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帅^[135]

【摘要】 柏拉图式古典政治学将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激情、欲望。它们分别对应着城邦的三个阶层：统治者、武士、生产者。对应三种价值取向：爱智慧、爱荣誉、爱利益。近代以来，在西方政治思想中，这三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性不再是统治部分，而成为为欲望服务的工具理性，这一过程始于霍布斯并在休谟那里得到结论性表述。同时，在古典政治学中一定程度上得到鼓励的激情与荣誉原则，在近代受到了贬低。

在欲望第一次试图获得话语正当性的文艺复兴时期，蒙田意识到了激情以及贵族社会的荣誉价值观造成的冲突危险，但他提出的方案仍是斯多亚式的，是古典的自我治理的技艺。霍布斯将激情置于政治理论的核心，正是在两种激情——扩张性的权力欲和收缩性的暴死恐惧——的张力中，自然人签订了契约，进入政治社会。在他那里，理性在克制激情上无能为力，在为激情服务时却无所不能。理性就等于与自我保存相关的恐惧。由于他强调畏死恐惧，实际上远离了古代英雄德性而接近市民道德。斯密的 《道德情操论》 是从激情出发构建一种道德体系的努力，它对市民道德做出了最为完备的阐发。在这个体系中，自爱与同情是两种同样重要的动力原理。人的天性是自爱，但是人对他人的命运总会产生一种触动，从而对他人在这种命运下的情感形成共鸣，这种发生共鸣的能力被斯密称之为 “同情”。斯密得成了这样一个结论：可以通过激情之间的相互约束实现激情的克制。对于那些非社会的激情，如愤怒、怨恨、报复心，旁观者要求予以最大限度的克制。在这里，斯密有意识地在处理古代思想中的血气，即狭义的代表灵魂 “易怒” 部分的激情。但是，同情不仅可以制约激情，也可以强化激情。如果说旁观者以及同情机制的存在克制了自爱的某些方面，那么我们也不能忽视它也加强了它的另外某些方面，这就是对于财富的激情——虚荣。弗格森身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性：一方面，他对商业社会的到来以及由此导致的欲望的膨胀和精致化持欢迎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对公共事务中激情的退却、德性的失落感到忧虑。黑格尔以他的主奴辩证法高度抽象地概括了激情与欲望之争，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他的主奴辩证法：激情退出公共舞台，欲望的胜利以及合理化（工具理性化），意味着人的行为模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而这预示着历史的终结。

【关键词】 欲望 激情 资本主义 古今之争 共和主义自由主义

本研究拟探讨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欲望问题。更具体地说，是欲望是如何逐步得到辩护的。我们将联系理性与激情来讨论这个问题。柏拉图式古典政治学将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激情、欲望。它们分别对应着城邦的三个阶层：统治者、武士、生产者。对应三种价值取向：爱智慧、爱荣誉、爱利益。近代以来，在西方政治思想中，这三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性不再是统治部分，而成为为欲望服务的工具理性（休谟指出理性是欲望的奴隶^[136]，这是对传统灵魂结构的彻底颠倒，而这一过程在霍布斯甚至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同时在古典政治学中一定程度上得到鼓励的激情与荣誉原则，在近代受到了贬低。这一变化的到来显然与思想背后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最重要的转折无疑是商业社会的到来。我们将在这一组对立观念和价值的对比中彰显欲望得到辩护的历程，一方面是激情、荣誉以及它们的体现者——武士，另一方面是欲望、利益以及它们的体现者——生产者（尤其包括商人）。(www.daowen.com)

带有悖论性质的是，欲望得到辩护的过程也是欲望得到驯化的过程，这一点在思想家那里都有所体现。古典驯化欲望的解决方案是以斯多亚主义为最典型代表的克制欲望（福柯命名为为自我治理的技艺^[137]）。其方式是理性从外部去制服欲望，理性是主人。这种方案实质上面向的是少数人，它既是伦理方案也是政治方案，其逻辑类似中国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古代，即使在古希腊，政治也是少数人的事务，而生产力相对低下，社会流动缓慢。这决定了刺激欲望的事物和满足欲望的手段相对匮乏。相应地，政治最重要的是处理活动力强大的少数统治精英的欲望。伦理方案处理政治问题是相对有效的。而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导致了全社会欲望的爆发，而且大众日益成为社会、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时使用面向少数人的伦理方案已经力不从心。必须对这种欲望爆发做出妥协，并让它在一个新的规范（它低于古典社会的要求）下得到驯化，使欲望满足以文明的方式进行。这时候出现的最重要的解决方案就是以欲望制约欲望，于是古典社会的激情被当成非理性的欲望，与理性的、合理的欲望——利益形成了对比。激情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别强烈的欲望，它是不稳定的、好斗的、破坏性的，它所引发的行为可能对别人造成伤害，甚至会对行为者自己造成伤害，而利益是可计算、可预期、稳定的欲望。同时，文雅、礼貌等词语逐渐成为上流社会文化中的关键词，其意义在于，它使欲望满足的方式更加文明化。文雅并不否定欲望，而是 “规训” 欲望表现的形式和满足的方法。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为17、18世纪德性话语与文雅话语的争论。德性话语要求克制欲望、克己奉公，但另一方面，它对激情实际上持肯定态度并希望通过激发荣誉感来引导激情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文雅话语则相反，它不反对欲望本身，它只规范欲望满足的方式，要求一种得体、合宜的行为，而这显然要求克制激情。

最后，我们将把思考落脚点放在现代生命意识和历史意识上。原先位于灵魂最底层、最受抵制的欲望，成为现代政治思想的核心与前提，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一种不同的生命意识和历史意识。无论生命还是历史，都是可规划、可进步、可积累的，这是这种意识的核心设想。进步要求生命和历史的连续性，它通过物质手段和精神思想的不断积累而实现自己，而这种积累不是通过激情的骤然爆发来实现的，英雄美德只能为它提供一个奠基性的平台，它主要是通过勤勉、理性的劳动来实现自己，而欲望的刺激与满足将成为这一过程的发动机。为了使这个发动机不至于过热，当然有必要驯化欲望，以保证这个过程不被突然的冲突、倒退、毁灭所中断。

本研究拟选择16-19世纪的几位代表人物来讨论这一问题：蒙田、霍布斯、弗格森（兼及苏格兰启蒙运动其他人物）、黑格尔。蒙田意识到了激情以及贵族社会的荣誉价值观造成的冲突危险，但他提出的方案仍是斯多亚式的。霍布斯将激情置于政治理论的核心，正是在两种激情——扩张性的权力欲和收缩性的暴死恐惧——的张力中，自然人签订了契约，进入政治社会。由于他强调畏死恐惧，实际上远离了古代英雄德性，而接近市民道德。弗格森身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性：一方面，他对商业社会的到来以及由此导致的欲望的膨胀和精致化持欢迎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对公共事务中激情的退却、德性的失落感到忧虑。黑格尔以他的主奴辩证法高度抽象地概括了激情与欲望之争，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他的主奴辩证法：激情退出公共舞台，欲望的胜利以及合理化（工具理性化），意味着人的行为模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而这预示着历史的终结。将这些人物置于漫长的关于激情与欲望讨论的脉络中予以展现，有助于我们把握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在人性理解问题上的崭新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