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柏克革命观对政治思想史的贡献

部分当代学者认为，柏克仅仅用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揭示法国革命，而没有给出一种普遍的革命解释理论。^[108]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驳斥这样的观点，柏克虽然没有专门针对 “革命” 而写的系统理论著作，但他在各类文献确实阐释了革命的类型、起因、进程和结果。^[109]柏克的革命观促使我们在革命的三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在一场现代革命之后，在和平年代，当我们面临变革和激进思潮涌动之际，如何解释或结合当代的实际需求再释 “当年” 的革命原则，以求促进社会进步；二是在动荡时期或即将到来的动荡时期，如何避免形成激进的再次革命或无限革命论调；三是在实际的革命之后，如何避免制度的毁灭或倒退而寻求持久的建设。作为政治家的柏克对 “革命” 的解释，当然具有党派利益和阶级目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局限性，甚至如波考克所说柏克与辉格主义的 “光荣革命” 缺乏历史真实性。但这不会泯灭柏克革命观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价值贡献。

我们观察和梳理柏克的革命观，是因为它在柏克的政治思想观念中占据着异常重要的地位，柏克通过对一场理想革命的回顾、怀念与阐释开创了我们现在所称的现代保守主义观念。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在提到保守主义起源时曾指出，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观念体系像现代保守主义一样，如此密切地依赖于一个人和一个事件，即柏克与法国大革命。而柏克开创的现代保守主义传统又如此依赖于一场革命：the Revolu-tion，即 “光荣革命”。柏克在回顾 “可追忆的” 革命（“光荣革命”）时，将其安顿在 “不可追忆的” 传统之下，重新塑造了 “光荣革命” 的话语。在辉格式话语体系中，洛克在革命年代赋予了那场革命以某种激进主义的色彩，提出了政府解体理论，为革命有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解释。但在辉格党霸权之后，柏克所要维护的是革命的制度成果，也是辉格党长期执政之下形成的制度成果。因此他跳过洛克，抛弃了 “激进” 的革命理论，而代之以追寻更早的由柯克、胡克和马修·黑尔等人创造的普通法传统，即使在美洲革命时期，柏克也避免使用洛克式的解释。在柏克那里，“革命” 成了修复和复员古制的一场完美无缺的政治运动，成为了一场 “终极革命”。对于英国“现存” 的特定的革命成果，柏克抱有特殊的情感和态度，他一直致力于追寻更为良善的制度安排，因此他呼吁改善殖民地人民的处境，改革英国内部的弊政；同时他内心深处也深藏着失去现有制度成果（革命成果）的恐惧，因此，在法国革命中他深深地担忧革命怪兽将会最终吞噬英国。这种追寻与恐惧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态度，即凯克斯所说的保守主义的态度。^[110]

“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是在世界历史上开启了 “现代性” 的三场至关重要的革命。柏克身处 “光荣革命” 之后，经历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于三场革命抱着支持、同情与反对三种不同的立场，实际上他的这种立场植根于他一以贯之的 “革命观”，植根于他对于历史、哲学和人类经验中的相关观念之中。柏克在 “为一场革命辩护” 的过程中完成了对现代保守主义原则的阐述，他所讨论的革命条件、革命权利，对革命恶果的抨击和预测，无非是在为现代革命设置难以实现的条件和障碍。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现代革命在柏克眼中无疑是一场异类革命，只有 “光荣革命” 才称得上是完美（真正）的革命。它是一种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革命，因此是一场终极革命。事实也的确如此，英国革命被认为是现代革命史上最为 “奢侈” 的革命，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现代国家能够模仿。法国革命成了 “革命” 征程上一个新的起点，当我们提到 “革命” 一词时，“光荣革命” 与美国革命是否能够被称为 “革命” 已经越来越大受质疑。法国革命成了 “革命” 概念的分水岭，也成就了柏克在政治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他在向 “光荣革命” 致敬之中创生了现代保守主义。

（二） 柏克革命观的现代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美国人开始向保守主义寻根，柯克、施特劳斯等思想家都向柏克寻求思想资源。诺埃尔·奥沙利文在总结20世纪保守主义思潮的文章中，将柯克这一派的保守主义归入 “新右翼” 保守主义思潮，认为他们将柏克视为偶像，为有限国家辩护，是要解决战后美国资本主义面对的问题。^[111]施特劳斯在写柏克的自然正当（自然权利）时也对他的思想抱有特殊的好感。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日益繁荣的柏克研究也说明在发展中的中国，思想界也越来越重视柏克的价值。柏克曾说世间万事万物皆如潮汐变幻，一切令人心情澎湃之事终会归于平淡。当革命激情归于平淡时，人们总会想起柏克，因为柏克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独特的时代价值。^[112]

首先，“柏克的革命观” 是我们反思现代性的有力武器。由法国启蒙思想带来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一般被认为是开启了 “现代性” 的思想，我国台湾学者杨肃献则认为发端于欧洲的启蒙思想应该分为两个世界，即保守的启蒙和激进的启蒙。他认为柏克本质上属于一种 “保守的启蒙” 而非 “反启蒙”，是属于一种比较温和、重视经验的英格兰启蒙思想。^[113]以理性崇拜为特点的人本主义假设 “存在封闭的、相互隔绝的、互相排斥的自然和理性，而不考虑人类的自然和人类的理性，及相互之间的联系。” 欧洲激进的启蒙运动幻想依靠人的自我觉醒可以实现 “自我满足，却失去了灵魂，迷失了自我”。^[114]柏克在 “致一位国会议员的信” 中批判法国革命者的哲学：

为迄今为止规范人类意志和行动的所有原则寻找替代品，是他们的一个大问题。他们发现强力和实力这样的情感在人们心中也许远比旧道德更合适，就他们的国家目的而言，也许更能维护他们的权势和摧毁敌人。因此，他们选择了自私、谄媚、鬼魅、招摇的恶来替代朴实的义务。真正的谦恭——作为基督教体系的基础，虽是卑微的，但却又是真正德性的深奥的、坚实的根基。但这谦恭在实践中是令人痛苦的，表面上也不威风，因而被他们完全摒弃了。他们的目标是将一切自然和社会的情感融入到无节制的自负中去。自负在琐事上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任其生长，它就会变得穷凶极恶，而且会不时地成为他们所有人的替身。它令整个人都在犯错，它令人的一切失去神圣、可信的光芒。人的好的品质都被自负毒化和驱逐了，从而走向了坏的一面。^[115]

柏克的思想和道德观建立在对理性崇拜反思的基础上，“既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似的道德理论，也非全然的功利主义；既浸染了神秘的宗教色彩，又饱含了现实的实用意蕴”，把他单纯地归为自由主义者、功利的自由主义者、自然法的拥护者、仇视现代的保守主义者都不够全面。^[116]柏克认为个体的知识和理性是有限的，远逊于整个社会的集体智识，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岁月累积的人类集体智识生存，尤其是在政治事务的处理中，更要依靠传统和历史经验。在柏克的革命观里，他为我们展示的是在自然和历史之间 “连续的观念”，为我们反思现代革命及从现代革命观念中生成的现代性提供了批判的武器，提供理性之外对真理认识的其他视角。(www.daowen.com)

其次，“柏克的革命观” 彰显了 “审慎” 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价值。通过英法革命的比较，通过对美洲危机的深思熟虑的分析，他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实践中的首要美德——“审慎”。柏克并不反对政治理性的概念，他认为政治理性应该追随 “审慎” 的指引^[117]，柏克认为在所有政治事务中 “审慎” 是第一美德^[118]，他说：“在我们祖先最关紧要的行动中，政治上的审慎、顾虑、周详、道义上而非表面上的小心乃是其中主导性的原则。”^[119]在柏克看来，审慎是用来对付过度理性的工具，“一种强调个人自由的、以善为目的的、以正义为标准的、热爱国家的及注重建设的行为。”^[120]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在他编撰的柏克书信集的导言里提出对柏克的质疑，“柏克强调一种道德层面的审慎，但是它却没有确定一种审慎的道德”^[121]。柏克的 “回答”是审慎的行动需要理智上审慎的人^[122]，他认为深思熟虑、睿智、坚强、周详和兼收并蓄都属于审慎的内容。

柏克认为在政治实践中，尤其在变乱时期和革命之后的立制时期，掌握国家发展方向的政治领袖的 “审慎” 尤为重要，“要建立一个政府无需多么伟大的审慎。定位权力、教人服从即可。施以自由则更易，不必引导，放手不管就行。但要组建一个自由的政府，则需要把自由与限制两种相反的东西调合到一个融贯的作品中去，这需要深思熟虑，需要睿智、坚强和兼收并蓄的精神。”^[123]柏克认为贯穿于政治发展的每个阶段，在国有骚乱之际审慎的政治家懂得为国家在被风暴侵袭前寻找避风港，在破坏行为发生之前保留为传统抗辩的权利，在破坏行为发生之后运用审慎去寻求国家建设。^[124]

再次，“柏克的革命观” 促使我们反思和珍视当下所生活的 “共同体”。杰西·诺曼在他的柏克传记中指出一个 “柏克式的主题”，即人不应该仅仅生活于拥有较高社会资本或个体间以及制度性关联的社会之中，而应同时作为某个道德共同体而存在，“生活于一个充满价值和意义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充满反常与失序的世界。”^[125]柏克在为美洲、爱尔兰、印度殖民地申辩时特别强调共同体的重要性，并坚决回击在殖民地事务上政府权力滥用的非正义性。在美洲危机中，柏克强调美洲人与英国人的相似之处，强调美洲人是英国人的孩子。他抨击英国人没有把印度作为相同的人，在当地采取了与英国国内完全不同的行为准则，这透露出殖民者的贪婪和对同为共同体一部分的殖民地人民毫无怜悯之心：

英格兰在印度，没有建立教堂，没有设立医院、没有大厦、没有学校；英格兰没有建造桥梁、没有建造公路、没有开通任何航道、没有搭建哪怕一座水库。每一个其他类型的征服者在他们身后都留下了一些可资纪念的丰碑，或者是出于国家的或者是出于慈善的目的。如果我们今天被逐出印度，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人们在我们统治的这段可耻的时期，我们曾经拥有过印度。^[126]

当然，柏克承认不同的文化差异，也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是他更看重不同文化之间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共性。^[127]柏克在他的帝国理论中，特别强调共同体的道德属性，这也延续了休谟、亚当·斯密一脉的经验哲学，即强调人类的同情、共感。这种思想对我们当下的现代生活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共同体一分子的人，相互分享彼此之间的习惯、风俗、规则和做法以约束彼此不规范的行动，就会减少过度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抵御极端负面的个人主义对共同体的侵蚀；在一个共同体中，人们相互依赖、分工有序、相互尊重并承担各自的责任，就会发展出一个在各方面真正 “繁荣” 的共同体。

而在法国革命中，柏克认为法国革命是对现存共同体的彻底瓦解，而他本人和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人都是这一共同体的一部分，因而法国革命令柏克感受到了共同体瓦解的威胁。应该说正如柏克所言，法国革命的 “教条” 如同宗教革命一样会带来革命群众的狂热，会摧毁现存世界。因此，在他看来“政治的基本任务就是维护社会资本和道德共同体。理想地说，这需要德性领袖，既能保护社会秩序，又能通过自身的行动为共同体的道德规范做出垂范”^[128]。回到我们生活的世界，共同体的缺点就如同柏克所说法国的旧制度一样是显而易见的，应该避免采用极端激进的手段，而应采纳更为温和和能够持久进取的手段纠正、改造和发展它。

最后，“柏克的革命观” 对我们进行现代国家建设有重要的价值。拜恩说，柏克既是现代的又是保守的，因为他所辩护的革命生成的乃是 “第一个相对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以现今发展成熟的现代国家的基本内涵而讲的国家形态。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柏克无疑是在为一种现代建国原则辩护，具有现代的一面。这样的现代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坐实民主政治、推行依法治国、重视官民协商。……走出了统治者恣意妄为、横征暴敛的传统专制状态，步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协商共治，落实 ‘同意的统治’。”^[129]在柏克看来，这样的现代国家是限权制衡的法治国家，步入 “古老宪法” 的轨道，是一种各方权力均衡的共和国。革命的成功与否除了革命的行为本身以外，更要看革命以后的结果，能够对国家的制度建设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柏克认为英国革命既是开端又是终结，它开启了英国现代建国的大门，它终结了其他一切革命的可能，英国的制度可以在持续的改进中不断完善。“尽管其间历经曲折、断续不继，但道路一经开辟，即使前路很不平坦，大的方向却已确定。”^[130]而反观法国革命，他们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幻想了一系列虚幻的建国方案，最终破坏者多而建设者少，“从错误迈向错谬”，如同 “在干燥沉闷的沙漠里行军，缺乏天堂之光的引领，缺乏智慧的引导”^[131]。对于从革命中走来，正在迈向现代国家的中国，仍需清醒地辨别不同的现代革命的建国之路，吸取其间的成败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