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站在当代立场对浩瀚的麦迪逊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勾勒，主要可以划分为四种解释阵营：进步主义史学、苏格兰启蒙运动、共和主义史学以及施特劳斯学派。虽然每个阵营内部分享着相似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阵营都是铁板一块。一方面，阵营内部存在着分歧，例如，就麦迪逊的民主身份而言，共和主义史学派内部就形成分裂，戈登·伍德支持反民主的解读，而兰斯·班宁支持民主的解读。另一方面，不同阵营也可能分享相似的观点，进步主义学者詹妮弗·莱德尔斯基和共和主义学者戈登·伍德都认为麦迪逊是反民主的，并支持麦迪逊在 《联邦党人文集》 第十篇中的大疆域理论使得人们不可能去形成一个共同判断的论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划分只是一个粗线条勾画，并不是断言麦迪逊思想研究只有这四种解释路径或者说这种划分就是标准答案，而是试图为讨论麦迪逊政治思想提供一个有用的范式框架，为深入研究提供参考性解释。

（一） 进步主义史学与阶级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资本飞速发展带来的工资矛盾、公民自主性的丧失以及自治危机引起了进步主义史学家重新探究宪法起源的正当性。查尔斯·比尔德的 《宪法的一种经济学解释》 就是这种 “时代精神” 的产物。^[31]比尔德的研究打破了以往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宪法是超越阶级和建立在同意与自由原则上的观点，强调宪法制定背后的驱动力是起草和支持新宪法的精英团体的阶级利益。比尔德对宪法采取了一种轻蔑的态度，将宪法视为一份反民主的、保守的和违反了美国革命精神的经济文件。他认为，与经济问题这一上层建筑所依赖的坚实基础相比，新政府机构的其他问题不过是枝节末梢，经济才是制定宪法的决定性力量。麦迪逊在 《联邦党人文集》 第十篇中所提出的政治哲学让比尔德 “印象尤为深刻”，他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美国宪法最根本的政治理念。比尔德将麦迪逊的思想简化为一个原则，那就是一切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经济任务，而麦迪逊的民主言论不过是一种掩盖了经济利益以及阶级斗争的修辞学装饰。^[32]

跟随比尔德的步伐，进步主义解释阵营一方面承认麦迪逊宪法主要缔造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将他塑造成了一位反民主的保守主义者。当代最著名的进步主义作品是理查德·K.马修斯的 《假如人是天使：詹姆斯·麦迪逊与冷漠的理性帝国》，马修斯在书中严厉批判了麦迪逊刻意维护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倾向，将麦迪逊刻画为冷酷的自由主义象征。他认为，麦迪逊对人民没有同情感，只关心物质财富，将社会稳定和个人财产保护置于政治民主和个人权利的价值之上。^[33]另一位进步主义学者詹妮弗·莱德尔斯基则认为，麦迪逊建立了一个虚伪的共和国，制约与平衡机制的背后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更重要的是，宪法还建立一套不平等的财产机制，防止美国实现其真正的 “民主潜力”。^[34]约书华·米勒从主权的角度对麦迪逊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麦迪逊将人民主权视为抽象而无实际意义的话语，他通过宪法设计省掉了公民参与的需要，阻挠了公民之间的交流活动，暗中侵蚀了美国革命的民主原则，创造了一个 “幽灵般的政治体”。^[35]虽然进步主义的研究方法受到许多研究者的攻讦^[36]，但仍是当代解读 《联邦党人文集》 第十篇、麦迪逊思想以及美国宪法的一种重要视角。

（二） 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政治科学

首先向进步主义发起挑战的是苏格兰启蒙解释路径。根据历史学家的详细考证，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如弗朗西斯·哈钦森、大卫·休谟、亚当·史密斯、托马斯·瑞德、凯姆斯勋爵以及亚当·福古森等名字和作品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广泛传播，同时，许多苏格兰牧师和教授成为了殖民地时期新兴大学的校长或者领导官员，将苏格兰大学的课程模式和课程内容引入美国大学。麦迪逊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他就读的新泽西学院（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约翰·韦泽施布恩是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牧师，韦泽施布恩将学校建立为一个传播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前哨基地，将哈钦森、瑞德、凯姆斯勋爵的道德哲学以及福古森、史密斯和休谟的社会科学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们。^[37]持苏格兰启蒙解释进路的学者深入考察了苏格兰思想家及其作品对麦迪逊政治思想的影响，将休谟、瑞德以及史密斯等人的政治观念与麦迪逊关联起来，与进步主义解释形成鲜明对照。

这一阵营中，最著名的解读来自于历史学家道格拉斯·阿黛尔。阿黛尔认为，休谟的思想主要从两个层面影响了麦迪逊的宪政思想。首先，休谟的人性科学观念主导了麦迪逊思考政治问题的方式。休谟教导人们，人性是普遍的，通过研究历史，人们可以总结出经验教训和处事原则，发现规律和预测未来趋势，“纵观所有国家和时代，人类的行为展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同样的动机总是产生同样的行为，同样的缘由导致同样的事件。野心、贪婪、自爱、虚荣、友谊、慷慨、公共精神，这些激情在不同的程度上相互混合并分布于社会，它们是世界的起源并仍然是所有行为和事业的源头……”。休谟认为，在历史研究的引导下，政治可能会被缩减为一门科学。阿黛尔指出，这种科学的思维模式几乎塑造了麦迪逊思考政治问题的方式。一方面，麦迪逊将18世纪80年代中期视为一个危机时期，因为回顾邦联历史，他在美国的邦联体系下看到同样的部分瓦解整体的趋势。另一方面，在这种科学方法的指导下，麦迪逊在制宪会议前夕对古代和现代的联邦历史进行了详尽考察，致力于通过比较研究找出导致联邦体系覆亡的致命性制度缺陷。^[38]

第二个层面的影响体现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阿黛尔认为，麦迪逊的 《联邦党人文集》 第十篇直接借鉴了休谟思想中的三个要素：派系斗争的根源分析、大疆域共和国以及代议制。首先，休谟认为，人性产生派别之争的自然倾向是所有政治冲突的来源，他从心理、智力以及社会经济三方面分析了产生的根源，在论文 《论普遍政党》 一文中，他强调了派系斗争对政府的颠覆性作用，“派系斗争推翻政府，使法律无效，在本应相互帮助和保护的一国公民间挑起仇恨”，在一个自由的政府中，派系斗争更容易产生。^[39]跟随休谟，麦迪逊从经验视角来审视派系斗争，并认为产生派系斗争的根源是自然的，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更加无法避免，因为 “自由对于派系斗争，就像空气对火”。^[40]其次，休谟在论述如何控制派系斗争的致命后果方面也启发了麦迪逊的思想。休谟在 《一个完美联邦的看法》 一文中提出，尽管派系斗争的致命缺陷在小共和国里无法克服，但是大面积的领土和代议制的相互配合却可以遏制派系斗争产生的致命后果。^[41]休谟的思路激发了麦迪逊设计一个大型联邦共和国的灵感。麦迪逊提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一个能够克服民主政体内部派系斗争有害影响的共和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代议制，二是大疆域。麦迪逊认为，代议制有助于把政府置于 “一组挑选出来的公民” 手上，“他们的智慧可以最好地辨别这个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对国家与正义的热爱将最不可能把它牺牲于短期或局部利益”。大疆域则让共和国容纳更多的利益团体，通过利益团体相互斗争，以提高这些不同的利益相互抵消的可能，从而消解利益团体的力量。两者的结合最大程度上减轻了派系斗争的毒性症状，提炼出理性的公共声音。

（三） 共和主义史学派与古典共和

共和史学派对麦迪逊的诠释最初散见于20世纪70、80年代第一代共和史学派学者戈登·伍德和约翰·波考克的著作中。这一解释阵营有着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叙事。^[42]波考克和伍德将麦迪逊放在古典共和传统下进行解释，并认为这一古典共和传统始于古希腊并通过马基雅维里延续到美国建国时期。^[43]伍德认为，麦迪逊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为自然贵族的领导和精英政治，尽管麦迪逊和他的联邦党人伙伴们的论点使用民主的语言，他们实际上（而且不坦率地）使用了民主的修辞来建立和合法化了一个自然贵族制度，将人民的社会权威和政府的政治权威相分开，他将宪法想象为能够将 “粗制的材料变为金子” 的 “某种哲学家的试金石……”。^[44]麦迪逊在宪法中提出的选举程序意味着去 “恢复和延长传统类型的精英在政治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革命之后一直在被社会发展所削弱”，因此，宪法是一份贵族式的文件，旨在限制这一时期的民主趋势。^[45]波考克的研究则强调了麦迪逊对共和美德的捍卫，他认为，1790年代的联邦主义和共和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百年以前英国宫廷派和乡村派之争的重演，他把麦迪逊刻画为乡村派立场的代言人，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建议中预设的严重腐败。(www.daowen.com)

波考克的学生兰斯·班宁在继承老师观点的基础上扩展了研究范围，对麦迪逊在1787费城会议之后担任反对党领袖时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用英格兰乡村派意识形态来解释麦迪逊对汉密尔顿的永久债务计划以及其他财政计划的恐惧。班宁反对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解读，他认为虽然麦迪逊的思想中的确有自由主义元素的存在，但是麦迪逊对汉密尔顿的政策展现出来的警惕根本上集成了英国激进反对派的观点，在智识上仍属于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代表了古典共和主义理想的延续。班宁反对伍德的1787年共和主义转化学说，他认为，古典共和主义并未在1787年发生转化和偏离，而是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的杰斐逊式的共和主义时代。班宁认为，麦迪逊既不是厄文·布兰特笔下热心的国家主义者，也不是理查德·马修笔下阴郁的霍布斯式理论家，而是一个不情愿的改革者，《杰伊-高多奇条约》 的签订和谢斯起义的爆发才最终说服麦迪逊邦联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否则共和政府的实验注定以失败而告终。与伍德和波考克否定麦迪逊的民主身份不同，班宁拒绝接受宪法根本上是反革命的论点，他相信并努力证明麦迪逊是一个坚定且热心的民主派。他认为，麦迪逊的整个政治生涯都致力于推动人民积极和持续地参与到政治事务之中。^[46]

（四） 施特劳斯学派与现代性

施特劳斯学派从古今之变的视角和本文分析的方法来探究麦迪逊共和思想的意义，开启了麦迪逊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解释路径并且坚定地捍卫麦迪逊的民主身份。施特劳斯的弟子中最早进行麦迪逊研究的是马丁·代尔蒙德，他认为，麦迪逊坚定地致力于一个 “彻底的构成民主的努力”。他指出，麦迪逊努力去建立一个以自利为基础的系统性政治制度安排，这个政治制度体系能够在保证自由民主的同时省掉公民教育和培养品格的需要，“麦迪逊是一个现代思想家，他依赖制度机制疏导互相冲突的利益，防止非正义行为”，而“很少重视人性的高尚因素”。^[47]代尔蒙德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麦迪逊式的共和体系。正面来看，现代性当中喧嚣的商业主义要比古代尝试以理性或者精神性的名义去压制身体要更为可取，古代的政治教育或许很崇高，但是古代的政治实践——包括奴隶和野蛮的战争——是灾难性的，相反，现代性不仅承诺而且实现了人类状况的改善。反面来看，根据 《联邦党人文集》 第十篇和第五十一篇的文本分析，麦迪逊式的政治体系依赖于商业自利和在位者的野心去减轻利益团体的致命冲突，去驯服政府制度的暴政冲动。因此，麦迪逊虽然建立起第一个得体的民主国家，但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他们降低了政府的目的，建立一个仅仅承诺保护公民免于外部威胁和促进商业社会的政府，剩下的人类事物留给私人自己处理，因而丧失了古典共和中对德性和智慧的关注。

迈克·扎克特则采用 “多种传统的方法” 来解释麦迪逊。在 《詹姆斯·麦迪逊的政治科学》 一文中，扎克特提出，麦迪逊的共和思想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两个部分：在政治哲学层面，麦迪逊主要受到洛克的影响，将自然权利哲学视为新共和政府的正当性来源；在政治科学层面，麦迪逊则主要受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中关于英国自由宪法论述的启发，设计出权力分立、制衡、代议制和联邦制等宪法的核心制度。^[48]扎克特认为，虽然麦迪逊的思想中的确有古典元素，但是，自然权利、有限政府和经济自由的现代自由观念才是他政治理论中的主旋律。^[49]

另一位专攻麦迪逊的施派学者科林·希恩则从公共观念的角度来解读麦迪逊的思想。希恩提出，麦迪逊对于公众观念的独特信念是在与许多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对话中形成的，特别是雅克·帕切特。根据希恩的说法，帕切特是法国思想家中最具洞察力的人，他反对卢梭的观点即公众观念是未受教育的习俗和偏见。相反，帕切特认为，公共观念是一种公共的道德共识，政治家和政府机构应鼓励人民表达公众观念，受其约束，但同时政府和政治家也应该塑造这些观念。希恩认为，麦迪逊接受了这一观点，将公众观念视为社会中的一种道德共识而不仅仅是公众观点的集合，相信政府机构和政治家应该试图引导公众观念，因为公共观念是影响政制存续的第一原则。^[50]

（五） 贡献、 缺点与冲突

四种解释阵营都为理解麦迪逊的政治思想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丰富了关于美国宪政思想讨论的价值信念问题，但也各自存在缺陷。进步主义解释的生命力在于其现实主义，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思想家就清楚地分析了经济利益作为人类最原始的动机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因此这种现实的阶级斗争视角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许多人而言仍是一个阻止他们相信国父们对自己的行为动机和信念所做出的阐释的障碍。然而，进步主义解释的主要问题在于，思想仅仅是对潜在利益的反应这一论点是基于对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关系的粗浅理解，而且暗示了政治语言和观念研究不可信的观点，这就完全否定了美国宪政设计背后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问题的内涵基础。另外三个阵营的学者一致反对这种唯经济利益独尊的研究视角，强调观念和思想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绝非单纯的私人经济利益追逐者，观念和思想的力量为人类的道德和行为设置了正当性的边界。而且，尽管利益因素无疑影响了哪些思想被采纳，但是思想也塑造了我们如何看待利益以及决定哪些利益是关键的。

与进步主义解释相反，共和主义、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施特劳斯学派从观念的角度重新研究了麦迪逊的政治思想，严肃对待麦迪逊的文本和观点，构成了对宪政安排的有效性和宪法品格的有力解释。这些阵营分享着一个共同观点，那就是麦迪逊并不是一个为特定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是一位受到当代最先进和进步观念影响的伟大政治理论家和立法者，是美国的新共和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制者和智力基础。他们之间的分歧和辩论中心在于，如何最好地解释麦迪逊政治思想的知识来源和概括其理论原创性。苏格兰启蒙解释的贡献在于精确地还原了麦迪逊的教育经历和成长的学术语境，追溯了麦迪逊掌握的一系列创新概念和理论的来源，例如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常识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以及社会发展的四阶段理论，构成了分析麦迪逊核心观念和问题的内涵基础。虽然这种解释路径为探究麦迪逊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来源，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家之间的对话，内部充满了观点的冲突和对抗，没有构成一套边界清晰明确的体系、教条和原则，因此，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思想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反过来削弱了将其作为麦迪逊创立宪法的定义性解释的能力。共和主义学派弥补了苏格兰启蒙阵营缺乏系统性解释麦迪逊共和主义思想的能力，通过将麦迪逊放在公民共和传统的解释范式之下，共和主义学派将麦迪逊视为英国乡村党意识形态在美国的继承者。然而，反对者认为，持共和主义论点的学者错误地将他们在17和18世纪英国激进者的作品中发现的乡村党意识形态当作古典共和主义的一种形式，乡村党的意识形态仅仅只是古代 “积极” 自由的 “远亲”，在很多方面，乡村党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协同而不是替代物。施特劳斯学派认为，虽然共和主义是麦迪逊思想的一部分，但捍卫洛克式的自然权利才是他政治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美国作为一个捍卫自然权利的共和国不再是历史延续的一个自然过程，而是开启了全新的现代政治局面。施特劳斯学派的现代性视角深刻地指出了麦迪逊宪政主义的现代典范性意义，从中引申出关于自由主义讨论的价值信念问题。但是，反对者认为这种自由主义式的解读掩盖了麦迪逊思想中的古典共和思想和对公民美德的追求，麦迪逊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多元主义者，塑造共和精神和公民品格的抱负构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