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处在贵族社会衰落的历史拐点，同时又处在禁欲社会的第一次欲望公开表达的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因此具有重要意义。生活在宗教战争阴影中的蒙田意识到了人的激情和贵族社会的价值观导致的冲突，以及由此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随笔集》^[146]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他解决冲突问题的尝试。在蒙田看来，那些导致人际冲突和毁灭性结果的激情，大多与人对自我、对他人的（不乏幻想的）认识有关，它们分别是自负、愤怒、野心、嫉妒。

内心的波动总是与人际比较有关，荣誉、评价、舆论，这些导致虚荣、愤怒、怨恨等激情的社会机制之网掩盖了我们对自我的真正认识，这种自我是我们从他人眼中看到的自我。这种虚假的自我使我们汲汲于功名利禄，贪多务得、争斗不休，也使我们无法真实乃至平等地看待他人，无法在与他人相处中做到不卑不亢。相反，蒙田的选择是：“人总是相互对视，而我把视角对准自己，执着好奇。每个人都看自己的前面，而我看自己的里面，我以我为对象，不停地注视；我自我监控，自我体验……我在自己的内心转悠。”^[147]解决方法在于正确地认识自己，同时运用恰当的技巧疏导这些激情。蒙田了解激情力量之大对于普通人来说难以直接克服，因此与关注有强大灵魂力量、强大美德之人的古典伦理学不同，他不是用理智来直接压制激情，而是讨论了很多间接、宛转的方式，《论分心移情》 一文就是这些策略性的治标方法的汇总，其策略包括转移目标、拖延、分而治之、诱之以利等。

在贵族社会的语境下，这些激情往往与荣誉价值观相联系并得到一定程度的鼓励，而蒙田对荣誉价值观进行了解构。首先，从内在机制来看，荣誉只能为凤毛麟角的极少数人获得。荣誉表达了人们希望与身后世界建立联系的深刻渴望，因而受到多数人的热烈追求，但是，它就定义而言是一种稀缺品，不可能被多数人获得。其次，荣誉是内在价值的符号化表现，更应注重的是内在价值本身。蒙田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对于荣誉与美德的看法：荣誉是建立在他人评价基础上的美德的影子，不能将荣誉与美德混淆。蒙田坚持美德的价值就在于美德自身，应该为美德而追求美德，而荣誉只是可能的附带结果；相反，如果为了荣誉而展现美德，就是舍本逐末。最后，重新定义勇敢。与荣誉关系最为密切的美德是勇敢。当时的法国，由于战争是贵族的基本生活方式，更是把勇敢看作第一美德。这实际上混淆了军事勇武和真正的美德。蒙田认为，勇敢不单纯在于外在表现，它更多是一种内心状态。蒙田所推崇的真正的美德和勇敢是一种具有哲学意味同时面向日常生活的勇敢：“它要比勇敢作战更高更充实，这是灵魂的一种力量和自信，同样藐视任何艰难险阻。它镇静、坚定、不骄不躁，我们的这种勇敢同它相比只是一道闪光。” 于是，蒙田以一种斯多亚式的勇敢概念完成了对法国流俗意义上的勇敢的重构。

蒙田借助伊壁鸠鲁主义肯定了人的欲望与快乐的正当性，借助皮浪主义打消了人对于自己的固有知识和信念所抱有的自负，借助斯多亚主义解构了那些过度的虚荣与野心。相对于贵族社会鼓励的雄心抱负和基督教提倡的禁欲苦修，他理想的生活是一种满足于当下的、平凡、快乐而有节制的生活，而这种生活要求一种以自我关注、自我认识为前提的 “自我治理的技艺”。蒙田清醒意识到了贵族社会的激情与荣誉文化的潜在破坏性并对之进行了反思和清理，但他提供的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种修己以安人的伦理学，可以说他在尝试用一种非政治的方法解决政治问题（当然，在古典世界，自我灵魂问题是政治性的）。相对于庄严的古典伦理学，蒙田这种自我治理的技艺为了面向普通人而降低了要求，也更具灵活性和实践性，特别是他对激情（欲望）制衡原理的论述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说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但是，它仍然只能适用于少数人，而无法为大众欲望得到充分解放的现代社会提供一种制度上的应对方案。斯宾诺莎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让多数人过上智慧生活是不可能的，可行的方法是让他们受那些于国家最有用的激情的统治。他这里所指就是发财致富的欲望，而资本主义为这种欲望的释放和满足提供了宽广的渠道。这就是17、18世纪的思想家们找到的制度方案。

让-诺埃尔·雅恩内的 《决斗：法兰西激情》^[148]展示了中世纪的独特现象——决斗的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决斗作为贵族荣誉法典的体现，对于理解激情受到驯化的过程，有一叶知秋之效果。也对理解蒙田时代及之后法兰西的社会文化背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者着重强调了决斗的衰落是绝对主义王权兴起的结果，作为贵族独立司法权的表现，决斗与王室中央集权计划所欲建设的全国性司法体系必然存在张力。在致力于巩固权威的王权眼中，决斗被看成 “贵族自由意志的一种古老象征”，是与法律帝国相对立的荣誉法则。但是，作为一种具有深厚社会土壤的习俗，决斗多次被禁又多次被解禁，甚至在启蒙时代仍回光返照、盛极一时。(www.daowen.com)

布克哈特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49]指出了这一时期军事技术变革导致的结果。火器的初步应用使战争形式发生变化。战争不再是贵族的标志性职业，“这不仅因为最坚固的城堡也不能抵御轰击，而且也因为属于贵族以外的另一个阶级的工程师、枪炮铸造师和炮手们的技术当时在战役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150]火枪手训练成本低、不要求出身，虽然其射击精度还很不准确，但已经足以对装备精良的骑士构成威胁。蒙田传记的作者也分析了战争形式的变化导致的心理和文化层面的变化：1525年，在蒙田父亲参与的帕维亚之战中，火枪手弹发如雨，给法国人造成毁灭性打击。“随着这场战斗，用一位当时在场者的话说：‘勇武之风……被彻底葬送’，‘战场上满是被屠戮的高贵骑士，和成堆的奄奄一息的战马’”^[151]。中世纪的激情、勇敢在战争中已经不再具有决定胜负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蒙田为何对勇敢进行了解构和斯多亚式的重构。

艾伦·莱文认为蒙田的政治计划就是 “一种驯服和控制人类肆意之心（unruliness of the human mind）的尝试”，“在追求权力、荣耀或其他外部事物的时候，心自我迷失。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他劝读者不要在生活中只关心外部事物的获取，而要专注于探索自我”。^[152]

伯纳德奥指出，蒙田认为当时法国社会对于美德的用法实际上混淆了军事勇武和真正的美德：“法兰西上层的语言用法表明，通常被认为是勇敢的东西不过是力气：宫廷和贵族称一个人有美德是因为他有武艺——伤害和杀人的能力”，而蒙田提倡的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斯多亚式德性。^[153]卡尔霍恩进一步指出，蒙田对高贵进行了重新定义，高贵不再是军事英雄主义意义上的勇敢赴死，而是在日常随处可见的苦难中不动其心、不失尊严地忍耐和生活。^[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