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除沿用对称双弧形曲盾外，还出现狭长方形盾，特点是端面呈圭首或弧曲形，纵起突脊，盾面绘有狮首等图案。按其长度，分短、中、长三种，短的约40～50厘米，中等的约1米，长的与人等高。从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画所绘图像可知不仅能手持，还可支在地上，人僻其后，以挡矢石。从材质上看，多以木制，也有竹、铁制。《世说新语》载：三国时，曹军治装剩余数十斤竹片，咸长数寸，众人认为不堪用，但曹操却叫用它制成竹盾。又如《晋书·朱伺传》载：夏口之战，“伺用铁面自卫”。《梁书·元帝纪》中亦有“犀函铁盾”之语。
从河北磁县东魏、北齐墓出土的执盾俑看，盾脊中央有凸出盾面的兽面纹饰，常是狮、虎等猛兽形貌，还常涂金施彩，如磁县湾漳大墓执盾俑，或即当时流行的“金花狮子盾”。有的楯面四角还饰有人物或神兽图像（图5-4）。除了大型的楯外，也有较小便于手执作战的盾，长度不及人体高的三分之一，也作长方形，有中脊，上下缘均呈圭形，或饰有花饰，还常将它持于胸前（图5-5、图5-6）。
图5-4 河北磁县执盾武士俑
图5-5 西安三桥北魏披铠持盾武士俑
兜鍪：保护战士头部的兜鍪，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使用。从有关壁画和陶俑塑绘出的图像，可以看出魏晋时的兜鍪，多尖顶，顶心缨饰高耸，前额正中伸下尖叶遮护眉头。西安草场坡十六国墓陶俑所绘塑出的兜鍪都作这种形制（图5-7）。
图5-7 草场坡十六国墓甲骑具装俑
图5-8 叱罗协墓出土兜鍪陶俑
到南北朝时期，尤其到了北周王朝，兜鍪的样式有些变化，多在脑后垂缀顿项，联结左右两侧连缀的耳护，有的耳护还有上下数重，还有的前额伸出向前的冲角，显示出更加完善的防护功效。北周拓跋虎、叱罗协、若干云、王德衡、尉迟运等墓出土的甲士俑，头上都戴有兜鍪。这时的兜鍪分为两种，但是，都多不用铁制，而是用厚革制成。第一种兜鍪是两侧都有护耳，宵顶或护耳上都缀有鱼鳞纹甲片，兜鍪在前额正中处下突，与眉心相交，宵顶上竖有长缨（图5-8）。第二种兜鍪是两耳有护饰，护饰垂至肩部，两耳护饰在领下部相连成带状，兜鉴、护耳上都不缀鱼鳞或龟贝甲片，有的顶上还饰以较宽的长缨（图5-9）。以上这两种兜鍪，都比以前武士俑所戴的胄轻便而灵活，为北周军队中临阵指挥的将官所戴，既能防御锋利的兵刃，也便于指挥作战，是当时军事上主要流行的服饰。[9]
除兜鍪外，头盔中有一种形似面具，仅露出双目的少见形式，有铜质的，也有铁质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但文献中有这种面具的记载，北齐兰陵王在一次与北周作战时失利，仓皇逃到金庸城下，守城的将士认不出戴面具者是谁，不愿相救，兰陵王揭掉面具后，才被自己人认出得救。历史名典《兰陵王破阵乐》就是根据这一故事改编而成的。
图5-9 北周许诞墓兜鍪陶俑
铠：在三国时期开始流行的铠甲，就是筒袖铠，这种铠诸葛亮加以改进，防卫能力大幅提高，如《宋书·殷孝祖传》：“先有诸葛亮筒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赐以孝祖”，后来人们也称其为“诸葛亮筒袖铠”。到了两晋时期，已经成为军队中兵士服饰的主要装备。
“筒袖铠”的基本特征，是以小块的鱼麟纹甲片穿缀成圆筒状的身甲，并在肩部装有护肩，护肩上也多缀以鱼鳞纹甲片或龟背纹甲片的筒袖，所以叫做“筒袖铠”。咸阳出土的北周拓跋虎、叱罗协、若干云、王德衡墓，都殉葬有穿筒袖铠的甲士俑。这些铠甲似为皮质扎甲，甲片都是近似于椭圆的长方形，每片甲片上都有几组小孔，用皮条横置连缀在一起，形状也好似鱼鳞一般。拓跋虎墓内出土的武士俑，身甲都采用椭圆长条形的甲片缀成，胸部有四排，腰的下部有五排甲片缀成，背部有的亦有横行的甲片编成，铠甲下垂至膝盖部位。肩钾处有护肩，护肩上缀以椭圆的长条状甲片。筒袖铠甲士俑，甲衣上的甲片都很小，铠甲的构造也比较复杂。腰束宽带，下着战袍，其身份当为较高的将官（图5-10）。
图5-10 拓跋虎墓出土着简袖铠陶俑
南北朝时期，由于重装骑兵发展的需要，两当铠逐渐成为北朝早期铠甲的主要类型。[10]两当，也是北方民族服饰之一，《释名·释衣服》称：“两当，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释名疏正补》：“今俗谓之背心，当背当心，亦两当之义也。”两当铠，就是在两当服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类型的铠甲的特点是前有胸甲，后有背甲，在两肩用革带扣联在一起，甲长仅及腰部，腰间以腰带系札，适于骑马作战，因其形貌与汉代以来衣服中的“裲襠”（两当）相同，因而得名。为了加强对肩臂的防护，后来的双肩加缀“披膊”。
钢铁制作的两当铠的甲身，有的是用圆角甲片编缀的鱼鳞甲，如2007年咸阳机场专用线M66出土的两当铠武士俑，俑头已残佚，直立状，两腿微叉开。圆筒状粗脖颈，上身穿鱼鳞纹两当甲，甲下摆加宽襕，内穿交领右衽宽袖齐胯襦衫，袖口挽起，腰紧系宽带，下裳为窄口宽筒裤，勒腕，脚穿方首平底中靿靴。右臂上举，手半握拳，原似持物已佚，左臂前伸，手亦半握，通体原施白彩（图5-11）。
也有以皮革制作的两当铠，咸阳尉迟运墓内出土的两当铠武士俑，两当甲形制如背心，以皮革制之，并缀结甲片，甲片色彩脱落，已经看不清。这一两当铠武士俑的特点，是空出双臂，使作战灵活，便于攻守。
图5-11 机场高速M66着两当甲陶俑(www.daowen.com)
同时文献中也有关于两当铠的记载，《宋书·柳元景传》载“元嘉三十七年北伐，至陕”，北魏军“多纵突骑，众军患之。薛安都甚怒，乃脱兜鍪，解所带铠”，“驰奔以入敌阵”。铠用“带”系，脱时才能说解，可见披的是两当铠。
两当铠流行以后，在北魏晚期，又出现了防护性能更强的铁铠新类型——明光铠。这种铠甲胸前左、右各有大型金属圆护，背后亦如是，这些圆护很像镜子，在战场上，圆护反照太阳光即发“明光”，正如汉代镜铭中的“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一样，所以它应该就是当时所称的“明光铠”。
图5-12 王德衡墓出土着明光铠陶俑
到北魏晚期，明光铠的使用虽然已较普遍，但还是较珍贵的、质量较高的铠甲。当北齐与北周的邙山之战时，北周将领蔡祐曾披着这种防护能力较强的铠甲参加战斗。《周书·蔡祐传》：“祐时著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咸曰：‘此是铁猛兽也。’皆遽避之。”以后，直到《大唐大典》中，还在甲制里把明光铠列为第一种。在北朝墓内随葬的陶俑群中，都将其中体态最高大的甲胄武士俑所着铠甲，塑成明光铠，但当时双肩未缀披膊。到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时期，明光铠则均缀披膊，而且披膊有时增至2～3重，如西魏大统十年（544）侯义墓[11]。王德衡身上所穿的“明光铠”更为精致，肩上有披膊，护住肩脾和项颈，铠甲的前身分为左右两片，每片在胸口部位装有圆形护镜。在领下居中部位，纵束一条（或两条）甲绊，并在胸前正中系结，然后左右横束，一直绕到背后，两臂正中用带捆扎，护肩上不著甲衣，只是在护肩的筒袖上缀满鱼鳞状的甲片。从铠甲的形制与所在部位看来，甲片的编制方法基本相同。甲片分固定甲片和活动甲片两种。固定甲片主要用于胸前和背后，活动甲片主要用于双肩、腹前和腰后。腰束宽带，腰部以下的铠甲上又缀五至六排的鱼鳞状甲片，下着宽口缚裤，左手持盾，右手有孔似持矛，以示勇猛威武（图5-12）。
到了隋代，两当铠虽然还在使用，但是出现了以明光铠取代两当铠的趋势。陕西三原双盛村开皇元年李和墓石门线雕武士，披的是两当铠，但是墓中同时出土的贴金彩绘陶俑，则是明光铠，说明隋初两种甲并存。随后，披明光铠陶俑出土更多，如西安韩森寨开皇十二年（592）吕武墓彩陶俑、咸阳市底张开皇二十年墓贴金陶俑，西安郭家滩大业六年（610）姬戚墓彩俑群、铜川市隋代武士俑皆是明光铠（图5-13）。
图5-13 铜川市隋武士俑
据《隋书·礼仪志》载，大业七年，杨广用兵，其主力4000骑兵中，一半为皮甲，另一半为明光铠，可见这是最盛行的甲制。其具体形制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南北朝盛行的胸甲整体形，胸背各有两面围护，颈有盆领，肩有披膊；二是胸甲分作左右两片，居中纵束甲绊，胸下打结，左右横束至腰，胸左右各有围护。后一种甲制特点对于唐代铠甲产生明显影响，称为唐代明光甲的基本形式。
具装（马铠）：陕西地区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随葬俑群内出现有甲骑具装俑，以及披着具装铠的陶马，最早发现的标本出土于西安草场坡一号墓。[12]但是形象最为逼真、生动的还是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的陶铠马（图5-14）。
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具装铠马两件，形制基本相似。体内中空，下附踏板，呈站立状。M1：4，通体施黄褐色釉，嘴勒衔镳，齿外露，背铺长方形剪角鞍，鞍中部略下凹，鞍桥长方形，较矮。具装由面帘、鸡颈、身甲、搭后四部分组成，上密布鱼鳞甲片。体两侧由甲内穿引出两个扁圆形镫。后背中央凸出一三足圆孔形的寄生插座，尾贴附于搭后上，长方形踏板上粘附有部分流釉，四蹄圆凸。马形体高大，威武雄健。M1：5，通体饰彩绘，青白色粉底，上以黑彩绘有络头、眼睛，用红彩绘口、鼻。衔镳、当卢、防护具备，头上无插缨孔（图5-15）。身上以红彩绘有横向的甲带十一条，甲带内有排列整齐的黑色鱼鳞甲片；后背绘有纵向的红色甲带五条，上附一红色的三足圆孔形寄生插座；尾甲绘三条横向甲带。马尾宽扁下垂，贴于尾甲上。鞍桥长方形，较低矮，体两侧有二扁圆形镫。
图5-14 平陵陶铠马
图5-15 平陵M1：5铠马头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铁质具装铠，结构完备，主要由六部分组成，一是“面帘”，用以保护战马头部，额头作三瓣花饰；二是“鸡颈”，用以围护战马脖颈；三是“当胸”（荡胸），用以保护战马前胸；四是“马身甲”，用以保护战马躯干；五是“搭后”，用以保护战马后臀；六是“寄生”，树立在马尻部，用以保护马上战士后背，并起装饰作用。其中面帘由大型的特殊甲板铆接成型。鸡颈、当胸、马身甲和搭后等部分，则均由大小不等的甲片编缀而成（图5-16），所用甲片一般比人铠为大，编缀方法基本相同，外缘以各种织物包边，为了使铁甲不致磨伤战马肌肤，甲片下要有较厚的衬垫。寄生也用金属制作，最早呈竹枝状，后来呈扇形。
图5-16 具装（采自杨泓《古代兵器通论》）
图5-17 西安韦曲北魏彩绘甲马俑
这时期马镫、马鞍的发展也相当完善。马镫由西晋的单镫到双镫，更利于长时间骑坐。马鞍从北魏晚期开始鞍桥的形制有了新的变化，表现为前鞍桥高而直立，后鞍桥矮且向后倾斜，随着鞍的改进，装鞍的位置也由汉代的偏后而逐渐前移至更加合理正确的位置（图5-17）。装备了改进的高鞍桥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使身披重铠的骑兵能够控制驾驭体披重铠的战马，才有可能组建以甲骑具装为主力的军队。
到南北朝时期，具装铠的使用更加普遍，但是由于此一时期倡导薄葬，墓葬中没有发现有关具装铠实物，只是甲骑具装陶俑。其形制与十六国时期相同，只是细部有些改进，主要是面帘部分，由原来的半面帘改为将马头全部套护的全面帘。
北周武帝宇文邕孝陵出土的甲骑具装陶俑，[13]马具装铠的彩绘明显分为两类，一类绘出成排的甲片，应是模拟钢铁制作的、以甲片编缀的具装铠（图5-18）；另一类绘出类似虎斑的纹饰，应是模拟皮革制作的具装铠，正如文献所记“具装虎斑突骑”。反映了当时军中实战装备的具装铠，所用材质系有钢铁和皮革两类。至于帝王等高层人物用的豪华具装铠，或选用贵金属制作，如南齐东昏侯萧宝眷，“马被银莲叶具装铠，杂羽孔翠寄生”，形貌华美异常，但仅为炫耀身份地位的象征物，并无实战意义。
图5-18 孝陵甲骑具装陶俑
马镫公元5世纪就传入朝鲜，出现在其墓葬的绘画中；差不多与此同时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大陆，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主义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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