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 “以选举推动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现象进行探讨并理论化的学者是安德里亚斯·斯德勒（Andreas Schedler）。他认为 “在全球民主化的 ‘第三波’ 中，相当多的国家（或地区）都经历了用选举来推动民主化的过程。放眼全球，从巴西到墨西哥，从波兰到亚美尼亚，从塞内加尔到肯尼亚，政治行动者都在从事自相矛盾的博弈：既要竞争选票和席位，同时又要进行改变基本规则和选举竞争条件的斗争。”^[221]斯德勒将这种出现在选举场域的矛盾博弈概括为双层嵌套博弈（two-level nested games）。在这种博弈规则的影响下，执政者和反对者的不同策略选择，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政治结果。在第一层次上，执政者是要利用选举来维持自身的威权统治，而反对者则是利用选举来促进民主化。由于选举本身的不确定性，执政者往往会在第二个层次上扭曲公正（integrity）原则，通过操纵（manipulation）选举在第一层次上来严格控制竞争的程度，进而保证自身的安全。对于反对派而言，则是希望通过参与选举在第一层次上来打败威权执政者，进而推动民主化。但是面对执政者在第二层次所施加的限制，反对派往往无法达成目标，因而会通过抵制选举来施压威权执政者，推动基本制度的变迁，进而提升选举的竞争程度和规则的公平性，最后再利用选举来推动民主化。简言之，当反对派的策略成功时，选举可能会促进民主化，而当执政者的策略成功时，选举则可能会促进威权的再生产。

杰伊·兰斯顿（Jay Langston）对于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KMT）和墨西哥制度革命党（PRI）党内分裂原因的分析支持了斯德勒的观点。他认为“在威权环境下的选举对于这些党的分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选举降低少数派系的行动成本，而这些派系正是在威权联盟中企图离开这一政体并继续从事政治事业的群体。这样的事实与选举为反对势力创造的聚焦点共同为这类政体提供了一个缓慢转型的出口和软着陆地。”^[222]

此后斯塔凡· I.林德伯格（Staffan I.Lindberg）进一步提出“选举推进民主化是转型的一种新模式”^[223]。他在对非洲48个国家的选举（1989-2003）进行定量分析后发现，重复的选举确实推动了这些非洲的政治体制转型，即“连续选举越多，一个国家就会变得越民主”^[224]。“在非洲，经过三次连续的选举周期后，民主趋向于扎根。更重要的是，经验证据证明：在第三轮选举之后政体崩溃的例子非常罕见。这样的发现在于强调国际共同体需要持续地支持这些转型国家更长的时间，一般是12到15年。”^[225]另外，经验证据也显示 “从独裁统治到一种竞争性选举政体的运动趋向于导致进一步的民主化并最终实现民主。”^[226]而其背后的机制在于 “开启多党选举常常会引发自由化，并且重复的选举活动会为政治行动者创造激励，进而支持民主价值的扩展和深化。”^[227]三年之后，林德伯格对自己的这一发现进行了重新验证，结果发现其结果依然强健（Robust）：“在非洲，选举越多，一个国家会变得越民主”。^[228]

马克·莫尔吉姆·霍华德（Marc Morjé Howard）和菲利普·G.罗斯勒（Philip G.Roessler）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发现，“数据显示在竞争性威权主义中的选举为可能的后冷战民主化提供了场域。”^[229]他们认为 “尽管执政者依赖于不公平的实践来保持权力，但是这样的选举有时也会导致我们所谓的‘自由化的选举结果（liberalizing electoral outcome）’，即经常导致新政府比前任更少威权。”^[230]“确实，选举在竞争威权系统中常常成为重要自由化的时刻。例如像加纳、印度尼西亚、秘鲁和罗马尼亚这些彼此之间如此不同的国家，都已经经历了相对于过去更自由和公平的投票。此外，尽管选举所带来的这些政府并不必要是民主的，但是这些政府确实比他们的前任更少威权。”^[231]

扬·特奥雷尔（Jan Teorell）和阿克塞尔·哈德尼斯（Axel Hadenius）对一个193个国家（1919-2004）的全球样本进行了定量分析后发现，“举行选举，特别是公平的民主选举有积极的民主效应”^[232]。他们也认为 “多党政体相比于其他威权政体更倾向于（用一种渐进的方式）民主地发展。这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们举行的选举至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开放和竞争并且至少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政治自由。作为结果，这类型政体更能够逐步地改善，尽管这种改善微小而缓慢。”^[233]詹森·布朗利（Jason Brownlee）对88个独裁政体的定量分析结果也支持选举转型模式。他认为 “竞争性的选举日益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发生政体崩溃，选举民主将会代替威权主义。紧随其后，真正服从民主改变的统治精英将会放弃用压制手段阻止人们进入选举场域，而是用开放的方式更好地服务于这一目标。”^[234]“在某种意义上，竞争性选举可能构成走向某种相互保证（mutual guarantees）的第一步，而这种保证则一直以来被视作民主化的关键。”^[235]

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和莎伦· L.沃尔切克（Sharon L.Wolchik）的研究则在地理上扩展了林德伯格研究的适用范围。他们发现 “从1996到2005年，在前共产主义欧洲和欧亚大陆中的八个国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斯洛伐克、乌克兰）都举行了关键的选举。这些选举都用民主的反对派领导人代替了这些专制领导人或是他们的指定继承人。这些选举的任何一个都是导致民主创立或巩固的关键步骤。”^[236]由此他们将这波民主化的模式称之为 “选举革命（electoral revolutions）”。四年之后，她们在充实原有数据和案例的基础上出版了 《打败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威权领导者》（Defeating Authoritarian Leaders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一书。在此书中，她们再一次证明选举是推动民主改变的强有力机制。她们认为 “在半威权政体（semi-authoritarian regimes）中，选举经常扮演为转型到民主提供机会的角色。”^[237]“更具体地说，这种选举模式创造了一种新选举类型。这种类型帮助解决了集体行动和协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止了普通民众、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组织去形成一致的目标和采取一致行动来推进他们共同的议程，而且也抑制了国际民主推动者。他们也在定义共同使命和一道实现共同目标时遇到严重的困难。由于选举能够将行动聚焦，因此这种选举模式的使用可以克服以上问题”^[238]。

尽管 “以选举来推动民主化” 的假设获得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经验的支持与验证，但是对于这种假设的质疑和反驳也一直与其相伴而随。作为最早关注这一现象并将其理论化的学者，斯德勒也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他认为 “将威权选举假设为推进民主化的角色取决于双重条件。一个条件是统治精英所精心策划的威权选举类型（只有多党竞争是能够被期望来推进这个转型博弈的），另一个条件是权力的平衡以及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性互动（只有政治行动者可以将结构机会变成现实）。”^[239]此外，斯德勒在之前的研究中也确认当执政者的策略成功时，选举是可以促进威权的再生产的。林德伯格也认为 “选举作为一种转型模式既是走向民主的因素，也是走向独裁的因素，但在这个光谱的两端其并不扮演重要角色”^[240]。总的来讲，学者们的质疑与反驳主要包含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是质疑 “以选举来推动民主化” 不具有普适性。诸多学者都通过全球的大样本分析证明：“以选举来推动民主化” 是有局限的。詹妮弗· L.麦考伊（Jennifer L.McCoy）和乔纳森·哈特林（Jonathan Hartlyn）认为这一模式并不适用于拉丁美洲，“只有重复性的选举是不足以走向自由民主的”^[241]。“可以相当明确地说，连续的选举并没有频繁导致政治民主。这种民主可以被理解为选举民主（带有基本公民自由的、诚实的、具有竞争性的选举）。的确，在冷战时期的拉丁美洲，一个国家所举行的选举数量和其民主经历之间没有关系。”^[242]“拉丁美洲在最近的 ‘第三波’ 民主化中，有多种路径走向民主，而选举在其中角色变化很大。渐进的选举仅是其中的一条路径，而且在这个地区，其只扮演了有限的角色。”^[243]罗斯勒和霍华德对全球后冷战政体的研究结论与他们的一致，即 “在一个全球样本中，我们看到很少的证据显示在选举民主中保持连续的选举会导致向自由民主的转变。”^[244]茹常·卡亚（Ruchan Kaya）和迈克尔·伯恩哈德（Michael Bernhard）对后共产主义欧亚国家的研究则进一步否定存在 “选举推动民主化” 的模式。“我们发现有很少的证据来支持保持选举可以作为催化剂的观点。这与其他地区研究发现相一致，即林德伯格在非洲的发现是特殊的，在一个更广的全球样本中是很难复制的。”^[245](www.daowen.com)

其次是提出 “以选举来推动民主化” 是需要条件的。罗斯勒和霍华德认为 “竞争性威权国家的选举过程也可能导致退步，因为在位者——可能不仅会从采取较少镇压手段的同行命运中汲取教训，也会从之前的选举中积累经验——会制定更加受限制的规则和更加严厉地措施来对付反对派以避免遭遇被打败的风险。”^[246]

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则提出要重视选举制度的类型对于民主化结果的重要影响。她认为 “所有的选举在作用上都不应该被视作等同（equiv-alent）的；与此相反，国家只有举行符合三个权力分享（power-sharing）原则的全国选举，才能最可能实现以选举来推动民主化。这三个原则分别是多元政党竞争、选举公正性（integrity）以及权力分享规则（这个定义是这些选举竞争使用比例代表制选举系统或是要带有为少数族群提供积极行动的机制）。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符合这些条件的政权要比没有采取这些策略的政权逐渐变得更民主。”^[247]“这种模式和所使用的民主指数无关，是可以复制的，并且这种效应在分裂的社会中特别的显著。”^[248]

丹妮拉·多诺（Daniela Donno）对一个1990 到2007年的威权选举数据库进行分析后也赞同这一 “条件说”。她认为选举的民主化压力效应取决于威权主义的类型。相比于霸权政体，竞争性威权对压力更为脆弱。只有当国内反对力量和国际因素共同对威权执政者施压，威权执政者的抗压能力弱的情况下，选举才有可能来推动民主化。此外，她还对权力更替（alternation in power）、更好的选举实施（electoral conduct）、持续的自由化过程（ongoing processes of liberalization）三个替代解释进行了验证。她发现以上三个变量都无法解释选举推动民主化的机制。^[249]布朗利则提出选举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与竞争程度的高低有关。他认为 “在这些选举中，更加重要的是竞争的程度（the level of contestation）。事实上，在选举威权政体中，当反对派获得少于投票总数的25%，选举则对民主化没有系统的显著性。”^[250]

最后是认为选举可能有助于威权再生产。盖瑞· W.考克斯（Gary W.Cox）认为选举是有利于威权体制高层权力有序轮替的，以此来避免出现军事政变或者革命。他建立了一种威权选举的信息理论（The Informational Theory of Authoritarian Elections）。他认为 “典型的独裁者是不确定他需要向其竞争者提供多少福利来阻止这些竞争者采取暴力的方式来获得权力。选举是能够帮助其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的。因此独裁者为了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失败的危险（需要承担被暴力驱逐的风险），有时会举行选举”^[251]“因此，这里所预期的选举并不像发达的民主国家一样是公平和有法律约束力的竞争。它们是一些初级的小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有助于显示目前的军事事态，而且有助于推动谈判的达成。”^[252]

比特丽姿·玛格罗妮（Beatriz Magaloni）基于墨西哥的案例研究发现选举制度可以成为威权再生产的工具。她认为 “一种选举独裁政体（electoral au-tocracy）将选举制度当作在精英和大众中系统化地安排利益给它的支持者和实行惩罚它的敌人的方式。通过这一过程，它让民众和执政党的政治家从政权生存中获得既得利益。”^[253]此外，“在独裁体制下的投票者并不能简单地‘将无赖扔出’ 现有职位，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一系列策略困境的限制。这些困境迫使他们即使在态度上很勉强也不得不支持独裁者。”^[254]

艾伦·拉斯特-奥卡（Ellen Lust-Okar）在对中东和北非立法机构的选举进行研究后也认为，在威权政体下，选举不仅不能发挥推进民主化的作用，反而有助于威权的再生产，“最重要的是，当候选人和投票者是被赞助（pat-ronage）而不是被民主化的诉求驱动时，选举制度就为这类政体提供了抑制反对派的机制”^[255]。而其具体机制在于 “选举可以为精英及其支持者提供机会来竞争对某类有限的国家资源的独享。然后他们又能将这些资源分配给他们的追随者。这一过程叫做 ‘竞争庇护主义’（Competitive Clientelism）。通过这种方式，选举增强了统治精英给予本地精英特权的能力，进而在这些参与竞争的精英及其追随者中创造了一种信念，即他们在现在或将来可以获得国家资源。与此同时，选举还建立了一种为支持政权的立法机构提供回报的激励结构。选举并没有给予这类政权民主化的压力，反而是为赞助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patronage）提供一种机制，以此来降低对变迁的诉求。”^[256]此外，她认为在这一种赞助模式下，国际社会的民主推动反而也会助长该国的威权主义。“民主推动的努力主要假定通过提供执政精英与反对派之间竞争的场域，选举就可以让威权政体失去稳定。因此，在其他的努力中，西方向威权领导人提供了实现选举改革的激励。然而正如约旦案例证明的，这些激励都是起反作用的。当威权选举主要在于赞助分配时，改革激励主要是强化了有利于政权精英进行分配的资源总量。民主推动远非腐蚀这一政权，相反可能是为选举庇护主义提供了更多资源。”^[257]

布朗利对阿拉伯世界四个国家（也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行政机构选举的研究则进一步支持了拉斯特-奥卡的研究。布朗利认为在以上这些国家，选举确实发挥了社会安全阀、建立赞助网络（patronage network）以及展示国家力量的作用。“埃及的总统选举由于异常低的公众参与率而独树一帜。在这种竞争和参与双低的情况下，相比于选举，其他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可能对于政权的生存、资源分配以及国家力量的展示更加重要。”^[258]卡亚和伯恩哈德对后共产主义欧亚国家的研究也发现，在这一地区存在着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对于能源丰富的国家而言，选举则有可能推动温和（moder-ation）威权主义的发展。^[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