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述，现代国家建构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由某种特定的国家建构理论作为国家建构进程的先导而促成的结果。换言之，国家建构理论只能是国家建构实践的产物，而非先于国家建构进程且被预定的国家建构蓝图。从西方政治史看，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由一套完整的国家建构理论引导其完成国家实际建构的。在国家建构理论的后置性与国家建构实践的先行性之间，就此存在一个政治家与公民之间的、广阔的主观作为空间。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看，国家建构理论一直是政治思想的致思核心，但柏拉图的三大国家建构理论，是因应于古希腊晚期政治转型的需要做出的多方回应。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无论是开端者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还是霍布斯对现代国家的利维坦构思，抑或是洛克与孟德斯鸠对分权国家的理论建构，都是相应国家建构进程进展到一定程度时，政治思想家对之的积极理论回应。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滞后于国家建构实践的国家建构理论，就无法为一个国家初起的建国活动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呢？前述描述与分析，似乎推不出这样的结论。原因在于，对现代建国实践而言，此前的古代国家建构理论，绝对先于现代建国的政治理论，这样的建国思路取决于古代建国的既有成就，足以影响致力于现代建国的志士仁人们的建国思路与决断路径。与此同时，现代建国除开开创性国家，成为一个孤独的先行者角色，需要在建国实践上绝无依傍地渐进探求，渐进开辟出一条迥异于古代国家的现代建国道路。^[38]其余国家在建构现代国家的时候，也就必然处于依傍原创性的现代建国原则与国家路径，经由经权决断加以有效变通，从而将先行现代国家的建国理论与自己国家实际的建国实践内在勾连起来，构成一幅国家建构理论与国家建构实践的交织图景。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现代建国不同于古代建国，古代建国依循的是自然结构的连贯性扩展，因此，人为性质较弱，自然秩序扩展的特性较强。^[39]现代建国的人造性（artificial）特征非常凸显，因此施展政治家技艺与依托公民政治参与的特征非常明显。这从几个方面呈现出来：一是打破了人类获得性的自然秩序结构，不再将自然秩序直接扩展为政治国家结构，而是因应于国家的实际处境与建国需求，将所有关乎建国成败的因素纳入考量范围，进行具有总体性和先设性的建国设计；二是现代国家的利维坦特质，让任何人都无法简单沿用先前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既定的国家建构路径，而必须付出高昂的建国创制代价。这样的创制，虽然对首创现代国家与后发现代国家所具有的含金量大为不同，但对后发国家而言，倘不应对国家实际情形建构现代国家，仅仅想借助于机械模仿首创现代国家的建国道路，那绝对导出的是一出建国悲剧；三是因为现代建国的外部因素极为重要，国家建构必须在内外部多重因素的权衡、选择中才能推进。这种受制于诸环境条件的建国的人为必要性，注定了现代建国必定是伴随国家建构理论前行的高度复杂过程。

现代建国实践与建国理论的关系，不是建国实践需不需要建国理论的支持，而是这一实践需要什么样的建国理论支持，以及需要建国理论如何富有成效地支持建国进程的问题。正是在这些方面出现的差异，才使各个国家致力建构现代国家的结果，呈现出天渊之别：成功者有之、失败者有之、成败不足定者亦有之。这就分别展现为规范的现代国家建构经验，失败的现代建国教训，转型且结果在未定之天的建国游移状态。人们知道，现代建国的真正成功者并不多，因此有效结合现代建国理论与建国实践的经验弥足珍贵。在比较苛刻的意义上讲，成功的现代建国，在时间尺度上需要跨越百年，在空间结构上需要高度稳定。所谓 “达到丹麦”^[40]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在不算严格的意义上讲，除中东欧部分国家之外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北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算是成功建构了现代国家。此外的国家和地区，要不其建国仍旧处在一个成败尚难逆料的状态，要不已经被视为失败国家。那些常年处在连绵不断的战争状态，或者处在极度贫困和混乱状态的国家，就是失败国家的典型。成功建构起现代国家并不等于彻底完成了国家建构的任务。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还得持续地与国家衰败做斗争^[41]，一旦政治衰败处在放任自流的状态，大致建构起现代国家的国度也会被打回原形，重归失败国家的行列。^[42]可见，建构现代国家需要多么艰难而长期的努力——既需要有高超的建国技艺，也需要有真实有效的治国技艺。现代国家之得以挺立，绝对不是一件令人感到轻松快意的事情。相反，现代立国进程总是伴随着建国与治国的绝妙技艺要求，一旦得不到贯彻，国家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现代国家的制度机制稳定性，对立国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现代立国，无论是建国还是治国，都需要立宪民主和法律主治的稳定制度，否则，国家的现代结构就会衰变，不足以维持现代国家的运行机制。但另一方面，“制度的稳定性也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43]，因为制度本来是满足特定情况的要求制定或形成的，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就需要改变相关制度。问题是，制度的改变总是很难及时到位，而且与环境的错位运行总是导致制度的衰败。制度对环境的不适应，由人类认知的缺失、政治精英与参与者的局限，以及市场经济总会存在赢家与输家等因素所注定。^[44]因此，如何掌握制度稳定与改变制度的经权关系，把握制度变迁的火候，实在是深受政治家技艺的重要影响。

这样的现代建国处境，导出了不知多少关乎建国问题的政治理论命题。如果仍然沿偱柏拉图的大思路，在 《理想国》 《政治家》 与 《法律篇》 的三个建国方案中比较审视相关问题，人们可以发现理想化的建国理念之极端重要性。但犹如前述，耽于这样的国家理念，也就是沉溺于哲学王的统治这样的最优政制，那就有很大可能陷入最优建国之可遇不可求的窘境。建国，也就因此失落在政治理想的念念叨叨中。^[45]同理，人们也能发现，只是一门心思坐实于法治的次优政制，而在编织国家之网上缺乏绵密的心思，甚少施展政治家技艺，无从激活政治家与公民展开的积极互动，那么和谐的政治局面也就不可期待。将理想付诸现实，必须修正理想以求与现实政治进程合拍。不是说寻求这样合拍，就是完全让政治理想屈从于政治现实，而是说要让政治理想保持对政治现实的作用力，不至于全然脱离现实政治，使政治理想成为绝对空疏且毫无现实影响力的抽象观念。寻求一种规范的国家法治状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稳定治理情形，其中也需要适时且具有针对地处理好推进法治的观念储备、制度设计与治理习性问题。这样才不至于造成走出空幻理想、堕入惨烈现实的建国悲剧。

政治家的立国技艺，或者分开来说的政治家之建国技艺与治国技艺，就有了划分具体论题并加以深入分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一种国家建构的未定状态中，政治家技艺呈现为一种高屋建瓴、把握枢机、适时作为、有效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作用。肯定这一作用，自然是在柏拉图论述政治家技艺的现代转变前提条件下做出的。换言之，独独推崇政治家技艺，而无视公民政治参与的规范作用，乃是一种特定的柏拉图式的、古典的政治家技艺。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中，不再存在脱离公民意志且具有引导公民意愿的政治家技艺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早已经从古典国家的主体诉求即政治家技艺，转变为制度为上的立国过程。因此，国家制度的铺设，已经成为主导政治家技艺的先行因素。但犹如前述，这样的现代建国态势，并不能完全否定政治家技艺在建国进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无论现代国家对政治家技艺加诸何种限制或规范，在国家建构的活性状态中，政治家技艺依然有其发挥影响国家建构的方向性效能。

立国技艺的理论论题，包罗宏富。就政治主体而言，包括政治家、精英集团和公民个人与社会组织的建国技艺。就政治制度设计而言，包括国家基本法制作、部门法制定、组织和行业规则的颁行等技艺。就政治运行的过程而言，包括利益诉求、利益表达与利益协调的边际界限的掌握技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仅就政治家的建国技艺与治国技艺而言，就可以罗列出一系列关乎立国技艺的重要论题。

从建国技艺的角度讲，政治家致力搭建国家基本框架的技艺，有着主动状态与被动状态两种技艺类型。就主动状态的政治家建国技艺来讲，涉及政治家把握建国契机，领悟建国的国家权力体系结构要领，聚集国家权力的要素资源，设计国家的权力运作系统，把握建国的关键时刻等技艺。被动状态的政治家建国技艺，涉及建国时期如何为政治家设计不至于胡作非为的国家权力建制，俾使政治家可以在健全的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推进国家建构的重大作用。这就要求政治家必须承诺规范国家权力的原则，并接受和躬行相关规则，虔诚对待行使国家权力之不可逾越的政治限制，明确驾驭国家权力是现代国家天经地义的要务，促使国家权力成为可以控制的对象，而不至于时时处处寻求滥施的特权。在政治家施展建国技艺时，如何及时而审慎地抓住建立国家的罕见时机，将建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有效整合为国家建构必须的动力机制，是为政治家建国技艺得以充分展示的标杆性指标。

第一，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具有结构性差异。古代国家主要是作用于国家权力机制的一套建制。因此，古代国家对社会的支配性影响不大。在国家的日常运作中，国家与社会的自然分流成为国家权力发挥作用的天堑。现代国家的结构与之大为不同：利维坦式的国家建制将古代相对独立的社会纳入国家控制的范围，社会与国家的划界而治，成为国家建构的重大事务。国家之外，不再存在按照自然秩序运行的社会空间。国家试图控制社会，社会试图自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构成政治家建构国家必予重视的优先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主动状态的政治家技艺展现为政治家对国家权力系统与社会自治领域的精准划界，被动状态的政治家技艺呈现为政治家守持国家与社会边界的政治自觉。驯服国家、驯化君主，均构成现代国家成功建国的先导事务。国家的全体成员，无论是国家元首抑或是一般公民，均需臣服于国家法规，接受制度大于人的国家运行规则，从而保证国家实现善治。

第二，对任何民族来讲，建构现代国家并不是随时随地存在着有利于建国的机遇与运气的。因此，需要政治家明确把握和准确落定建国的关键时刻，不至贻误建国的关键机遇和难得运气。对现代国家的建构来讲，国家必须统一、国家必须强大、国家必须规范，是国家建构的三个关键时刻（the critical moment）。这三个关键时刻，为马基雅维里、霍布斯与洛克予以分别阐释。但如何将建国的三个关键时刻递进地展现在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则成为政治家技艺高低的分界线，也成为国家建构是成是败的分水岭。

第三，由于现代国家自我复制和自我放大的结构特点，控制国家成为国家建构初创阶段必须首要应对的重大问题。国家必须接受控制，政治家技艺只能是国家制度设计之下的个人技艺，而不能是任意改变国家结构的超凡能力。控制国家，在现代建国进程中呈现出三种基本模式，那就是为人熟知的腥风血雨的革命方式、波澜不惊的改革运动与不易觉察的改良举措。这三类旨在控制国家的方式，都是想实现驯服国家的目标，不至于让国家形成傲慢的恶习，并相应具备谦恭的品行，促使国家形成健康的肌体。

第四，控制现代国家之难，难在控制国家权力。如何驾驭国家权力，构成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命题。一方面，这与现代国家的利维坦结构特质相关。另一方面，则与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复杂性有关。因为现代国家权力的极端复杂性，稍微掉以轻心、粗心大意，就会放纵国家权力，任由权力自我膨胀、自谋私利，脱离权力的限制体系而自把自为。因此，抓住控制国家权力的三大着力点——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利、以社会制约权力——才足以将国家权力有效控制在皈依伏法、循规蹈矩的范围内。

第五，理解现代建国，必须先行理解现代革命。因为革命建国的情形，几乎可以被看作现代建国的普遍情形。现代建国中几乎还没有一个国家与革命完全绝缘，而又成功建构起现代国家的记录。即使是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英国，也经历了短暂的流血革命，然后才在 “光荣革命” 的旗帜下坐实了现代国家机制。国家革命的两种基本情形，也就是限定性的政治革命，与无限制的政治-社会革命，对建构现代国家发挥了相当不同的作用。在寻求建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如果无法逃脱革命宿命，那么如何告别革命，坐实革命之建构现代国家的目标，就成为国家建构中分析革命问题的决定性论题。(www.daowen.com)

第六，现代国家之谓 “现代” 国家，除开国家权力结构的现代性特质是一个标杆外，现代国家据以运作的生产方式也是体现现代国家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无疑工业社会的兴起是现代国家浮现的重要动力。与农耕民族、农商民族和游牧民族建构的古典国家相比，现代工业民族建构的国家自具其独特性：前者主要促成的是专制主义的政体形式，即或是民主（如古希腊）或者法治国家（如古罗马），其基础也不是十分稳固；后者主要促成的则是立宪民主政制，国家的稳定性机制具有基本保障。工业革命、市场机制与宪政国家的相携出场，成为现代国家政经结构的基本样态。一旦三者中的某一方面缺失，在此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国家形态，就是残缺不全的现代国家形态。

第七，任何现代民族建构的现代国家，都脱离不了它据以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也就脱离不了它进一步建构国家的文化根基。文化与政治交错构成现代国家建构的两种动力。现代国家建构中呈现出三种文化动力机制，一是从政教合一向政教分离的演进，二是从教化主导向理性精神的迁移，三是从抵抗政治向政教紧张局面的嬗变。这些文化动力机制，均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中得到阐释。文化的基因、文化的变迁、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文化发挥作用的几种进路。但总的说来，文化因素对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种次级动力，它不仅无法决定建国的政治走向，也无法阻止现代建国的进程，更无法提供给现代建国以现存模式。但这丝毫不会降低文化因素对现代建国发挥重大影响。因此，必须自觉为现代建国聚集文化资源。

从治国技艺的角度看，政治家的治国技艺主要是在现代国家框架搭建起来以后，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对国家之网进行密密实实编织的技艺。国家治理技艺之体现出来的细密性与精致性特质，与建国技艺呈现的恢宏性与大气度特征，相形而在。政治家的现代国家治理技艺，投射在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但主要体现在立法立规、公正待人、杜绝失误、寻求和谐等方面。国家事务繁冗复杂，超乎想象。但政治家在治国时之能够做到举重若轻、抓大放小、纲举目张，是展现其高超的治国技艺的必具能力。如何化繁为简，以期不失治国之要，自然是表现政治家治国技艺的首要能力。在此基础上，将国家范围内外涉及国家良政善治的诸要素理顺，为国家确立极高的立意，善于为国家化敌为友，树立国家持续发展的雄心，促使国家具备深厚的德性资源，在让国家免于幻觉以至于走向崩溃的危险的基础上，促成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一，现代国家治理绝对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条件与内外事务中进行的。国家的良政善治因此需要高度关联起来考虑。良政目标正是由高超的建国技艺实现的，而善治则是由精巧的治国技艺促成的。在极端复杂化的现代国家建制中，如何高举 “奥卡姆剃刀”，做到删繁就简，抓住治国之要，不至陷入琐屑的具体事务之汪洋大海，便成为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的要义。政治史显示，古今大国的兴衰，正是由是否成功掌控国家的复杂性而划分出界限的。现代国家的良政善治，正是一种简约主义的治国技艺施展的结果。

其二，正是由于现代国家的结构要素繁多，在其中活动着的政治家与公民必须具备达成高效制度的能力，也同时需要发挥人的积极有为精神，将制度的积极效能激发出来。实现良性制度与善于作为的政治主体之间的积极互动，达成诸要素之间的边际平衡，将国家安顿在一个制度引导力强健而政治主体善于因应现实积极作为的国家平台上，这样的国家就一定是所有其他国家的典范。当然，现代国家的绵延并不是一个单纯追求边际平衡的过程。在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诸要素的平衡状态无法实现之际，就有必要打破平衡思维，创制新的国家结构。政治家因此需要在庸常守成与卓尔不凡之间做出决断，才足以具备高超的治国技艺。

其三，就现代国家结构与政治家的相对定位来讲，前者是为国家的客观结构，后者是为国家的主观要素。无疑，两者之间各自的合理状态与两者之间的适宜互动，构成一个国家能否很好治理的两种结构性因素。从政治家技艺的角度看，一个具备高超政治家技艺的领袖人物，需要在建国的时候为国家确立起极高的立意，俾使初创的国家具有优良的品质。一个国家，如果在建国时刻的立意不高，仅仅是想维持某种国家建制，并从中获得统治者或精英集团亟欲得到的利益，那么这样的国家前景绝对堪忧。国家品质的优劣，受国家立意高低的制约甚至决定。一个在初创时刻立意低下的国家，是很难通过后期的努力彻底改变国家品质的。只有在建国时期确立国家的高立意，也才能在治国过程中保证国家的高品质。

其四，现代国家是在形式结构与实质结构上有着明确界限的巨型组织架构。其形式架构上的边界、人口与主权，常常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剧烈冲突。其实质结构注定要求国家治理无法超出主权范围，国家间必然存在的政体差异引发的对峙也就在所难免。国际社会的存在、国家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一定会促成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国家间的合纵连横因此会导致相互间的友好或敌视关系。国家的敌友划分，似乎一直是伴随现代国家成长史的轴心问题之一。确实，一个国家的外部世界，绝对不可能全是友好的邻邦，如何化敌为友，为国家的持续成长造就一个良性环境，就成为考验政治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政治智慧或政治家技艺的重要事务。

其五，国家如人。如果一个人心存追求卓越的雄心壮志，加上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极其顽强的努力，这个人一定会实现自己确立的人生目标。对现代国家来讲，国家需要确立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大志。在国家间激烈竞争的现代世界，一个完全缺乏雄心的国家，将会一直处在不利的世界地位上。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具有领先世界、力争上游、引领全球、不断创新、处于前沿的雄心，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仅能够避免衰败、保持兴盛，而且能够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当然，一个具有雄心的国家，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持恒追求，与夫对世界发挥的领导作用，绝对不是单纯依靠国家的硬实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国际社会对某个具有雄心的国家之发挥的国际领导力的认同，是这个国家的雄心得到世界尊重的直接标志。而一个被世界各国拒绝尊重的国家，即便再有雄心壮志，也会落到孤家寡人的国家孤立处境。

其六，既然国家如人，那么人以其德性行世，国家势必也需要相应的道德操行，才足以支撑其国家大厦，并划分出国家兴盛与衰亡的分界线。一个国家的德性，分别从权力结构和权利状态两个方面呈现出来。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需要以正义为核心德性，它才足以自立；一个国家的公民需要以自由为最高德性，它才能够展现人的尊严和发展潜力。国家需要在道德荣誉心和德行羞耻感上具有精准的判断力，这个国家才可能相应具备强大的自律能力。假如一个国家完全丧失了道德判准的能力，只好借助国际社会对之的道德评断，即道德他律的形式从外部楔入德性准则。此时，一个国家发展的德性动力也就基本丧失殆尽。

其七，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国家兴起之后就具有了长存下去的理由。事实上，国家的兴盛衰败以及国家的存亡分际，一直是现代国家如何成功立国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一般而言，任何国家建构起来的时候，都会对国家的未来有一个乐观的展望。只不过这样的展望，一些是基于国家实际状态的精神反映，一些则是受国家幻觉引导的误判。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尽力消除国家幻觉，俾使国家在精神理念、制度安排与实际举措上面，有效针对国家的运行实际，富有实际效果地采取相应举措，保证国家运行在真实的政治世界中。这就需要国家具备高度的国家理性。这样的国家理性，不来自于国家权力的自认，而来自社会对之的规范和承诺。惟其如是，国家的兴盛方有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题绝对没有囊括立国技艺理论的全部。认定这些论述仅仅是立国技艺的撮要之论是绝对适宜的，但探讨这些问题，对把握立国的技艺理论则是基础性的。借助这些基础性的探讨，立国技艺理论的全貌，将逐渐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