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称雄数百年之久的中原青铜兵器冶炼铸造技术也达到了顶峰。原有的青铜兵器中的绝大部分被秦始皇没收销毁。秦代兵器出土最为丰富和宏大的要数秦俑坑出土的兵器，虽经早期盗扰佚亡，但其规模之大，种类之全，仍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充分反映了秦军装备的真实情况，是秦兵器成熟定型的写照。涵盖了长兵器、短兵器、远射兵器以及防护类兵器几大类，兵器组合数量增加，有剑、戈、戟、殳、铍、盾、镞、弩机等；基本为青铜兵器，数量达万余件，可说是装备齐全，坚甲利兵。遥想当年强大的秦军就是凭借这些青铜铸就的金戈铜剑、强弩利矛，灭六国、统一华夏，建立强大帝国。

矛：秦俑坑出土的青铜矛不同于吴越青铜矛拥有华丽的曲线和装饰，其线条简约流畅、凝重坚实，表面光洁、制作规整、刃锋锐利，体现出强悍的实战性能。

并且形制从春秋时期的窄体矛变成短型宽扁矛，刃体趋向宽而直，中部起脊，脊的两侧各有一风槽，截面呈菱形，通体长度稳定在15厘米左右。据《考工记》所载，最长的夷矛不过三寻，又说“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古人对各种兵器通体长度，既有一般的理论要求，又特别重视因人而异，充分考虑到使用者身高与兵器长度之间的比例关系。八尺为寻，若以战国齐尺合19.7厘米计算，夷矛长473厘米^[1]。根据秦俑坑中青铜矛柲的残长复原，组装后应与之比较接近。同时由于使用者的高低和作战方式的不同。矛不可能有统一固定的长度。若以兵器使用者身高170厘米计算，二倍其身则为340厘米，三倍之则为510厘米，估计矛的长度在三米至四米多为常制（图4-1）。

戈：秦戈形制比较固定，多呈长胡窄援。锐弧锋，多穿，起初为二穿，后多为三穿、四穿，内起刃，夹角略大于90度，钩杀的威力较前代有所增强。秦俑军阵所出铜戈，大多为戈矛联合体，内上刻有铭文，一面均刻“寺工”二字，系制造机构名称，一面刻有某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某丞某工某的铭文，还有“寺工”及左、文、午、壬等字样，这是编号或识别标记。^[2]秦戈制作规整考究，光洁锋利，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平。戈是车战的重要武器，《考工记》中将其列为五兵之首（图4-2）。

图4-1　秦矛头

我国在东周时期，已有严格的标准化生产制度。在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兵器制造工业上，战国晚期的秦国体现得尤其突出。其精密的规范管理章程、责任到人，青铜兵器产品也都具有统一、严整的尺寸与生产质量标准。春秋时期的典籍《礼记·月令》篇（约成书于公元前620年前后），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记载（另见《吕氏春秋》卷十《孟冬纪》，成书于公元前240年前后），也就是说在生产的产品上刻上工匠或工厂名字，并设置了政府中负责质量的“大工尹”之职，目的是为了考查质量，如质量不好就要处罚和治罪。

戟：作为古代兵器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攻击型武器，秦军所持之戟为内刃型戟，是一矛一戈联装的常见戟，而非多果戟。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了七件戈矛联装的戟，其中所用的戈都有相邦吕不韦的铸铭，明确纪年者有三年、四年、五年、七年。矛与戈的间距21～25厘米，通长2.88米^[3]，它可钩、可啄、可刺，可砍割，其战斗性能远胜于春秋以前单体的戈和矛，文献上还有用戟钩杀敌人的记载。如襄公二十三年范式与栾氏相战，栾氏车覆，范式用戟钩住栾氏的胳膊，使其断肘而死。秦的这些兵器均保存完好，有的依然保持着青铜的金黄本色，刃口锋利无比，寒气逼人（图4-3）。

图4-2　相邦吕不韦戈

图4-3　秦戟复原图

铍：形似短剑，具有可前刺和可横向劈砍的双重性能。秦俑坑中出土了16件青铜铍，它由铍首、柲、铜镦三部分组成铍首像一把锋利的短剑、一锋双刃，上下六个面，通体有自然分布的花纹，铍身与茎相交处有铜格、扁茎，末端有一个小圆孔，长度在35厘米。完整的铍，最长的达3.82米，最短的也有3.59米，一般的均在3.7米以上。铍头出土时套接在长长的木柄上，木柲为椭圆形，铍铤插入木柲的前端，经过铍茎上的穿孔贯一铁钉，然后用细绳缠绕绑扎。多数的铍出土时放置在陶俑身旁，其中有一柄铍还握在陶俑的手中。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内，有403尊戴武帻执长铍的铠甲武士俑，比较集中地排列在军阵的左右侧，形成左右对称的作战单位。

秦俑出土的铍的身、茎、格几乎全部刻有细如毫发的小篆铭文，内容为铍的制造年代、制造的官署、工匠名和编号。铍的纪年为始皇十五年至十九年，即公元前232～228年，这正是秦国进行统一战争的时期，秦俑坑出土的铍数量也最多，说明这一时期铍的消耗是很大的，这些铜铍都是实战兵器（图4-4）。

剑：秦俑坑中现已出土22把青铜剑，其中残剑5把，这些青铜剑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剑相比，它们的剑身变窄、变薄，剑体加长，形状为柳叶形，长度均在81～94.8厘米，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宝剑（长度一般在50～65厘米）。秦代通行长剑，还可以从大家熟知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得以印证。公元前227年，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王，图穷匕首见，秦王大惊，慌乱之中，长长的宝剑怎么也拔不出来，只听有人喊：“大王快把剑鞘推到背上！”秦王恍然大悟，拔出宝剑，刺伤了荆轲。

铍与剑的区别：前者有柲，后者无柲。铍头与剑虽相似，但亦有差别。剑茎有首，铍茎无首；剑茎有圆形、方柱形，断面呈扁圆形等，铍茎一律作长方柱体，上有一至二孔；剑身较铍身窄狭细长；剑身多中部起脊，铍不起脊；铍较短剑的刃宽而锋利。（袁仲一，秦始皇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12）

剑在格斗中，首要功能是刺杀敌人、穿透对方的铠甲，劈砍、划拉只是辅助功能而居于其次。比对手的剑长出近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毕竟是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对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作为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最后巅峰，秦剑的长度、硬度和韧性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攻击性能也因此大大增加。秦式铜剑不仅长，而且很锋利。一些剑出土时毫无锈蚀，光洁如新，锋刃锐利。经试验，一次尚能划透18层纸。这些剑表面都呈灰黄色，组织细密，没有沙眼。而且剑身表面都进行了精细的锉磨、抛光，故极为平整光亮。另外，秦俑坑中的青铜剑上还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特点。在离剑锋6厘米的地方出现了收缩稍窄的现象，这个现象，专业术语上把它叫“束腰”。束腰和现在刺刀上血槽的作用是相同的。这一点，是秦代兵器研制的一大进步（图4-5）。

图4-4　青铜铍

图4-5　青铜剑

殳：先秦时代战车上必备的“五兵”之一。到战国末期，弓弩、戟、矛、戈等成为作战的主要兵器，殳则更多用来作为一种仪卫的兵器，取消了实战用殳前端锐利的锋刃，形制也更趋于简约，称为晋殳。与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之实战用殳相比（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实战用殳、14件晋殳。实战用殳上部有三棱刃、下部为带刺的铜球，可刺杀也可砸击；晋殳则无刃，仅有铜套，两种殳兵的杆均为竹木混合长柄），秦俑坑出土的殳便是这种晋殳，均为圆筒形，首呈三角锥状，长约10.5厘米，径2.3～3厘米，深8.9厘米，用以装长木柄。此种殳应为秦始皇卫队的仪仗兵器（图4-6）。

图4-6　青铜殳

弓、矢：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出土情况表明，不论步兵、骑兵或车兵，都装备有大量的弓、弩、箭。规模宏大的一号俑坑，每个步兵都“背负矢箙，手持弓努”；二号俑坑还专门有一个弩兵队列。骑兵的武器不是刀、剑、矛，而是“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提弓状”，配备的都是弓箭。战车上的甲士，既持戟、戈，同时“亦备有弓箭”。这些情况说明，弓、弩、箭是秦军最主要的武器之一。

直至2015年在秦兵马俑一号坑内首次清理出最完整的弓弩。（图4—7）该弩保存状况良好，形制完整，弓背弯曲长145厘米，通体用藤条和皮条缠扎，藤条和皮条上髹褐色漆。弓弦长度130厘米，弓弦表面光滑圆润，推测可能是动物的筋。同时更大的考古价值在于首次明确了弓弩上“檠（qing）”的用途。专家发现在弩臂的两侧，各有一长方体的木条，通长46.5厘米，宽3厘米，厚4厘米。在木条上均匀分布有3个直径为0.6厘米的圆孔。另外，在弓上藤条缠扎层外还发现有绳子缠扎的痕迹，所以推测那小木条就是檠木，通过那三个小孔用绳将檠与弓缚绑在一起，再用一个短的撑木支撑，形成一个三角形，将弓固定，使弓在松弛的状态下保持不变形，另外也可以防备因不测的外力造成弓体损坏。而在作战时，则将檠木去掉，张弓迎敌。类似于现代人对皮鞋的保护，不用时在鞋子里放入鞋模，保持鞋子不变形。

图4-7　弓弩出土现场图

臂张弩有立姿和坐姿两种开弩姿势，射击时重心稳，用力省，便于瞄准，易于射中目标。同时坐姿也比立姿射击目标小，不易为敌方的箭射中，是防守和设伏的一种理想射姿。

秦俑坑出土的铜弩机大多为臂张弩，无郭，素面，出土时有的仍在弩的残臂上，铜弩机由望山、悬刀、牙、栓塞等部件组成（图4-8）。机件大小基本相同，只有悬刀的形制和大小略有差异。弩机作为安装于弩臂后端的机械装置，有瞄准与发射双重功用。

秦弩在战国弩的基础上，加大加高望山，以利瞄准，弩弓更强劲有力，弩机上有刻文，多系数字，少量的是天干地支，可能是制作编号。秦军排军布阵常用强弩在前，在二号坑的第一单元里，有332件射俑，中心的160尊着甲俑作蹲姿的控弩弓状态，形成方方正正的布局，围绕四周的是172尊立姿俑，作转体钩弦抬弩的姿势，间接说明弩机数量庞大，在步兵中大量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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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秦弩复原图

“弓弩上大量配套使用的箭镞，改为阻力小、定向准的三棱锥，配上长箭杆，加上‘强弓劲弩’的发送，其杀伤力无疑高于前代”^[4]，其特点是飞行中稳定，方向性和瞄准性较好。还有一种特大的镞，长达4l厘米，重约100克，是专门用于强弩的（图4-9）。

图4-9　秦镞

由于弩的发射力比弓要大，若使用普通的小箭镞，箭在飞行过程中就会出现因体轻而造成的轨迹弧度过大，命中率不高等现象，所以为了克服上述弊端，就必须增长镞铤的长度，增加箭体重量。

经过化验分析，秦镞的含铅量高达7.71%，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有毒“弹头”。由此可知，秦军所装备的弓、弩、箭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远射武器，是构成秦军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统计表明，秦俑坑中出土数以万计的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只有0.83毫米，误差极小。这些兵器的生产，均无例外地使用了范模，而范的拼合和内外范的固定，技术要求是很高的，稍不规整，就可能出现铸造缺陷，表现了当时制型和浇铸的高超技术。^[5]

甲衣：在春秋以前战士的护体设备主要是皮甲，战国时虽然出现了铁甲，但皮甲仍是重要的装备。从秦俑身上塑出的甲来看，也是模拟皮甲。甲胄从青铜时代开始出现，到秦代，其制作和使用达到了高峰，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秦代铠甲俑，完整地再现了秦代军队中铠甲及其装备的情况。秦代甲衣因不同兵种和不同职务而有不同的形式，秦俑造型采用浅浮雕的手法，形象逼真的雕塑了甲衣的形状、甲衣的大小、甲片的连缀方式。以秦俑的身份和兵种论，秦代的甲衣类别有将军甲衣、中级军吏甲衣、下级军吏甲衣以及御手甲衣、步兵和骑兵甲衣。秦俑坑中发现的秦代甲衣，如果从铠甲的形制和制作工艺上来区别，又有用整片皮革或其他材料制成，其上嵌缀甲片和由若干甲片编缀而成两大类^[6]。

秦俑中将军俑所装备的甲衣，用整片皮革做成，前身甲较长，下摆略成等腰三角形，下缘及于腹下，防护人体的腹部及裆部。甲衣仅及腰部。腰部以下的甲衣上嵌缀较小的甲片，周围的宽边上彩绘几何形图案；而前胸、后背的甲衣上没有嵌缀甲衣，仅有几朵用彩带绾结的花结。有的双肩上有披膊，有的无披膊。将军俑甲衣制作精致，甲片小，呈黑褐色，陪着朱红的联甲带在甲衣周围的宽边上，白色为底，其上绘有绚丽的几何形花纹（图4-10）。

中级军吏俑的甲衣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背带式甲衣，一种是前后摆下缘齐平的彩色鱼鳞甲。前者的主要特点是只有胸甲，没有背甲和披膊，用背带固于身后。二号坑出土的一件甲衣，长65厘米，用整片皮革组成，胸甲由11排，每排5片，共55片甲衣编缀而成。胸甲分上旅和下旅，上旅用甲衣固定，下旅为活动甲片（图4-11）。黑褐色的甲片用朱红色的联甲带编缀，背带上还彩绘几何图案。后者由前甲、后甲和披膊三部分组成。前后甲长度相同，下摆齐平，似为整块皮革组成。甲片多为长方形和方形，做工细密精致，两种甲的甲片涂有黑褐色、红色、粉绿诸色。下级军吏的甲衣不是在皮革上嵌缀甲片，而由甲片直接编缀而成，内侧可能置有垫板，甲片较大，甲衣上没有彩色花边。身甲由胸甲、背甲、肩甲三部分组成，甲片多者达229片，少者也有195片。胸甲和背甲的下摆边缘都呈圆弧形，甲片均为墨褐色。

图4-10　将军俑

图4-11　中级军吏俑

御手甲衣有两种形制，一是双肩无披膊的甲衣，一是有披膊，长及手腕，手上有护手甲、颈部有盆领的甲衣。前者由200片左右的甲片编缀而成，后者由327片甲片联缀而成，除下肢外，它将全身重要部位都有效地保护起来。御手甲的甲片总体上较小，整个甲衣制作精美考究，间接地反映了御手在军队中有着比较高的地位（图4-12）。

图4-12　御手俑甲衣（采自杨泓《古代兵器通论》）

图4-13　步兵甲

图4-14　骑兵俑

步兵俑的甲衣均由甲衣连缀而成，甲片较大，甲片的排数也少，全身的甲片少的只有119片，多者147片。一般的甲衣胸甲要长于背甲，甲衣由胸甲、背甲、披膊甲三部分组成（图4-13）。

骑兵的甲衣与步兵、车兵的不同，下摆的底边仅及腰部的革带处，无披膊，显得短小简练精悍，充分体现出适于马上骑射格斗需要的特点，仍透漏着“胡服”气息。其前身甲片55厘米，下裙的底边呈圆弧形，由8排、每排7片共56片甲片编缀而成。背甲长49厘米，下摆垂直，共有8排56片甲片。双肩处每侧有甲片2排，每排2片，用以连接胸甲和背甲，两肋下各有3排甲片，每排3片，连接胸甲和背甲的下裙部分每件甲衣有138片甲片，甲的开合处在胸前右上角，用纽扣扣结（图4-14）。

由此可见秦代甲衣的制作非常注意不同兵种作战的实际需要，同时秦甲的形制又体现了森严的等级差别，反映了皮甲制度已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高级阶段。^[7]

车骑：秦陵出土的最为耀眼的当为铜车马，作为当时的“重型武器”，相当于现代战场上的坦克、装甲车。它是以当时的真实车辆为蓝本，将原有尺寸大小按照二分之一的比例缩小而铸成。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秦朝军队仍沿袭战国时旧制，以驷马战车为主力，单辕双轮，横长方形车舆。从一号坑出土的8乘车和二号坑出土较完整的8乘车综合来看，车辕长350～390厘米，衡长140厘米，轭宽40厘米、高57.4厘米，舆广140厘米、进深110～120厘米，轴长250厘米，轮径135厘米。轮辐无保留完好者，从有的保存半个车轮来观察，应在28辐左右。车上有3名乘员，御手居中。

战车盛行于三代，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各国都拥有大量的战车，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成为显示国势、国力的重要标志；每次战争都要出动大量的战车，战车的多少成为衡量军事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到战国后期战车逐渐被淘汰。战车逐渐消失在战争的主导地位，主要是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两方面原因。战车为主的军代编制，以少数车兵作为战争的主力，用奴隶主（贵族）组成车兵，由奴隶充任步兵，车兵与步兵之间地位明显不同，反映出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贵贱不可逾越的关系，这与奴隶制度是相适应的。至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军队组成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新兴地主阶级成员占据各级指挥职位，而士兵则由新兴的农民阶级充任，这与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已有本质不同。在封建社会无法继续组织以战车为主的军队，决定了战车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从军事上看，战车具有巨大威力，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局限：战车尺寸大，十分笨重，所载三个乘员加上武器装备总重应有250千克以上，结构复杂，不易制造，训练也很费时间；加之车轮高大，行进时不够稳定，其突击性和机动性比较差，有时连转弯都比较困难，许多地方无法通行战车。同时由于春秋后期，井田制开始崩溃，私田开始出现，私田大小、形状都不规整，破坏了原有的道路系统，战车行动严重受阻。同时骑兵凭借其更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的优势，得到快速发展，日益排挤战车的地位。

1998年在秦始皇陵园内开始发掘的一座大型陪葬坑，是与真实铠甲同样尺寸、形状的石甲片，再以扁铜丝连缀成整领石铠甲及兜鍪，工艺颇为精细（图4-15a、4-15b）。这批石甲胄只是模仿使用甲胄而制作的明器，而当时的实用甲胄不会以石材为原料。文献中甲胄多为皮质和铁质，而以石片编缀的甲胄由于延展性差、极易破碎、战时及时修复困难等缺陷难以用于实战，而以石甲胄随葬可能是出于当时的丧葬制度或石甲胄不易腐朽等原因，几乎不存在用于实战的可能。秦始皇陵石甲胄陪葬坑规模之大，甲胄之多，距封土之近，充分说明了秦人在长期兼并六国战争中对甲胄的高度重视，暗示了战国至秦汉之际战争频繁的历史背景。

图4-15a　石铠甲出土现场

图4-15b　石胄复原图

从秦俑坑发掘的资料看，战国后期骑兵在秦兵各兵种中的比例已显著上升。秦俑二号坑是步、车、骑诸兵种合成的军阵，依据钻探和试掘获得的资料分析，估计将会出土木质战车约八九十辆、高大的陶制车士261件、拉车的陶马356匹、骑兵俑116件、鞍马116匹、步兵俑562件，由此推断骑兵在秦军中的比例已达8%。

此外战国时期已开始大量应用的强弩，可在远距离射杀战马，使大量战车无法行动，加速了战车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