戟：从战国末年直到秦汉盛行的钢铁制作的戟，一种长柄格斗兵器，到三国西晋时期仍是军中标准装备，且被西晋名将周处誉为“五兵之雄”。“三国时（袁）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攻（刘）备，备求救于布。……（布）便严步兵千，骑二百，驰往赴备。灵等闻布至，皆敛兵不敢复攻。布于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铃下请灵等，灵等亦请布共饮食。布谓灵等曰：‘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布令门侯于营门中举一只戟，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欢会，然后各罢”。这就是脍炙人口的“辕门射戟”的故事。吕布随便命令门侯举一只戟，说明这种格斗兵器在军中普遍使用，随处均有，不必特意寻找。

当时，许多猛将均善用戟，如曹操军中名将张辽守合肥时，面对孙权的优势兵力，“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吓得孙权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又如魏操帐下勇将典韦，当曹操与布战于濮阳时，曹军袭布别屯后遭吕布救兵三面包抄，情势危急，故“太祖募陷陈，韦先占，将应募者数十人，皆重衣两铠，弃楯，但持长矛撩戟。时西面又急，韦进当之，贼弓弩乱发，矢至如雨，韦不视，谓等人曰：‘虏来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惧，疾言：‘虏至矣！’韦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布众退”。

图5-1　北魏宁懋石室披铠执戟武士

到了南北朝时期，戟的形貌又有新变化，有的戟刺旁侧伸的小枝，由向前翘翻，改为前折的双叉形，北魏永安二年（529）宁懋石室线雕甲胄武士所持的戟，就是小枝前折的双叉形，戟上还系有彩幡（图5-1）。这种戟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当时盛行重装骑兵，对付这样的敌人，必须有穿透力很强的刺杀兵器，这种戟的主刺增长，使前刺功能更好；旁枝成侧，扩大了前侧的范围^[3]；戟按照柄长度的不同，分为长柄和短柄两种。其中长柄相当于人身高的1.5～2倍，主要是骑兵使用，又称“马戟”。

而短柄的戟称为手戟，主要是防身使用。例如孙策与太史慈搏战时，“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刘备兵败当阳长阪，“有人言（赵）云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龙不弃我走也。’”^[4]，表明当时手戟的使用相当普遍，制工也相当精良，所以张协的《手戟铭》写道：“锬锬雄戟，清金练钢。名配越棘，用遇干将。严锋劲枝，擒锷耀芒”。同时还可双手各执一短柄戟，使用双戟。前述魏将典韦好持大双戟，吴将甘宁亦善双戟，有次与凌统在吕蒙家中饮宴，凌统舞刀欲杀害甘宁以报杀父之仇，甘宁手持双戟相抗衡。魏晋时期，手戟的佩带者往往是地位尊贵之人，据《太平御览·兵部》引《晋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元年四月乙丑诏曰：作琅琊王大车斧六十枚，侍臣剑八枚，将军手戟四枚。”可见佩带手戟的不是普通的军人。

矛和矟：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矛继续是步兵和骑兵装备的一种重要长柄兵器。《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建安十六年，曹操召集诸将讨论西征，“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挡也”。在三国两晋时矛与戟并用，到南北朝时，戟在实战中的作用日渐衰减，矛的作用则更加重要。骑兵用的马矛矜较长，一般长丈八尺。在汉末三国时期时的战场上，不少将领在实战中则使用马矛。《三国志》还记载有很多战将如魏将典韦、蜀将张飞、吴将程普、丁奉等都使用长矛。关羽刺杀颜良之战，更因《三国演义》而为人所熟知。《三国志》原文是：“（关羽）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可见所用武器是长矛类刺杀兵器，而非演义小说中的“青龙偃月刀”。就是在小说或戏剧中认为是使戟的勇将吕布，实际也是使矛的，当他与郭汜独自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而他杀死董卓时，也是用矛。当时“（李）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5]。这一事例也说明铠甲可以有效地抵御戟刺，却不能抗御矛刺，或许已显示出三国时马矛取代马戟的势头已经越来越强了。

黄河流域十六国时期铁矛始称矟。据《邺中记》所载，后赵国君石虎经常在邺城凉马台操练他的“黑矟骑五千人”。北魏大将于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标”，刘裕假道伐后秦，写信尊称他“黑矟公麾下”，北魏明元帝遂授予他“黑矟将军”称号。南齐建武二年，北魏孝文帝“（元）宏自率众到寿阳，军中有黑毡行殿，容二十人坐，辇边皆三郎曷刺真。槊（矟）多白真毦，铁骑为群，前后相接。步军皆乌盾槊（矟），缀接以黑虾蟆幡”，说明北魏步、骑兵都是用矟的。在南朝，矟的普及程度亦与北朝相当。《晋书·刘毅传》载“（桓）玄曾于（殷）仲堪厅事前戏马，以矟拟仲堪”。《南齐书·陈显达传》记陈显达叛齐后兵败身死的经过：“显达马矟从步军数百人，于西州前与台军战，再合，大胜。手杀数人，矟折，官军继至，显达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后鸟榜村，为骑官赵潭注矟刺落马，斩之于离侧”。南朝马矟，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形制，即两刃矟，事见《南史·羊侃传》：梁大同三年，“少府奏新造两刃矟成，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帝因赐侃河南国紫骝，令试之。侃执矟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观者登树，帝曰：‘此树必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号此矟为‘折树矟’”。矟在南北朝时使用很广，以至于一些步兵使用的长矛，也称为“步矟”。

“两刃矟”：史载羊侃“身躯魁伟，长七尺八寸”，犹不及矟长三分之一。如果也像一般兵器那样只装一个矟头，则此矟很不符合实战要求。反之，如果在矟柄两端各装一个矟头，“两头施刃”，以双手握持中段，“长二丈四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刺兵两头施刃，这种作法极便于对两个不同方向进行击刺，故羊侃试矟，“左右击刺，特尽其妙”的记述，同两刃矟“两头施刃”的涵义，有前后呼应之功用。或许正因为此矟两头施刃，一反常规，是一件新奇的兵器，引来了众多的观众，以至“观者登树”，树“俄而果折”。因此，所谓“两刃矟”，更可能是指两头施刃的矟。(www.daowen.com)

刀：三国时期，百炼钢刀仍是受人重视的名贵兵器，曹操与曹丕父子都曾做百辟宝刀。曹植《宝刀赋》序：“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龙、虎、熊、马、雀为识，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饶阳侯各得一焉，其余二枚家王自杖之。”他赞咏宝刀“故其利：陆断犀革，水断龙角；轻击浮截，刃不纤流”。而其形制，仍为环首刀，故“规圆景以定环，摅神思而造象”。这种宝刀应即“百辟刀”。曹丕也曾做百辟刀剑，《典论》曰：“余善击剑，能以短乘长。故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以为三剑、三刀、三匕首。“百辟宝刀三：其一长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两，文似灵龟，名曰灵宝；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长四尺四寸三分，重三斤十两；其三鉴似崩雪，刀身剑铗，名曰素质，长四尺三寸，重二斤九两，状似龙文，名曰龙鳞”。看来这种经百练的百辟刀，费时费工，只能是王公据有的珍贵品。直到东晋十六国时各国的统治者仍在制作这种费工的宝刀，陶弘景《刀剑录》多有记录，如“前秦苻坚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二，铭曰‘神术’，隶书”。又如“夏赫连勃勃龙升二年造五刀，背刃有龙雀环兼金镂作一龙形，长三尺九寸，刘裕破长安得此刀，后入梁”。许多将领在立功或升迁时亦常作刀为铭，以孙吴诸将为例：“孙权遣张昭代周瑜为南郡太守，曾作一刀，背上有‘荡冠将军’四字，八分书”，“蒋钦拜别部司马，造一刀，文曰‘司马’，古隶书”，“潘文偏将军为擒关羽，拜固陵太守，因刻刀曰‘固陵’”，等等。除了帝王将领制作的个人使用的钢刀外，史籍中还有三国时期大量制作军用钢刀的记录，例如蜀汉诸葛亮曾让蒲元造刀3000口，蒲元造刀方法与他人不同，尤其是淬火的水特别讲究。蒲元认为汉水水质钝弱，不适宜淬火用，只有蜀江的水质爽烈，是淬火用的上等之水。到制成后，他派人到成都取水，水取回后已经淬火，他便说夹杂了别的水不能用，被发现后取水的人坦言途中不慎倒掉了一些蜀江水，无奈用别的水替代，企图蒙混过关。蒲元能识别不同江河的水，说明工匠们淬火的水平已相当高超。至于刀的形制，《蒲元传》中讲“今之屈耳环者是其遗范也”。可见当时使用的是环首刀，而且需要量很大。

三国时期的钢刀，沿袭着汉代的形制，长体，直身直刃，刀身与柄部区分不明显，柄端有扁圆形状的环首。这种环首的长刀，一直沿用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有关步兵的图像中，多以环首长刀和长盾为主要装备。

在邓县画像砖中，还有一副绘出一位身披两当铠骑马前行的将领，一个侍从步行后随，为他捧执着一柄环首长刀，刀环上系有长带（图5-2）。到南北朝时期，环首刀仍继续使用，出土铁刀中最名贵的一件，是北周使持节柱国大将军河西公李贤墓出土的银环刀，铁刀附有髹褐色漆的木鞘，刀环包银，鞘上附有银质双耳，刀柄有残损，现残长86厘米。李贤墓出土银环刀鞘上所附银质双耳，又提供了当时人们变更系挂佩刀方法的实物例证。

双附耳式佩系法，即指在刀鞘或剑鞘上安置两个带孔的耳，用以贯带将刀剑悬挂于腰间，这种佩带方法最初源于古波斯，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环首刀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刀的发展也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一是出现了柄首没有圆环的长身铁刀；二是个别刀刃刃体加宽，刀头由斜方形改成前锐后斜的形状；三是出现了可安装长柄使用的铁刀，这些变化预示了隋唐以后刀的发展趋势。

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军中装备的手握短柄兵器虽以刀为主，但剑也仍有使用。特别在辽东地区，慕容鲜卑族的墓葬中随葬的钢铁兵器中还常有长剑，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长剑长度多超过一米，还常与刀、矛及铠甲成组合出土。喇嘛洞出土铁剑经金相鉴定，都是采用炒钢原料折叠锻打而成，晶粒细小，夹杂物含量较少，含碳量较低但不均匀，一般是边部较高，中心稍低，这是在加热锻打过程中经过了渗碳的结果，以求制作出质量较高的兵器。^[6]但是从实战而言，剑的重要性已不能与刀同日而语了。《刀剑录》上载：孙权在“黄武五年采武昌山钢铁作十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皆是南钢越碳作之，上有大吴篆字”。此段记录可以推断出当时对刀剑的需求程度。

图5-2　邓县画像砖持刀盾武士

斧钺：三国时随着制斧技术的提高，形制改进，杀伤力更强，斧钺作为军队的装备逐渐得到重视。诸葛亮在《作斧教》一文中指出：战斧制造，“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这是针对此前斧钺制作粗略提出的。于是作部根据诸葛亮的要求制作刀斧，质量大大提高。直到唐宋时期还有合理运用刀斧取得胜利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