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因素日益受到学者们^[299]的关注。正如塞缪尔· P.亨廷顿所言：“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可能受到外国组织或政府机构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300]罗斯勒和霍华德的全球样本数据显示：“从1987年到1994年，民主转型的发生在所有的三种威权政体类型中都是以相似的速率进行。换言之，对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迅速变成选举民主的国家，无论他们的起始点是竞争的、霸权的或是闭合威权，都是不重要的。重要因素是冷战的结束和导致威权垮台的外部援助和支持的突然消失”^[301]，对于选举威权政体的转型，国际因素的内容和作用被进一步细分。从内容上讲，有国际结构、国际行动者、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等视角；从作用上讲，国家民主援助在实践上是一个相对混杂的过程。国际因素既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促进民主化，也能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威权持续再生产。

首先是国际结构的作用。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卢肯· A.威（Lucan A.Way）从国际结构的视角来分析了国际因素如何推动民主化。他们提出与西方的联系越紧密，越能推动民主化。“后冷战的国际环境沿着两个维度运作：西方的压力或是政府对外部压力的脆弱程度和与西方的联系或是一个国家与美国、欧盟以及西方所主导的多边机构联系的紧密程度。在后冷战时代，压力和联系都可以提升威权主义的成本。然而，压力机制，例如外交压力或限制性条款（conditionality）很少可以凭一己之力推动后冷战时代独裁政体的民主化。反而是更加微妙和扩散的联系效应更能持续推动民主化。”^[302]具体来讲，“联系至少在四个方式上提升了威权主义的成本：（1）使政府权力滥用的特征在西方世界更加突出；（2）增加了国际回应的可能性；（3）创造了大量参与遵守民主规范的选民；（4）增强了民主力量来对抗独裁者”^[303]。“总之，西方压力的民主化效应会随着联系效应而变化。在缺少联系的情况下，外部压力常常由于作用有限和持续性差而不能带来稳定的民主化。在与西方联系紧密的地方，外部压力在打倒独裁者和确保稳定的民主化方面更加有效率。”^[304]

朱莉娅·格拉博赫尔（Julia Grauvogel）和克里斯蒂安·冯·索伊斯特（Christian Von Soest）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列维茨基和威关于 “压力作用有限” 的判断。他们认为国际制裁有时不仅不能推动民主化，反而有助于威权政体的巩固。“在后冷战时代，国家制裁是推动民主化最常用的工具之一。然而，尽管有来自欧盟、美国或联合国的长期制裁压力，非民主统治依然极其持久稳固……基于一个从1990 到2011年关于制裁的全球数据库，模糊集（Fuzzy Set）质性比较分析的结果为制裁和威权政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最显著的是，如果这个政权成功地将自身的生存与其合法性策略相结合，制裁可以强化威权统治。这样一种非有意的 ‘支持’（Rally-Round-the-Flag）效应会发生在制裁某类政权中。这类政权会强力声称自身的合法性，并且与制裁者只有有限的经济和社会联系。”^[305]

雅各布·特尔斯特鲁普（Jakob Tolstrup）则进一步扩展了列维茨基和威的逻辑链条，将目标国精英能动性（elite agency）纳入了结构性分析。他认为要发挥民主化的作用还要受到目标国的守门精英（Gatekeeper Elites）的制约。“我转向了列维茨基和威所提出的压力与联系的著名分析框架，并且提出他们这个将结构放在优先地位的理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虽然构成他们解释基础的结构决定因素（联系）是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经得起检验的，但是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我叫作目标国的守门精英所影响。换言之，我提出国内精英国不应该仅仅被视作外部影响的客体，而应该将其视作能够积极增进或是抑制与外部行动者联系的守门员。”^[306]“基本上，即使是强大的外部行动者也需要在目标国有伙伴。没有这样的伙伴，他们所拥有的影响能力会被极大地削弱，并且他们有沦为旁观者而非制造政治发展决定性过程的推动者的风险。”^[307]

其次是国际行动者的角色。邦斯和沃尔切克赞同国际行动者在促进民主化上的重要作用，但是提出应当将国内本地行动者纳入分析。“就最近的情况来看，我们赞同民主的引进和发展，尤其是在第三波期间，如果不参考国际行动者、制度、规范，是无法理解这些变化的。然而注意到这一点也很重要，即虽然国际行动者在1998-2005年后共产主义地区发生的选举突破中是重要的，但是他们是和本地行动者共同行动的。归根结底，正是这些本地行动者承担了打败威权统治者赋权民主反对派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尽管国际影响在我们的研究中有重要地位，但是国内政治也同样重要。”^[308]

与诸多学者关注 “积极的”（推动民主化）外部行动者（positive external actors）不同，特尔斯特鲁则关注到了 “消极的” 外部行动者（negative exter-nal actors）^[309]，即 “来自外部的支持能够帮助巩固和合法化威权政体，即让他们成功处理在选举期间出现的内外部威胁成为可能。”^[310]用加里·克莱德·胡弗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等人的术语来讲，这种外部行动者又叫做“黑色骑士”^[311]。特尔斯特鲁普基于俄罗斯的案例提出：“迄今为止，俄罗斯对 ‘边界线外的近处’ 的外交政策作为一种 ‘消极’ 因素在后苏联的转型和民主化文献中不仅是被低估的，而且也没有被准确理解。”^[312]对于这类外部行动者的运作机制，他认为：“一般说来，黑色骑士通过两种方式来提升威权生存的概率，即提供丰富多样的物质和策略资源给威权领导人，或是加强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 而对于这类外部行动者的运作时机，他发现：“当外部行动者面对一个默许的伙伴或是认为选举失败会导致一种彻底的并且是不希望出现的政体变迁时，他们最有可能提供选举支持。当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很高，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会得到增强。”^[313]

基于这样一种 “黑色骑士” 角色，安布罗西奥认为相比于民主的扩散效应，威权的扩散（authoritarian diffusion）效应正在出现。“随着颜色革命的停滞和威权对民主的挑战日益增强，探寻一种新的 ‘回潮’ 的潜力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回潮可能在自由主义与独裁之间创造一种影响更加深远的平衡。”^[314]为此，他以俄罗斯为案例归纳了其在前苏联地区为抵制西方民主推动所采取的五种策略，即 “隔绝” “重新定义” “支持” “颠覆” “协调”。^[315]

克里斯蒂安·冯·索伊斯特则进一步将单边的 “威权扩散” 视角扩展为双边的威权政体国际协作视角。他认为：“威权领导支持与其同道的独裁者并不是被一种创立 ‘威权国际化’ 的意识形态责任所驱动，而是出于一种自利动机，即威权统治者将最大化他们自身的生存机会放在首位，通过有选择地支持一些默许的威权政体来维持地缘政治的控制以及支持他们的发展目标。”^[316](www.daowen.com)

扮演黑色骑士不只有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威权国家，大量的经验研究显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时并没有成为民主的推动者，反而支持了一些国家的威权维持与再生产。例如斯蒂芬·布朗（Stephen Brown）基于对肯尼亚的研究认为，外国援助机构的角色是双重的，既可以是推动民主转型的行动者，也可以是促进威权的再生产帮凶。1991年，外国援助机构以停止援助为条件成功推动了肯尼亚威权领导人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及其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KANU）的政治转型，促使肯尼亚由一党体制转变为多党竞争体制并于1992年举行大选。然而1992年和1997年的两次大选并没有深化民主进程，与此相反，莫伊及其执政党利用多种不公正的操纵手段，成功赢得两次大选，继续维持了威权统治。严重的不公招致了反对党的抵制和民众不满。“在面对反政权的大众动员时，援助者首要关心的是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政治或经济秩序崩溃的路径，即使这种路径意味着合法化和延长这个政体的威权统治。”^[317]因此，“援助者两次都狡猾地认可了这些不公正选举（包括掩盖他们非法行为的证据）并且多次破坏国内保护这些深远政治改革的努力。这些政治改革正是实现反对派胜利和民主转型成功的先决条件。”^[318]

托马斯·安布罗西奥（Thomas Ambrosio）对于美国的巴林外交政策的分析，则进一步印证了之前的观点，充当 “黑色骑士” 不止有威权的俄罗斯，以美国为首的 “民主推动者” 也可以充当这一角色。2011年2月，受到 “阿拉伯之春” 的影响，巴林爆发了反政府游行。此后这一游行被暴力镇压。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对这一行动置若罔闻并支持了巴林威权政府的行动。由此安布罗西奥认为：“美国在2011到2012年间对巴林的政策提醒我们，民主国家能够并实际上确实充当了 “黑色骑士” 的角色，即通过强化威权防火墙或至少不寻求削弱他们来支持威权政府。虽然一个民主国家愿意放弃对一个威权国家施加影响力并且还提供外交和政治掩饰对于确保政权的生存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但是它却降低了反民主行动的成本并使这种威权政府的成功成为可能。”^[319]布朗利则以埃及为案例说明了美国-埃及同盟对于埃及国内民主的干涉。“自从1979年以后，美国已经向埃及政权提供了超过600亿美元的援助和大量政治支持来保护它的主要利益，即以色列的安全以及和波斯湾石油生产者的强大关系。在埃及动乱期间，白宫并没有推动人民主权，而是支持有秩序地转型给穆巴拉克的一个亲信。甚至在抗议者们挫败了这一计划后，反民主的美国-埃及同盟仍在持续。”^[320]

然而，特尔斯特鲁普在比较了俄罗斯和欧盟在对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政治发展的作用后认为，“积极” 行动者不一定产生积极影响，而 “消极” 行动者也不一定产生消极影响。“由于俄罗斯（通常都被用来视作消极行动者的典型）和欧盟（可能保持了外部行动者最干净的名声，通常被视作积极的）都有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混合记录，因此有理由相信其他外部行动者也将产生混合影响。纯消极和积极的行动者仅仅反应理想类型，而不是真实世界的行动者。”^[321]这一研究结论也进一步证明了对于国际行动者的作用判断，应当根据具体情境而不是先入为主的观念。

最后是侨汇、外国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作用。艾贝尔·埃斯克利巴-福奇（Abel Escribà-Folch）、科瓦当格·梅赛格尔（Covadonga Meseguer）以及约瑟夫·莱特（Joseph Wright）关注到了国际因素的中的侨汇（remittances）变量。他们提出侨汇有助于推动资金汇入国的民主化。“由于侨汇直接让个体的财富逐步增加并且因此而提升了家庭收入，所以侨汇——由外国工人将钱发送到在母国的个人手中——不同于其他的外部非税负资源，例如外国援助。我们认为，在以政党为基础的政体中，侨汇通过逐步腐蚀威权在位者的选举支持而增加了民主转型的可能性。由于侨汇让选民更少地依赖于国家的转移支付，因此对那些高度依赖于基础广泛的利益分赃来实现生存的政权，即以政党为基础的政权，于侨汇的增加会令其变得尤其脆弱。和这个观点一致的证据显示侨汇在一些独裁国家推动了民主化。”^[322]

达西·贝克（Daehee Bak）和钟希克·莫恩（Chungshik Moon）则提出外国直接投资（FDI）有助于支持威权政体的持续，增加了威权领导人的生存概率。“我们提出FDI降低了来自精英政治挑战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可用两种机制解释。第一，威权政体下的东道国政府能够使用FDI来服务于长期的私人物品提供，以至于FDI能够帮助他们来平息精英的不满和收买潜在的精英挑战者。第二，通过创立与FDI有关的分配联盟，FDI减轻了威权带领人和精英之间存在的忠诚问题，反过来也使双方的政治背叛成本极高。利用多种双层估计值，我们的实证检验显示：FDI在降低精英驱动的威权领导失败和政变企图的可能性上是显著的。”^[323]

田野和田倩则认为国际贸易可能会促进民主转型，也可能推动威权巩固，而这都与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密切相关。“在不同的要素禀赋下国际贸易会对政体类型的变迁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劳动要素充裕时，国际贸易往往会促进民主转型；当土地要素充裕时，国际贸易往往会促进威权巩固。”^[324]其具体机制在于，“在劳动要素充裕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增加了下层民众的财富和收入进而增加了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成功率，这样就使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均势变得对大众更为有利从而易于发生民主转型。反之，在土地要素充裕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增加了精英的财富和收入进而强化了他们对政权的控制能力，这样就使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均势变得对精英更为有利从而易于实现威权巩固。”^[325]

王晓玥和田野则通过对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较研究发现，国际石油贸易的扩展促进了选举式威权政体的巩固。在21世纪初，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额急剧增长，他们认为：“国际石油贸易的扩张增强了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这两国石油要素所有者的经济实力，使该群体具备更加充足的资源进行政治动员，以扩大当权者的民众支持率，帮助当权者赢得政治选举并成功度过政治和经济危机。”^[326]具体来讲，石油要素所有者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为当政者进行政治动员。“第一，石油要素所有者通过政党组织来增加当权者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第二，石油要素所有者通过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来增加当权者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第三，石油要素所有者通过大众传媒来增加当权者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327]国际石油贸易积累起的巨额财富不仅为政治动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威权领导人与反对派的力量对比，推动了威权主义的持续。他们的研究与贝克和莫恩的结论一致，即解释了国际因素，特别是跨国贸易或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威权生存的重要作用。此外，他们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之前卡亚和伯恩哈德的结论，即在能源丰富的国家，选举是有可能推动（温和）威权主义的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