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至隋代，一直以“甲骑具装”重骑兵为军队的主力，到隋炀帝时期将之发展到极致。这由隋炀帝举倾国军力征伐高丽时骑兵的建制和装备可见一斑。大业七年（611）炀帝由蓟城发兵，“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14]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应作‘缁’）缨拂，建六驳旗”。其中“兽纹具装”，实应为“虎纹具装”，即同于南北朝时的“具装虎斑突骑”，只因唐朝时避“虎”讳，故《隋书》中改“虎”为“兽”。

《隋书》中这段记载，生动地描绘出隋军中重装骑兵——甲骑具装的真实面貌，每一单独建制的团队，骑兵所披的铠甲、战马装备的具装铠的质料相同，而且色彩统一，华美规整。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以重装骑兵——甲骑具装为军队的核心力量时，骑兵军容最光辉的写照。炀帝本意想用这支军队横行无敌，为个人建功，他还曾写诗吟咏：“白马金具装，横行辽水傍。”以期“曾令千载后，流誉满旗常”。但结果却与他的期望相反，军败名裂，而重装骑兵——甲骑具装随即淹没在历史长河里。

重装骑兵的黯然落幕，使人们意识到沉重的具装铠甲虽然带来了防护力的增强，却减弱了机动性。据考古发现，一件完整的铁具装，约重40至50千克，特制的重铠可达100千克。重铠增加了战马的负担，使其难以持久战斗，只有高大健壮而又稳重的马匹才能充当甲骑具装的坐骑，即使是这样的高头大马也只能以小跑、慢跑冲锋。

骑兵是进攻型的兵种，机动性是骑兵作战的基本特点，失去了快速机动能力，就等于改变了这一兵种的性质，难以体现其优势。早在先秦时期，孙子就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15]。认为作战时应以正面军队与敌交战，而以侧击、迂回、包围等取胜，很重视机动作战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的军队以车兵和步兵混合编成，车兵受道路的限制很大，步兵靠双脚步行，行动速度比较慢，二者的机动性都还很差，这一主张在实践中受到不少限制。只有到西汉时期，以轻骑兵组成的骑兵大集团出现后，这一主张才得到较充分的实践。骑兵大集团的出现使军队由注重力的对抗转变为注重寻找和创造机会，其实质是通过机动、速度来体现军队的战斗力。

魏晋南北朝以降，骑兵发展为人马都披铠甲的甲骑具装，防护力虽然提高了，机动性却降低了，沉重的具装使其战术简单、行动迟缓，虽然适于正面突击，却不适于实施机动战术，不宜于穿插、迂回，出奇制胜。虽然甲骑具装在对付装备简陋的步兵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对付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和装备精良的步兵时则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处于不利地位。隋军在与突厥作战时，“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16]。这说明隋军的甲骑具装很难单独抵挡突厥轻骑兵机动灵活的进攻，需要与步兵配合作战，方能与之抗衡。

在与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持续战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对骑兵来说，机动性比防护力更重要。隋唐之际，在军事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重视机动的思想代替了重视防护的思想。于是人披铠甲，马不披具装的轻骑兵逐渐取代了重装骑兵。但重装骑兵作为骑兵中的组成部分仍有存在，保留在唐代骑兵部队的建制中。反映这一时期的有关甲骑具装俑的考古资料也在唐墓中偶然被发掘出土，成为全面展示唐代曾称雄于世的重装骑兵的真实形象。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等其他墓葬出土的甲骑具装俑就是当时甲骑具装保留的充分例证^[17]。这批俑就是在这种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新唐书·仪卫志》记载，在唐代“大驾卤簿”里有甲骑具装的队伍，如“次外铁甲饮飞二十四人，带弓箭、横刀，甲骑具装，分左右厢，皆六重，以属步甲队。又次左右晓卫郎将各一人，各领诩卫二十八人，甲骑具装，执副仗稍，居散手卫外……”。唐代文献还记载，唐代帝王典礼、乐舞、讲武时好用这种甲骑具装，以彰显威仪和豪华，如《旧唐书·太宗本纪》云：“（武德四年）六月，凯旋，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唐会要》卷26《讲武条》云：“光天二年十月，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戈铤金甲，耀照天地”。《新唐书·礼乐志》记载，乐工舞“秦王破阵乐”时曾披银甲，执戟而舞。正如杨鸿先生所言，唐代“甲骑具装俑又出现在墓葬里时，但已经不是部曲私兵的模拟物（图5-19），而是贵族仪仗的模拟。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里，出土有彩绘贴金的甲骑具装俑全是属于王室的仪仗”^[18]（图5-20）。

图5-19　安康部曲兵俑

隋王朝覆亡，又形成群雄并起的分裂态势，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晋阳，终于荡平群雄，建立统一的新王朝——唐。在荡平群雄的战争中，李唐军队的主力兵种虽仍是骑兵，但其面貌却与承袭北朝传统的隋朝骑兵不同，这正与李渊、李世民父子组建骑兵时效法突厥骑兵有关。当李渊初在马邑备边防突厥时，认识到“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可见是善战的轻装骑兵。为了对抗突厥骑兵，他采用“同其所为，习其所好”的办法，简使能骑射者，让这些士兵“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经过这样严格训练，组建了可以和突厥骑兵媲美的精锐的轻装骑兵部队。为了提高骑兵的战斗力，还从突厥引进购买良马。

图5-20　懿德太子彩绘贴金铠甲骑士俑

从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前的“昭陵六骏”，可以观察到突厥马和突厥马具在唐初的深远影响。“昭陵六骏”这组巨大的石浮雕像，在六块巨大的矩形画面上各浮雕出一匹战马，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骑乘破敌的六匹战马的图像，它们的名字分别是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勤）骠、青骓和什伐赤，为贞观年间雕刻的作品。从马名来看，特勒骠应为特勤骠，确系突厥马，应为突厥某位特勤（特勤，为突厥语“可汗的子弟”的译音）赠品，其余诸马的体态特征和马具、马饰，都雕刻得与特勤骠一样，也应都为突厥骏马。这些战马都是侧面像，姿态各不相同，或行走，或奔驰，只有飒露紫一匹是伫立姿态，静待面前的将军邱行恭为它拔箭^[19]（图5-21）。六匹骏马形貌写实，连马的装饰和马具也刻画得细致准确，有的战马身上还带有箭伤，以卷毛騧中箭较多，全身被射中九箭之多。军中主帅指挥多次战役时所乘骑的战马，都毫无例外地没有披保护战马的具装铠，但为飒露紫拔箭的邱行恭，则身擐铠甲外披战袍，雄辩地表明马不披铠仅人披铠甲的轻装骑兵，这时已在军中占有重要位置。

图5-21　飒露紫石刻图

又从昭陵六骏雕像，还可看到唐初的马具也受到突厥影响有很大改进。突出的一点是抛弃了北朝时的前后双高鞍桥的旧式马鞍，改用新型的后鞍桥倾斜式样的新型马鞍，在鞍的后侧还垂饰有蹀躞带。马鬃又剪成“三花”装饰，这原是流行于古突厥族的饰马方法。这些都表明当时马具和马饰受西方影响强烈，主要是突厥的影响。同时，唐军不仅效法突厥组训骑兵和引进突厥骏马和马具、马饰，而且还有突厥骑兵参加到唐军中来，如名将史大奈就是西突厥特勒^[20]，他率领的突厥骑兵屡建战功。总之，突厥马在唐代马种改良方面起很大作用，而突厥骑兵的装备及战术，对唐初骑兵的组建和训练的影响，则更加深远，导致在荡平群雄的历次战斗中，李唐军队中的精锐轻骑屡建功勋。

依照唐律，弓、矢、盾、短矛和刀私家可以持有，而除此以外的装备，包括甲、弩、矛、矟、具装等，都属禁武器，禁止私家持有，更禁私造，刑罚颇严。《唐律疏议》载唐代应禁兵器，包括甲、弩、矛、矟、具装等。若私有“矛矟者，各徒一年半”；还规定“弩一张，加二等；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甲三张，及弩五张，绞。私造者，加一等”，“私有甲弩，未全成者，杖一百”。这也是接受隋末民众大起义的教训，借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和威慑力，预防民间造反的措施。

隋唐时期墓葬由于埋葬习俗的不同，从不随葬实用兵器。开元二十八年（740）杨思勋墓里出土两件石雕士兵像，刻工精致，其中一个除了自身携带的一组兵器外，还抱着一组可能是供主将使用的兵器。这两组兵器中都包括一柄双环首的弯身长刀、长剑，放在囊里的弓和装箭的胡禄。另一个士兵除了刀、剑和弓矢外，还持有一件长柄的兵器，可能是矟，特别是那弯身的大刀，正是骑兵劈刺的主要兵器^[21]（图5-22）。

图5-22　石雕士兵像

刘熙《释名·释兵》“矛长丈八曰矟”，可见矟是一种长柄矛。由于矟便于马上持用，又称“马矟”。它起源于汉代，由于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制造较戟铩容易，加上少数民族传统兵器是马矟，所以东晋后广泛使用。《晋书·石季龙载记》附：“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唐初名将尉迟恭，就是善避矟又能夺矟的。

到了中唐，随着重装骑兵的衰落，矟发展为比它轻便的长枪，从此枪成为步骑兵的必备武器。《唐六典》所记枪制有四种，即漆枪、木枪、白干枪和樸头枪。其中白干枪和樸头枪分别是羽林和金吾所实用的。木枪是步兵用枪，不仅是长柄的格斗兵器。而且遇到河溪时还用于扎缚木筏等渡河工具，宿营时用来支撑营帐，用途很广，所以每个战士都要准备一支枪。漆枪是骑兵用的，也就是马矟，为唐代骑兵的主要格斗兵器，由于马矟是装备骑兵的重要兵器，所以在唐律中被列为禁止私人持有的禁兵器。

图5-23　执矟出行图

唐代也出现了一批用枪高手，秦琼是位功勋显赫的战将，在李世民的麾下能征善战，每次与敌对阵，常“只身跃马挺枪，刺于万众之中，莫不如志”；有“飞将”之称的单雄信，出神入化的枪法令敌人闻风丧胆；平定安史之乱的哥舒翰，跃马持枪追逐叛军，当追上叛贼时先将枪头置放在敌人的肩头，怒斥其忘恩负义。敌人回头张望时一枪刺入其喉，奋力将敌人用枪挑起，扔到地上。敦煌壁画中张仪出行图中就有关于矟的真实写照（图5-23）。

刀，也是唐代军中常备的格斗兵器，以手握短柄刀为主。《六典》所记刀制有四种，“一曰仪刀，二曰鄣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其中的仪刀和鄣刀，是用作仪仗和鄣身用，不是装备军队用于实战的兵器。隋代仪刀的形貌，可以参看李和墓石棺两侧壁侍立的八个侍臣双手拱握的仪刀，柄端有扁圆的大环，鞘上有竹节状饰纹。安阳发掘的开皇十四年（594）张盛墓出土白瓷文吏俑，手按的仪刀塑得很写实，刀环按握于双手之下，刀鞘作节纹，并在鞘侧附有供悬佩的刀耳（图5-24a）^[22]。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中多次出现仪仗队列中人物手执不张弦的弓，腰间挎仪刀，带箭和囊的形象，可见仪刀在隋代非常盛行（图5-24b）。仪刀的刀环有的制作得十分华美，唐长安城大明宫三清殿遗址就出土有鎏金的双龙顶珠刀环。^[23]

图5-24a　隋张盛墓出土持刀瓷俑

图5-24b　潼关税村壁画墓墓道东壁佩仪刀人物(www.daowen.com)

横刀，正如《新唐书·兵志》所记，是每个士兵都必备的格斗兵器。横刀还是沿袭汉魏以来环首刀的传统，直刀身，只是佩悬的方法改为如北周李贤墓银装刀在鞘侧用附耳的佩悬方式，在唐墓壁画中常可看到在武士腰带上佩悬横刀的图像（图5-25）。在贞观十七年（643）长乐公主墓的墓道壁画中，绘有全装甲胄并持有兵器的武士行列，为首的武士腰悬横刀，直刀身，刀柄端有扁圆环，环上垂系有绦带。不着甲胄只穿战袍的武士，也佩悬横刀。又如唐苏思勖墓墓室壁画中的大量仪卫武士，亦多佩横刀^[24]（图5-26）。

图5-25　唐佩刀仪卫图

图5-26　苏思勖墓佩横刀仪卫图

陌刀是一种长柄的刀，步骑兵皆用。刀身类似断马剑，双面刃，连柄长一丈（约2.95米）。《通典》载，唐军中一般按总人数20%配备陌刀，成立专门的陌刀队。新旧唐书中亦有使用陌刀的记载。《唐书·杜伏威传》附：“阚棱兽用两刃刀，其长丈，名陌刀”（殿本作“陌刀”）。《唐书·张兴传》载：兴为饶阳裨将，叛将史思明引众傅城，“兴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贼将入，兴一举刀辄数人死，贼皆气摄”。可见这种刀临阵却敌的威力。前文提到的弯身大刀应即是陌刀，唐朝时传到日本，不仅是当时日本官吏的佩物，也是军队的主要装备兵器，在正仓院和四天王寺仍可见到唐代的陌刀。钢铁刀的制作技术在唐代又有发展，当时中亚出产的优质钢——镔钢，又称大马士革钢，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大大提高了刀的性能。在西北地区出土的唐代籍账文书中，记有“镔横刀”，即镔铁制造的横刀，其价值远高于一般的钢横刀，是刀之精品。

图5-27　唐陵神道翁仲像

剑：从唐陵神道翁仲像（图5-27）、西安王家坟唐唐安公主墓室石门线刻武士像等来看，此时的剑已与近代无异，剑刃变为宽长，剑格和剑首作云头状，茎体作六角形或圆形。从吴道子《天神》线描人物中，天神手中剑柄有一条“缰”绳套在手腕上和“昭陵六骏”中正在给“飒露紫”拔箭的将军邱行恭腰间所配兵器有缰垂下，即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图卷中，武将手握的剑在剑身根部有“吞口”，可知至最晚在唐时，剑已有了缰和吞口。

此时的剑已无实战之用，如《太白阴经》、《新唐书·兵志》、《唐六典》皆有刀制而无剑制而只是作为佩饰存在。《隋书·礼仪志》载：“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象剑。带直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散）郡公，开国公侯伯，皆双佩。二品、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号侯，皆只佩。绶亦如之。”剑还常被唐人用来抒发凌云壮志或表现尚武英姿。如大诗人李白少年习剑，25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杜甫有：“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王维有：“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等名句流于后世。

图5-28　敦煌持弓披铠步兵

弓：《六典》记弓制有四种，即长弓、角弓、稍弓和格弓，其中稍弓是一种近射的短弓，格弓是羽仪用的施有彩饰的弓，都不是军中的主要装备。长弓和角弓则是军中的主要装备。长弓以桑柘等为原料制成，供步兵使用（图5-28）。角弓以筋角等为原料制成，供骑兵使用。与弓配套的箭也分四种，即竹箭、木箭、兵箭和弩箭。前三种是弓射用箭，竹箭和木箭因箭材质而得名，是一般用箭；兵箭较长，安装钢镞，用于射甲。弩箭的尺寸比弓射用箭短，安装皮羽，穿透力较强。

《新唐书·兵制》云“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皆一”，由此可见士兵们的必备武器仍是弓箭，并且明确指出每人配30发箭。隋唐时期上至皇帝、将军，下至一般士卒，均能持弓上阵杀敌。杜甫《从军行》写道：“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亦形象地反映了弓箭在军队装备中的地位。此间出现了一批用箭高手。唐代名将薛仁贵就是箭术的行家，高宗率军在辽东攻打高丽时，薛仁贵“匹马先人，莫不应弦而倒”，大获全胜。在受命攻打突厥前，唐高宗命人拿出铠甲，说“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薛仁贵知道这是皇上试验他的臂力如何，遂张弓搭箭，一箭射穿五层铠甲，令皇帝大吃一惊。在天山地区，面对突厥的数十名战将，他三发三中，10万突厥兵不战而降，这段史实就是三箭定天山的典故由来。

甲：《六典》记“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曰乌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这些甲的材质有铁、皮、绢布等种，较为精坚的都是铁甲，包括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鎚和锁子甲，这些铁甲再加上皮甲，是军队装备的实战用铠甲，依唐律规定，都是不准许民众自持的禁兵器，如有违犯，处罚是很严厉的。有关唐代铁铠甲的考古发现很少，只曾在西安曲江池出土过散乱的铁甲片，与汉代铁甲片相比，它们的形状较为窄长，穿孔数量增多，表明制工和编缀更加细致（图5-29）。其余如白布甲、皂绢布、布背甲等以绢布等纺织品制作的甲，则仅有华美的外貌，缺乏防护效能，是供仪卫卤簿使用的。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出土的高达134厘米的彩绘陶俑，全身所披铠甲上都用红、蓝、绿等色彩绘着繁缛的花纹，有流云、缠枝花卉、宝相花纹，等等，接近唐代丝织品的纹饰，很可能是模拟着华丽的绢甲。

图5-29　曲江铁甲片

列在甲制首位的明光甲，正是唐代军中主要装备的铁铠甲，其形制承袭自北朝晚期，前胸左右各一片，中心各带一圆护，有的圆护呈花形，背甲由一整片构成。甲身上带护颈，下缀两片膝裙，裙下安吊腿。兜鍪安顿项，用以护颈，两侧安护耳。护耳由唐初下垂式逐渐变成向外翻卷，形成五代流行式。从陕西礼泉麟德元年郑仁泰墓（图5-30）、^[25]咸阳苏君墓所出陶俑、^[26]可以看到这种形象。

图5-30　唐礼泉郑仁泰墓贴金彩绘武士俑

图5-31　唐彩绘天王俑

光要甲，即为光腰甲，古语“要”、“腰”二字相同，是指在腰腹部带圆护的一种甲。西安洪庆村长安三年（703）独孤君妻元氏墓陶俑、陕西乾县神龙三年（707）李仁蕙墓陶俑、唐彩绘天王俑（图5-31）都披带与明光甲不同的甲胄，他们的身甲不仅胸部有圆护，腹部亦安有一片圆护，有一部分裸露在外面，它应该就是在明光甲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光要甲。

山文甲：其身甲似“人”字形甲片编缀，呈山字形纹饰。西安羊头镇总章元年（668）李爽墓所出陶俑，仅在腹部绘出山纹，可能当时这种甲尚处于初始阶段。到了晚唐和五代时，才愈加成熟，出现了背甲呈山形的铠甲。

锁子甲：这种甲自魏晋传入以来，经过不断改良，到唐代日臻成熟，因而成为唐军的标准装备之一。它以铁制成，每个铁环与四周四个铁环相扣合，环环相连，形成甲衣。当一环受镞时，四周诸环拱卫，故箭很难射入，由此可见防护能力应该是最强的。

图5-32　金盔银甲复原图

步兵甲：为适应步兵野战的需要，唐代供步兵使用的步兵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据《通典》所载，当时每队战士60%的人装有铠甲，而汉代军队披铠甲的士兵仅占总数的40%，这种步兵甲的基本形制是：甲身前后片在双肩上用带联扣，两肩所覆披覆兽皮纹，腰带下垂有两片很大的膝裙，上面叠缀着几排方形的甲片。宋代的“步人甲”就是由这种铠甲演变而来。^[27]西安韩森寨乾封二年（667）高氏墓所出陶俑即是很好的实物。

此外唐代制甲还讲究外观华美，往往涂上金漆或绘有各种花纹。唐太宗李世民还是年轻将领时，曾身披金甲，领铁骑1万人，甲士3万，在太庙举行凯旋礼。那时在祭祀、典礼等隆重场合下都会有金盔银甲的壮观场面。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下“金锁甲，绿沉枪”的诗句（图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