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

“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 这一命题，本应直接针对中国当下情形加以解析，但需要扩展为一般的话题，才足以展现其丰富的内含。

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可以从不同视角切入分析。从国家复兴的时段上来讲，有一个从国家复兴的初创期到国家复兴的兴盛期、衰变期的不同政治学话语。在比较政治学视野中，对中国、法国、德国这类处于后发现代状态、极力寻求国家复兴的国家来讲，在政治学话语建构上，国家主义话语一向特别兴盛。原因在于，这类国家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特殊起始阶段，国家自身的再组织变成问题，国家自身的正当性也成了问题——不仅仅是传统国家组织结构的自身正当性成了问题，更关键的是当下国家的转型正当性也需要论证。因此，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建构，其艰难困苦，首先就表现在国家复兴的起始点上。在这一起始点上，国家形态处于转变状态，国家的三种结构交错存在，殊难呈现界限清晰的国家结构：国家的传统结构不愿退场，国家的现代结构已经萌生并茁壮成长，而混合着新旧国家结构成分的转型结构突兀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于是，国家复兴的终端结构，便是先行国家展现的某种规范性状态。这就又将国家复兴的政治话语复杂性呈现出来：到底国家复兴是模仿先行国家呢？还是绝对自主的崭新创制？或者是学习型创新？如果是学习型创新，学什么？怎么学？又如何才能闯出自己国家的复兴进路？可见，试图成功建构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事情。

从世界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看，无疑英国是公认的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当法国人接触现代英国的国家话语时，法国就已经涣然分流为崇尚英国（如百科全书派）和反对英国（法国君主专制主义者）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的对垒，构成法国现代转变在精神世界中的尖锐对立局面。德国遭遇 “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当德国古典哲学家群体将金戈铁马换算为思辨哲学的时候，当初歌德跟拿破仑见面所显示的德国知识界对 “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那种欢欣鼓舞姿态，消逝得无影无踪。到了黑格尔那里，自由建国这一 “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已经悄然离场，以国家主义代替自由主义的德国复兴思维，成为德国国家复兴的话语主调。德国人终于将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转换为精神呓语，并广泛伸张到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之中，浪漫主义政治情感的肆虐与国家主义的伪政治话语联袂出场，将德国国家复兴引向一个精神歧途。

今天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的国家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但总的来说，中国仍然徘徊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起始阶段。之所以说这一时期是关键的，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建国不进则退，有着打回传统国家原形的危险性。至于国家究竟能否复兴，尚未可知。对当下国人而言，人们耳熟能详的改革陷阱、发展陷阱、转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让人觉得处处布满陷阱，国家能不能跨越这些陷阱，渡过危机时期，颇有疑问。如此看来，中国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建构，很显然会呈现一种德国特色。

中国复兴的国家话语建构，不为政治学所独专。历史学家对国家话语建构也很着急，比如葛兆光主持的研究中心就数次开会讨论。中国复兴之中国，究竟是啥意思，恐怕历史学家们都不好断然给予回答。在传统意义上，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都还需要历史学家审慎回答。放在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左右为难、古今为难、中西为难的状态，中国复兴必须处理好哪些问题才够资格说复兴问题，就更增添了讨论国家复兴的难度。

中国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建构，通常认为需要在古今、中西之维考量。从古今和中西两个维度上看，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建构，虽然困难，但还在推进状态。在古今维度上，先不说变迁中国的政治学要勾画的国家愿景是什么，仅说赞不赞成 “今” 即现代化，便久讼不下。好在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共识还未被完全撼动。在中西维度上，维护中国性，拒斥西方性，似乎一直是相关争论各方的基本倾向。幸运的是，支持现代化的立场，让各方力图在西方国家特殊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现现代化的一般原理。当 “左右之争”插入相关争论以后，事情变得复杂多了。这一争论，让人处在捍卫中国既有政治秩序或是进入规范现代状态的旋流中。中国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很难凸显一个众所认同的话语体系。

先不讲今之中国。仅就古之中国而言，中国是 “谁之中国”，就不好断然作答。当代大陆新儒家认为，中国就是铁板钉钉的儒家中国。但实际上儒家中国仅仅是政治社会面相的中国或教化面相的古代中国。即使不谈道家中国、佛家中国，儒家中国也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说法。况且这只是精神形态的中国之一方面，物质的中国呢？制度的中国呢？墨家、法家等便粉墨登场，各显其能了。

讨论何谓中国的问题，涉及至少三个 “对子”：一是正统与异端。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当然是居于正统者的中国。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自然有理由认定汉族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国，才是正统中国。但清朝皇帝康熙特别辩护道，“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吾朝”。这就有点让人不知所措了。说起来，中国古代王朝，得权最不正的可能就是清朝。在当时的汉族人民看来，少数民族、野蛮民族、异端、靠武力打天下，这种种得天下之不正的因素，清朝都占全了。比较起来，它得权不正，尤甚元朝。元朝以其四书学，让正统象征的儒家迅速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清朝时，儒家进入国家层面较缓慢。而从儒家精神来讲，整个清朝主要讲小学而少讲大学。但康熙皇帝 “得天下之正” 的大言不惭，让正统和异端的争论变得是非莫辩。

二是中华与夷狄。华夷是个更复杂的问题。大陆新儒家认定汉民族天生是华，别人是夷。但在东亚儒学论述中，人们却发现日本和韩国，都曾竞争“中华” 这个古典国家定位。日本东京大学著名教授渡边浩，就说他最遗憾的是，日本竟然不愿以中华自命。而韩国则成立有中华学会。中华天经地义属于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吗？日韩两国学者的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如将 “华” 代表文明，“夷” 代表野蛮，那么华夷关系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华” 是一个可变的、可转移的文明定位。“华” “夷” 并不是在古代定位不移的角度确凿无疑归属的，尤其是在中国显著衰颓之后。

三是王朝和帝国。由于新清史、新元史的兴起，让人们习以为常的认帝国为朝代的中国史观受到挑战。尽管争论一时半会儿不会平息，也难以得出一致认同的结论，但对国人转换视角看待自己国家的历史发挥了不小的驱动作用。近代以来，国人被动挨打，悲情宰制。因此常常只看到别的民族欺辱中华民族的痛史，而没有看到中华民族内外部冲突带给别的民族的痛苦。从汉与匈奴冲突始，落败的匈奴进入欧洲，欧洲人就体会到来自东方强大军事力量所具有的威胁。如果把匈奴跟汉之争算作中国朝代史的一部分，那匈奴进入欧洲的账国人就不能全部推脱。西方学术界的新清史、新元史研究，打的正是国人烂熟于心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旗帜。当今国内历史学界对国家复兴话语有高度的学术警惕，殊不知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话语，却发挥出瓦解中国建构的国家复兴话语的效用。当中国复兴的贫困国家话语试图成为一种世界性话语的时候，这似乎有一种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添堵。对欧洲人来说，“黄祸论” 这一历史学热门话题似乎一直在提醒他们，黄种人并不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从古今维度讲 “古” 中国，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应搭挂在古代的哪个中国？这是难以断然回答的一问。

再一个是中西维度。中国致力建构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对中西的复杂交错关联也很难清洗切割。挑战相应也有三个方面：一方面，中国能否将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知识区隔得那么开？如果决绝区隔开来，便对自己制造了障碍——中华文明之 “华” 就不能成立了。因为中国的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也是地方性知识，并不是真正的 “天下” 知识。我们认定西方的现代知识是地方性知识而非普适性知识，实际上同时把我们自己确立的 “中华”知识的普适性否定掉了。国人凭什么自认中国的五服制度和天下体系普照全球，而西方的现代知识就一定是地方性知识？一个必须避免的反讽论断是，在中西维度致力瓦解西方话语的时候，千万不要同时瓦解了自己的相类论断。中华文明本是扩展性文明，也就是论者所谓的漩涡式结构。确实，直接塑造中华文明的周，“蕞尔小国”，方圆不过几十里，晚近阶段，中国地域之广袤，远非周人所可想象。须知现代 “西方” 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 “地方”，它提供了各国无法逃避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其先进性已经为500余年的世界史所证明。在这点上国人没过心理关，反驳西方人时只顾将其归为地方性知识，殊不知把自己的普适也输掉了。

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形式结构和实质结构是疏离的。有论者强调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文明性国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确实有鲜明的文明性国家特征，并为同时伴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支持的普适性国家。但即便如此，今天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立于世界史是不会有人质疑的。差别不在中国国家性质的文明性或民族性，而在中国能否体现出民族国家的规范性。从政治理论上讲，民族国家只是建立现代国家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把民族国家的国家权力结构、国家总体结构安顿到现代的规范国家结构上。历史提醒国人，天朝体系时代，中国试图为其他民族立规，日本、韩国的不买账应当是一剂清醒药。今日不说全世界，仅论东亚，日本人也曾认定，古代东亚属于中国，近代东亚属于日本。尽管日本人建构的东亚体系——“大东亚共荣圈”，已经被中韩等国拒斥。但其日本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已经进入历史。相比而言，韩国作为古代中国的藩属国，在近代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他们倒是非常坚决排拒中日两国的帝国冲动。对此，国内的新儒家朋友，在这方面视野稍微要广一点，一者固执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将中国性弄得无比狭隘，二者又对五服制度、天下体系极尽赞美，丝毫不顾及邻国感受，这种关起门来的自语无助于中国建立现代国家。

再一方面是主权国家与国际秩序的不同取向。中国复兴的国家话语之一，是要重建天下秩序。这就涉及现存国际秩序的存废问题。如果这仅仅限于学术界的争议，现实影响不会太大。假如付诸国家行动，一定会让全球震惊。毫无疑问，中国最近40年GDP的迅速增长，就是因为依托于现存世界秩序，中国是现存世界秩序得利最大的国家。中国得益于现存世界秩序的痒处，假如中国不深明于此，竟然自己拆自己的台，那不仅会危机本已脆弱的中国经济，也会因为没有设计好替代秩序就宣告现存秩序废弛，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这需要中国政治学界全力以赴建构国家复兴话语的时候审慎以对。

至于左右维度，那是目前局势下不好申论的话题。但是，极左与极右都不是建构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适宜的进路则是不争之论。中国的国家复兴正在路上。我们可以预期复兴，也热切期待复兴，这是我们的国家立场注定的状态。但按照时髦的提问方式，不妨尾随一问：中国复兴，是谁之中国、何种复兴？回答 “谁之中国” 已属不易，论断是 “何种复兴”，到底是国家融入平等的国际大家庭，还是耀武扬威、称霸世界的复兴，也是不能轻率回答的严肃问题。开篇所论德国，其称霸世界的国家复兴导致的国际悲剧，能不能推动国人沉潜反思，理性确定国家复兴的愿景？这些问题，都需要政治学界系统深入地加以理性解释。

肖滨（中山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中国崛起与复兴： 政治学的解释与想象

我的题目是 “中国崛起与复兴：政治学的解释与想象”。讲这个题目是基于这一考量：中国政治学要为中国复兴做一点贡献，首先要立足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3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形成了中国崛起的态势，只有对这一基本事实本身有比较好的政治学解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为中国的复兴提出政治学的想象。

既然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面对中国崛起，政治学怎么去解释中国崛起的根源？按照安德森的说法，有几个相互竞争的思想学派或分析视角提供了解释。第一种是历史学的视角，它将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归因于中华帝国悠久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包括广阔的疆域，基于密集型农业的商业活力、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创纪录的人口增长等因素。第二种是经济学的视角，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解释，中国崛起其实是中国姗姗来迟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随着中国向外资开放投资市场，并逐步加强产权保护，生产要素最终被解放出来，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活力；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与海外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形成的出口贸易极大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第三种是社会学的解释视角，按照这种视角的解释，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中国革命所确立的前提性条件，包括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一支受过一定教育、有纪律约束的劳动大军以及在容忍一定程度的省级自主性制度框架下所建立的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机制，如计划经济、公有经济等。这些解释中有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视角，但没有政治学视角的解释。

不过，赵鼎新教授有一篇文章，专门从政治合法性视角分析中国崛起，这可以看作从政治学视角提供的一种解释。我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从现代国家建构出发，从革命、改革两个层面讨论分析中国崛起，这也可以看成政治学视角的解释。其中，我以改革的两副面孔为切入点来进行分析。按照这个分析，中国的改革有两幅面孔，一个是 “撕裂型的边层改革”，一个是 “权变型的刚性坚守”。“撕裂型的边层改革” 是指从现行体制的外层或边层结构入手，在某些领域撕开若干缺口而进行的变革行为，它具体体现为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和指向国家治理转型的行政改革。撕裂型的边层改革从经济改革、行政改革入手，逐步形成国家与市场的二分格局，逐步走向一个政府权力有限而有效的治理格局。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元素。“权变型的刚性坚守” 的战略目标是维持权力体制的一元逻辑和内核结构，同时，适应体制外部关系的变化，对权力体制进行技术性的权变与调适。这两类改革合在一起，把市场跟国家、中央跟地方、执政党的刚性体制与韧性机制组合为一体，组成了一套支撑中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国家与市场在结构分离中形成的组合提供了中国崛起的活力源；中央选择性集权与分权而竞争的地方政府组合则为中国崛起提供了驱动力；执政者的刚性体制与调适机制的组合，提供了支撑中国崛起富有韧性的政治稳定器。这样，改革的两幅面孔所带来的活力源、驱动力、稳定器一起成为推动中国经济30多年增长的政治根源。这种解释当然只是一家之言。

不过，就中国复兴而言，政治学首先要对中国崛起这一事实提供更全面深入的表述，并对中国崛起的根源提出政治学的解释，这样才能为中国复兴提供政治学的理论指引和智力支持。这是我的第一个主要观点。

第二个观点主要讨论，展望中国之复兴，政治学提供的理论想象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往主要有以下三种想象的思路或者话语：

一种是民族主义的思路或话语，这种思路主要把中国的复兴看成富国强兵，看成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应该说，就民族主义所想象的中国复兴而言，这一想象的图景在今天大致完成了不少，比如近代以来中国主权国家的建构，大国经济成长起来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力提升；尽管民族主义的话语现在很有市场，但某种程度上它的想象空间已经受到很大制约和限制。

第二种想象是自由主义的思路和话语，立足于公民个体权利的维护，尤其以公民个体的自由权利为基石，构想在国家制度建构上能够实现法治、民主，建构一个更加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体系。近代以来，从胡适以降到现代开始，这套话语虽然非常曲折，但其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想象一直延绵不绝。

第三种是共产主义的思路与话语，如果说民族主义单纯立足于国家繁荣富强，自由主义则更关注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保障，共产主义的想象显然更为雄伟，远远超越了它们，不仅有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的大同红色理想，而且有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的世界主义情怀。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政治学还能否提供新的思路？我没有想好，但可以尝试提出以下两点：

一是继承和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遗产。如果说，相对于城邦、帝国等传统国家的形式，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式，那么，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大厦其实还没有完全建构起来。就此而言，我们仍然需要继承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遗产。不过，面对急速变化的世界，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遗产在有所坚持的同时还要有所超越。因为迄今为止来自于西方的政治学其实主要立足于两个政治平台，一个是城邦体制，古希腊的政治学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其实是对城邦体制的政治经验的理论反思和总结；另一个是民族国家，近代以降一系列的政治学理论体系都根源于这样一套制度框架。这样的理论体系对于构建民族-国家显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理论遗产。但是，今天我们的理论视野可能还需要更加宽阔。某种意义上，中国复兴命题的提出显然不能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理论遗产，中国政治学要在直面中国经验和吸纳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为中国复兴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和更宽阔的理论视野。

二是基于包容而开放的中国文明。我们现在谈中国文明容易站在 “夷夏之变” 的框架内，尤其是容易局限于汉族儒家文化传统，以此想象我们的中国文明。其实，中国文明本身非常复杂，例如，传统中国不仅有农业文明，也有游牧文明，不仅有汉文明，也有藏文明等。这意味着支撑中华民族的文明体系不仅是多元的而且也是很复杂的，因此，需要一种更加包容的中国文明视野。另外，还需要立足于更加开放的中国文明，开放的中国文明不是对外排斥的而是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就中国复兴的政治学想象而言，需要我们把视野展示得更开阔一点，这样才能为中国复兴提供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总之，如果要为中国复兴提供中国政治学的想象，第一个前提是对中国崛起的前提与根源要有更深入、全面的分析和解释，同时继承和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遗产，基于包容而开放的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深度对话，如此才能有一个更广阔的想象舞台和空间。

牟硕（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体系

要考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体系，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入手。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官方话语体系。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术话语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我简单地做出结论并与大家一起讨论。(www.daowen.com)

为了更好地呈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官方话语体系，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献进行整理，做了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以出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字样的段落为标准，基本上收集了中国历任国家领导人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相关段落。全部文本总计字数43342字，其中江泽民时期的文本6592字，胡锦涛时期的文本18965字，习近平时期的文本17785字。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果做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回顾的话，我们会发现，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有着一个明显的变化。在毛泽东时期，其话语重心在 “站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建国的话语体系；到邓小平时期，主要讲 “富起来”，是一种富国的话语体系。根据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检索，我们没有发现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讲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

江泽民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首次提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概念。不仅如此，江泽民同志还非常自信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光明在望”。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典型地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创新性的组成部分。但是，比较来看，江泽民时期，这样的提法并不多，不到胡锦涛或是习近平的二分之一。

胡锦涛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有着丰富的表述，而且语气上更加自信。胡锦涛同志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的表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展现在我们面前”。胡锦涛同志这种提法出现过三次，都是 “展现在我们面前”。不仅如此，胡锦涛时期，复兴话语体系开始初步形成。确定了一系列的关键词，其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包括 “小康社会” “现代化” 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概念逐渐确定，不仅承接了江泽民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复兴话语体系，而且对习近平时期的复兴话语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语法上，复兴话语体系是三位一体的，先是建成小康社会，然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1]习近平在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与胡锦涛的提法是一样的，也是提 “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习近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有新的内涵，这就是“中国梦”。从我们的检索来看，“中国梦” 这三个字之前没有党的领导人提过，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提出来，而且提了102 次。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联系起来，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升级，可以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2.0版本。

从几位领导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包括 “小康社会” “现代化” 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位一体的复兴话语体系。根据我们检索到的结果，我们发现，“小康社会” 总计出现了81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主题。“现代化” 的概念出现了107次，是复兴话语体系的经典关键词，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历任总书记在这个关键词上都提得比较多。这一话语体系的升级版是 “中国梦”，出现了102次，是典型的习近平时期的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的复兴话语体系，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总结。江泽民时期提得比较多的是现代化、两岸关系、党的领导。胡锦涛时期提得更多的是现代化、民族问题、两岸关系、小康社会。习近平时期更多提中国梦、现代化、党的领导。

对全部文本进行情感分析，我们发现：所有文本的结果都是积极情绪的400条，占94.34%；中性情绪出现了1条，占0.24%；消极情绪23条，占5.4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文本的表述多是正面的、积极的表述。

为了考察在复兴话语体系上官方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的不同，我们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文章引用量前500名的主题做了一个分析。我们发现，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与官方话语体系的关键词相似性很高。比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达到高度一致，时间点都非常一致。

图1 学术界复兴话语词共现分析图

看历史进程，我们党提出伟大复兴，中国学术界就马上跟着走伟大复兴。党提出中国梦，就跟着中国梦走。还有邓小平理论、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党的领导、伟大复兴，爆发点都与党历次代表大会、全会密切相关。

我们看到，学术论文的发文量与官方复兴话语体系基本上是吻合的。看文章发表量，我们看到，1997年以前一共是 2 篇，包括 1997年的 1 篇。1998—2002年期间，江泽民提出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文量马上上升，到胡锦涛期间一直走高，习近平时期攀升得最厉害，其趋势图如下：

图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论文发表量

那么，是哪些学科的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感兴趣，发文量比较高呢？我们发现，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最多，但政治学的人发得非常少，只有几篇的样子。还有一个是发表层次，政策研究占45%，基础研究占36%，其他占19%，这样关乎民族国家发展重大的问题，很多人把它发到政策研究专题中，我觉得有点不太严肃。还有报纸占35%，期刊占60%，期刊相对多，报纸占35%说明还是大众比较喜欢的，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

我们还考察了 “复兴话语” 发文前20名机构，这里面主要还是一些党和军队的教学和科研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时也有一些高校，比如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也在前20名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一方面，复兴话语体系基本形成，党的领导、小康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梦成为复兴话语体系的关键词。在这个话语体系当中，民主提得比较少。但是，这并不说明民主不重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没有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复兴的话语体系当中，官方话语体系和学术话语高度重合，但仍然存在 “会错意” 的现象。学术话语体系既保持与官方话语体系的一致性，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创新性。不同的 “界”，他们对复兴话语体系的贡献是不一样的。比如 “理论界” 更强调宣传，是官方复兴话语体系的再现和传播。与此相比，学术界的贡献更在于整体上准确把握复兴话语。

这里，我想提一下官方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 “会错意” 的问题。这一现象主要是指：第一，“意” 指的是别人的 “意”。如果只是自己的意思，不存在 “会错意” 的问题，它必须有一个 “意”，而且，这个 “意” 是别人的 “意”；第二，这个 “意” 的内容是确定的。在这里，这个 “意” 是客观存在的，不以认识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一主题上的意思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不以认识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我们的任务就是认识它。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讲 “会错意”。如果有人想自己提出一个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理论，这未尝不可，也不存在 “会错意” 的情况。但是，如果你硬是说这个认识者自己想象出来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当中提出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毫无疑问就是 “会错意”。

运用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话语体系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有创新性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在时间划分上，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都是10年，而当前习近平同志任总书记只有5年，在时间上有很大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论述还并没有全部成熟。同时，计算机辅助话语分析强调定量的频次分析，但是频次并不是全部，也就是说，有的词语虽然频次出现较高，但并不能说明其重要性。有的时候，可能很重要的词语出现的频次也并不高。这都需要我们把这种定量的研究与定性的研究结合起来。

陈肖生（南京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国家复兴的维度与政治学的自主性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 “跨代对话：中国复兴的政治学共谋”，国家复兴有可能的几个维度：一个是国家经济、军事、综合国力可能会重新恢复到曾经有过的比较鼎盛的水平。第二个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新创造出认受性比较高、行之有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政治、社会管理制度。第三个维度是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发展体现了对某些足以影响人类和时代价值观念的重新倡导和主张。我们比较确定我们处在第一个维度或者第一个层次的路上，甚至在第二个维度上也提供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以解决大规模民族国家向现代急速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伴随这个过程，中国的政治学这几年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实证政治学研究这一块，而且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政治学者开始谈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或者本土化。在第一和第二这两个维度上，如果你说政治学学科实现了一定的自主性的话，那么按我的观察，它的基本实现路径就是一套普遍的实证研究方法与中国问题相结合。这个研究取向我认为是对的，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老套的政治学研究，经常不上不下就喜欢在中间待着不动。什么意思，就是既没有上升去研究真正的理论问题，也不肯做一些实证研究搞清楚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喜欢从报纸上抄一个案例加自己一点感想就成了一篇文章。在这个意义上，扎实的实证研究的政治科学在中国逐渐确立起来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而这个意义的政治学科自主性，实际上是在主动回应/应对本土发展过程问题意义上讲的。

但这种意义上的自主性，在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消极被动的。因为这种研究取向/进路有了成就，我能告诉你哪些因素和这种成功有相关性；出了问题，我能告诉你哪些因素和这种问题有因果性。但它并不打算解决这个国家发展往哪里走、追求什么价值、奉行什么正义原则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政治学应该追求一种更高阶意义上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体现为通过政治学学科研究成果，能够为一种社会实践提供道德上可欲、政治上具有合法性、实践上可行的目标、价值和根本运行规则（也就是正义原则）。

对于我给政治哲学、政治思想等政治学学科方向提出的这种高阶自主性的要求，人们会有几方面的疑问：

第一，在保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政治哲学在价值、目标和方向方面的研究是否还有空间？我想即使是保持政治正确也并不一定妨碍相关学科追求这种意义的自主性。我们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但是对我们中国人而言，这些价值中的每一个究竟应该怎样设想才是合理的或者更加合理呢？我们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民主生活？公民与公民之间平等，究竟是关于什么东西的平等？怎么样达到一种公正的分配正义？还有很重要一点是认识到，任何社会都无法容纳人类所有的价值和美好愿望，无法使得这些价值同等优先、同等程度地实现。因为价值与价值之间是冲突的，所以当核心价值观这些不同价值冲突时，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都是规范政治理论要去认真思考的议题和问题。

第二，人们问：你们这些做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究竟能不能做点自主的、本土的和创新的东西，怎么感觉你们一天到晚都是跟着西方的屁股跑？这是对我们做规范政治理论的常见的疑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疑问也情有可原。但关键是要澄清一个观念：不要把对支撑现代制度和构成现代性的人类价值的研究，都看成是在研究和中国无关的西方。中国复兴能够从根本上摆脱现代性和现代价值而回归古典生活或拥抱后现代那些规划吗？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是做纯粹乌托邦式批判理论就算了，你如果是做实践的政治哲学，如果是希望为当下的社会提供一些可实践的价值目标和制度安排，都必定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约束的。这些历史条件决定了许多自然事实、社会生活方式的事实和一些普遍规范观念的事实，任何实践的政治哲学谋划都是无法超越和忽略的。

当然，强调现代性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意义，并不代表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拥抱和认可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终结论，这都是错误的。理由并不复杂，上述那些现代性事实的存在本身并不决定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政治理想，所以很多理论家说现代性是多元的，道路很多，我们也可以承认；但现代的历史条件和生活方式的确会影响你提出的规范理想，决定是否在人类有利条件下它是可实践的。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这种实践条件的限制提醒我们既不要沉迷对古典主义的乡愁式怀念，也不要急于接受后现代主义空洞的许诺。

对古典资源诠释也许可以让我们知道现代是怎么来的，后现代的批评也许可以让我们反省现代政治的一些弊病，但你说要谋划和规划中国当下的复兴，抛开现代价值和制度来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当然，在对这些价值以及体现这些价值的制度安排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你可以利用西方的观念资源，也可以用中国的思想资源。但我认为：从根本上讲，政治哲学和规范政治理论对于现代性条件下对普遍人类价值和问题的研究，也就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人与社会找到安顿方式的一种思考。不能认为只有做儒家才是做中国，讨论仁义礼智信才是有自主性和本土意识，讨论自由平等和正义就是追随西方和没有自主性。

第三，防止 “折腾和翻新概念” 这种虚假的本土化和自主创新。无论哪个学科，都有一些基本概念，一定历史条件下，很多基本概念是无法 “创新”的。道理不复杂，因为概念是标示人类要解决的实践问题的，能成为基本概念的就是相对恒久的实践问题。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它标示是目的论和神命论解体后的现代世界中世俗政治权力正当来源和维系的问题。老是倒腾、否定这些概念，然后提出什么代替品，我认为只是显示你想逃避基本问题。专门倒腾、“创新” 这类基本概念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基本问题不因为你不谈它，它就不存在了。学术创新的常态不是创新基本概念，而是直面这个问题，提出道德上正当、政治上合法的、实践上合理的解决方案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