导致中国尾随第三波民主化之余波，或成为第四波民主化的主流。

对于学术研究来讲，两种可能性都要应对。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如果我的祖上为我留下了一笔巨资，我将成立一个学术性的基金会。然后找立场不同的严肃学者，分别资助他们的研究，然后让他们定期地交流和争论。这种争论必须是基于理性分析的，而不是情绪发泄。例如，中国方案要成功，在理论上必须解决一个基础性的方法论问题，你的理论出发点在哪里？是个人，还是群体？抑或群体与个人并重？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方案是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宪法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和义务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个人主义政治观的一个基本点是强调自治。在中国语境下，这套方案必须考虑的一个政治后果是，它有可能解构我们这个政治共同体。如果为了维护这个政治共同体，你提倡群体优先，或群体与个人并重，那么如何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证明在群体优先的情况下，照样可能发展和保证公民权利。我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认真探索和研究还是有意义的。一定要沿着理论的内在逻辑走，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要急于去迎合某种政治口号，否则没有意义。

不管现在有着怎样的分歧，中国要走现代化道路这一点是共同的。问题是现代化的道路是既成的还是开放的；政治哲学的建构是完成时态的还是进行时态的。我的一个主张是，不要急于将所有的螺丝钉全都锚死。在与政治科学的互动中，在与实践的对话中不断地来反思和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确切的答案或许是一件好事。就我本人而言，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中国政治的经验研究上，老老实实地做尽可能稍微硬一点的东西。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储建国（武汉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政党自律在现代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转型时期有三种关注，看过去、看现在、看未来。现在很多人做研究主要是关注现在，本人也是如此，政治学对过去关注相对弱一点。关注过去，文化传统差异很大，文化传统中有没有共同的东西对现代是有作用的？我觉得还是有。今天会议主题是 “中国复兴的政治学共谋”，我个人理解现代社会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持续地利用市场或者民主调动个人欲望，又试图通过国家的法律制度来约束个人行为。我们是做制度研究的，特别重视国家制定的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然而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现实中政治行为所受到的约束中有多少是通过国家法律制度起作用的？德国学者希尔施说，现在西方社会能够正常地运行，事实上其赖以生存的是别人的资本，是前工业化时代的遗产。我认为这句话很重要，我2014年去美国时，看了一个价值观的调查，是2012年的调查数据，89%的美国人相信有上帝，50%的美国人一个月去教堂一次，这个比例比欧洲要高，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社会比欧洲更传统，欧洲没有这么高的比例。相对过去来讲，美国人的这个比率有所下降，但不像有的地区下降得那么快，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首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马克斯·韦伯讲的新教伦理精神，它对生活的严谨、节俭安排得井井有条。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来看，这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但在另一个方面它也是制约资本主义的，防止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放纵。政治领域也有类似的道理。克林顿在总统任上出了莱文斯基事件，特别检察官斯塔尔在调查时当然根据美国的法律和制度进行，但他说支持他做这件事的心理动力来自宗教信仰，他和克林顿都是基督徒。因此政治领域里，自律很重要，尤其是更多的精英自律。我更关心的是在转型时期，此时的精英自律更加重要一些。我发表过粗浅的文章，谈及政治转型和精英自律的问题。这里谈一下几个转型时期。

第一个是发生在近代欧洲。与法国革命相比，英国革命相对成功，英国贵族的自律程度比法国贵族高。所谓精英自律，指的是精英群体在没有外在制约力量的情况下，能主动地维护和开发公共利益。这两个方面英国的贵族比法国贵族都表现好。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14、15世纪时，英国贵族开的会议次数比法国要多。开会有好处，容易形成约束群体行为的共识，这就是精英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个传统的制度。第二个是英国贵族积极开发新利益，并且愿意下层阶级分享新利益。有的贵族发明了农业新技术，便搞聚会，弄个小册子进行分享，让下层阶级一起受益。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我的论文说到很多方面。法国腐败程度比英国严重得多，从国王到贵族，公开地卖官，对下层阶级进行公开地掠夺，而且不思进取，没能像英国贵族那样与下层阶级一起开发和分享新的利益。从简单的描述来看，英国贵族的自律让现代转型成本变得更低，转型之后状态也好。

第二个发生在近代东方。中日两个国家也可以在这个方面做比较。有个精英自律方面的典型对照案例，我们学历史的大概知道，1883年日本为了建设海军，明治天皇从私人库房里面每年拿出30万，上层家族纷纷效仿捐赠。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皇室却从海军经费中挪用300 多万建颐和园，另外各级官员也是层层挪用。这是政治行为方面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这是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两个精英阶层的现象，这不只是腐败的话语所能说清楚的。背后精英阶层的自律机制在什么地方？这个要搞清楚。这是近代。

第三个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的贵族基本不存在，精英还存在，到哪里去了？在政党里。所谓现代政治转型主要是靠政党推动的。从非西方国家来讲，现在的转型比较成功的没几个，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要分析转型成功的话，核心要看政党。东亚有几个代表性的政党，一个是日本的自民党，日本自民党非常自信，说不定比中国共产党更加自信。他们的精英说自民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党，因为能把一个非西方国家很快变成发达国家。我的一个博士做日本自民党政党自律的研究，自民党看起来好像是派系政治，比较散，但形成观念共识、对既定政策的服从以及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得比较好。其内部有一种集团主义理念，还有类似中国共产党的党纪委员会，在政党的团结和廉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西方国家政党很少有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政党自律方面做得更好，最近有人就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发表文章，拿新加坡的党做例子，说人民行动党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李光耀在建党治党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们还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来强化自身的政党建设。这值得我们思考。

再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很有意思，既有独裁，也有民主。然而，其独裁主要是以军队为基础的个人独裁，其民主是以派系为背景的上层竞争，这两个东西都是不利于政党自律的，国民党的党组织处于涣散状态，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观同一时期的共产党，无论民主还是集中，都是依靠党组织来进行，充分调动了基层和高层的积极性，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国民党到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学习共产党来搞整党，加强内部团结和廉洁自律。尤其是在蒋经国时期，国民党在自律方面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马英九就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领导人，他不管有没有能力，但在廉洁上无话可说。国民党在失去政权后能够东山再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前的政党自律。然而，再次执政后没能重视这个问题，组织涣散的老毛病又犯了，不仅失去了党内团结，而且失去了基层支持。今后观察台湾治理的质量，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其主要政党的党内治理质量。

无论是过去的贵族自律，还是今天的政党自律，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政党自律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东亚，这跟中华文化有没有关系？我相信是有关的，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地解释、揭示。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是要把自己内部的事情做好，这是面向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毛泽东时代后期在大的方向上搞错了，但后来者不能够像过去那样搞简单地否定。这个时代的政党自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是一笔重要的遗产。有人怀念改革开放初期比较理想主义、比较廉洁自律的状态，这其实就是过去的遗产。这个自律遗产我们消耗得差不多了，发生问题特别严重了，现在痛下决心，可能还为时不晚。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所谓现代政治行为的约束，主要依靠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精英和政党自律起着辅助的作用，然而，这种辅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自律会更加重要，甚至说起着主要的作用也不为过。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因此，正如我开始所说的，这种东西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