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国研究领域开始重新审视美国共和国建立的知识起源，试图找寻塑造宪法的智力传统，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传统的进步主义解释范式发起挑战，构成了相互竞争的新建国解释范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重新发现了麦迪逊政治思想的原创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开始了麦迪逊政治思想研究的全面复兴。在这场复兴运动中，麦迪逊的政治思想和政治遗产得到了全新的理解和诠释，整体而言，麦迪逊的政治理论研究现今体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在研究范式方面，对麦迪逊的进步主义式经济解释已经式微，观念解释在学术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观念解释方面，单一范式似乎已经被 “多传统方法” 所取代，走向了范式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不论是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共和主义学派，都承认麦迪逊在综合了多种思想传统如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孟德斯鸠的知识基础上，创建了新的共和主义理论。在这种新的学术氛围下，学者们不再试图用单一理论框架来界定麦迪逊的共和主义思想，而是通过拆分和细化他共和思想中的不同主题和成分，分门别类地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第二，麦迪逊政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和卓越理论家的地位得到了广泛承认。麦迪逊在捍卫宗教自由上的成就、宪法主要缔造者和深刻理论阐述者的地位、《权利法案》 通过的主要推动者以及杰斐逊共和党的主要组织者的角色都牢牢地建立起来。虽然在具体理论的解读上存在较多争议，但是大多数学者达成一个共识：麦迪逊并非美国政治中一个不起眼的注脚，而是美国整个历史时期学识最渊博和最具创造力的政治理论家，他对政治思想史的贡献足以与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并驾齐驱^[69]，麦迪逊的理论贡献不仅是 “西方政府理论的一个主要分水岭”^[70]，更是政治科学上的一个转折点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的源头。^[71](www.daowen.com)

麦迪逊政治理论研究背后蕴涵着两层重要的意义。在政治科学层面，麦迪逊研究对理解美国建国理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托克维尔曾提醒我们，“民主革命既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又可能失去控制，将我们推至深渊”。因此，面对民主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政治家的首要责任之一就是去 “引导民主，唤醒信仰，纯净民风，调整行动，逐渐用科学取代经验，用民主的真正利益取代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管理因地因时制宜，根据环境和人文调整民主。”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个全新的世界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美国建国构成了这一新政治科学的核心内容。美国建国创立的一系列全新的政治理念，如联邦和州的分权、可以分开的主权、复合共和国、违宪审查、三权分立与制衡、人民主权，都是现代政治中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根本制度。政治制度的首创者往往最了解其背后的政治性质、政治目的以及不同制度之间相互配合的整体逻辑。麦迪逊作为这些制度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对这场新的政治科学革命有着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的洞见，因此，把握住他的视野，领悟他的所思所想是理解美国建国制度安排精髓的关键所在。

在政治哲学层面，麦迪逊政治思想研究能帮助确立美国政制的品格，从中引申出关于自由主义的价值信念问题以及自由主义宪政安排的有效性问题。麦迪逊的共和主义思想构成了理解美国政制的基本政治哲学内涵，对麦迪逊政治思想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美国政制品格的不同描述。在许多学者看来，美国建国标志着现代性的到来，自我保存和欲望满足成为了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现代性放弃了对古典自然正当即 “人应当如何生活” 这一最高的政治哲学主题的追求，伦理向度彻底被经济向度所取代，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即用商业和贸易培育的文雅举止和人道精神来替代严厉的古典共和德性成为了现代政治的典型特征。麦迪逊作为美国政制的主要设计者和阐释者，是现代程序共和国的先驱、自由主义宪政的奠基者。正是在他的理论主导下，美国建立了一个多元的、利益主导的政治系统，一个试图将私人恶变为公共善的政府机制，这一体系在保证民主自由的同时，省掉了公民教育和培养品格的需要。^[72]反对者认为，对麦迪逊思想的自由主义式解释无法体现美国政制中的道德维度，而且往往容易被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利用，将麦迪逊刻板化为对原子式的个人价值观以及贪婪、自私的资产阶级的捍卫者。正如兰斯·班宁所说，“如果我们错误地解释了他（麦迪逊）的行为或误解了他的思想，我们就误解了建国时期。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联邦宪法的主要设计者和最有力的支持者，我们就能够更充分地认识新共和国的目的与性质。”^[73]他认为，麦迪逊的政制设计中从来没有缺失过对美德的强调和保护，塑造理想的共和公民一直是他的终身目标。因此，对麦迪逊政治哲学思想的正确理解，能够提供一个超越自由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的刻板印象，拆穿现代政治理论中过度生长的东西，切中美国真正的立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