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幽王死后，诸侯拥立先前被废黜的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平王。鉴于宗周镐京毁于战火，且一直处于犬戎的威胁之下，已不堪再为国都，即位后第二年，平王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迁都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

东周时期，今天的陕西境内一直在酝酿着一个能够实现国家统一的强有力政权——秦。《史记·周本纪》载，西周时期秦本为居于陇东一隅的附庸小邦，在犬戎侵袭周王室时，“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作为护驾之功的回报，“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至此，秦人获封立国，且得周之故地。

然而，平王东迁后，岐、丰故地多为戎人控制，王畿之地的关中处于一片百业无序的状态。周王赐秦的岐西之地实际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为了落实周王封赐给自己但实际上被犬戎占领的土地，从襄公开始，秦人开始走上了艰辛的伐戎之路，逐步向关中地区扩张。此后，秦国的政治中心逐渐沿渭水向东迁移，所辖疆域也不断扩大，最终饮马于河。春秋时期秦文公营建“汧渭之会”，宪公徙平阳，德公迁雍，至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迨至战国，秦灵公居泾阳，献公徙栎阳，孝公迁都咸阳。经商鞅变法，国力日趋增强，历惠文、武、昭、襄几世，秦“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随后东渡黄河“吞二周而王诸侯”，最终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完成了天下一统之伟业。

回首秦人发迹之路，东周伊始从一附庸小邦获封立国后，逐渐东向，经春秋战国间的发展壮大，最终越过黄河，统一六国，并以自己的政治制度为范本，建立秦王朝。正是由于秦王朝的建立，使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实现了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38]。在实现封国到帝国的转变过程中，军事战争一直是秦的举国之大事。从伐戎以收周王赐封的岐西之地，到东拒强晋之西图，再到扫寰宇灭六合，无一不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出土秦简材料证明，秦国兵役制度凡爵自不更以下、15岁以上的男子，随时皆有被征调当兵的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兵制，才保证秦国有源源不绝的兵源^[39]。秦国的军队，自商鞅变法以后愈战愈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秦军的兵器装备也不断得到改进。充足的兵源、精良的兵器、战略战术恰当，再加上奖励军功政策的刺激，到战国末期，秦军成为了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秦军在作战时所向披靡的情景，《战国策·韩策》中有描述：

“……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甲徒裎以趋敌，左契人头，右挟生掳。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坠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这样的描述尽管有些夸张，但从战国晚期秦军战无不胜的历史事实看，它确实是当时最强的一支劲旅。

秦统一全国后，始皇帝下令“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史记·秦始皇本纪》）”。不同于商人和周人，秦人墓葬中随葬兵器的情况相对少见。因此，纵使陕西境内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墓数量众多，但出土的青铜兵器在数量上远没有商、西周时期的可观。从考古资料看，春秋早期，秦人使用的格斗类兵器承袭西周兵器，兵器的材质仍以青铜为主，兵器的种类主要有剑、戈、矛、戟和镞等。从春秋中晚期开始，秦人对铁的坚硬锋利的性能已经有所认识和了解，考古工作者曾在秦墓中发现过铜柄铁剑、金柄铁剑和铜柄铁刀等兵器。大致从战国中期开始，秦国兵器开始出现大转型，不但原有兵器开始转型，向中原地区学习，且攻击力更强的远射兵器——弩开始投入使用。囿于考古材料，我们尚难全面了解春秋战国时期英勇无比的秦军所有兵器装备，但我们依然可以借助考古发现来管窥部分秦兵的精良锋利。

由于长期生活在戎狄之族的包围之中，崇勇尚武一直是秦人所秉承的民族特性。尚武秦人自始至终对于兵器都特别钟情，其中，青铜短剑是秦人兵器中最具特色的一类兵器。秦式短剑是春秋时期流行于秦国境内的一种独特短剑，是我国历史上短剑园艺中的一枝奇葩，可以认为是秦文化的一个特色。其上承西周柳叶形短剑的形式，直接因袭西周晚期兽纹柄短剑的风格，下开战国扁茎剑的先河，发展于春秋时期，并延续到战国早期。既如此，我们将其看作秦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并称之为“秦式短剑”^[40]。

据统计，陕西境内已发现“秦式短剑”十余柄，且多出土在秦国的中心地区。凤翔八旗屯村附近曾出土过两柄秦式青铜剑，其中一柄出土于春秋秦墓中，通长25厘米，剑身中部起脊，格部兽面纹折角较方正。剑柄作椭圆柱体及首部镂空蟠螭纹，制作精美^[41]。另一柄则是农民取土时，在距地表深约五米处发现，通长21.6厘米。剑身较短，有棱形脊，锋近似三角形。格饰兽面纹，轮廓线方折，呈相连的双层格。茎至首部，饰左斜的螺旋形斜带纹，内加饰空心圆柱状突钉，两侧各有三排八枚，原来可能镶嵌有装饰物^[42]。（图2-33a）近年，在凤翔孙家南头一处春秋秦墓中也出土过一柄，剑身通长31.8厘米。剑身中部起脊，双层格上饰兽面纹，轮廓线方折，扁圆形茎，锈蚀较重，剑首亦饰兽面纹^[43]（图2-33b）。

图2-33a　凤翔八旗屯

图2-33b　凤翔孙家南头出土春秋秦短剑

春秋中晚期，秦人对铁的坚硬锋利的性能已经有所认识和了解，开始尝试铸造铁质兵器。20世纪90年代初，宝鸡市益门村发现的一座规模较大的春秋时期墓葬，因出土大批精美的金器、玉器以及铁器、铜器等珍贵文物而广受关注^[44]。这些珍贵文物中，最为精美、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两柄金柄铁剑。其中1号剑，金质剑柄，铁质剑身，二者分制后卯合，有铁茎插入金柄内。剑身呈柳叶形，柱状脊。出土时剑身外有织物包裹印痕，并有小金泡七枚，整齐列为一行，当为腐朽剑鞘上的装饰物。剑柄整体镂空，两面纹饰相同，均由阳线纹与细珠纹组成的变体蟠螭纹，镶嵌有勾云纹形和圆珠形的绿松石及料器饰件。首端为相连又相对的三组蟠螭纹，柄茎两侧各形成五颗突出的方齿，基本两两相对，略有错落。格部为双螭相背组成的兽面纹，首目以绿松石镶嵌。剑身通长35.2厘米。2号剑与1号剑形制基本相同，唯柄部有别，该剑柄部为实心，格与首为变形蟠螭纹，嵌有绿松石珠，部分脱落。柄茎长条形无纹饰。剑身锋部残断，通长30.7厘米。经鉴定，两柄剑身均为人工加工冶炼铁。铁质兵器的出现，说明秦国在当时已有较大范围的铁器应用，正是这种新型材质锋利兵器的使用，从而保证秦国军队在伐戎和争霸战争中能够取胜（图2-34）。

图2-34　宝鸡益门出土金柄铁剑

图2-35a　八旗屯秦墓出土战国剑

独具风格的秦式短剑自从承袭西周时期扁茎柳叶形短剑出现后，一直贯穿整个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期，有了一定国力基础的秦人不甘落后于东方列国，对自身的文化进行改造，开始走上了仿效华夏、革新礼制之路。于是，长期流行于秦国的秦式短剑逐渐消失，难觅踪迹，而随之流行的则是中原地区各国普遍流行的长剑。这种剑除了剑身变长外，最突出特征就是圆茎起凸（或称箍），一字格，茎尾有圆首，战国中期以后逐渐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青铜剑品种。

凤翔八旗屯墓地出土的一柄铜剑^[45]，剑身较长，通长35.3厘米，断面呈菱形，剑锋及剑叶开刃，甚锐利。茎作长条形，以安装，剑身近茎端脊的两侧，各有错金铭文五子：“吉为乍（作）元用”（图2-35a）。沣西客省庄战国墓中出土铜剑通长47.6厘米，剑茎作细柱形，中有两条平行凸棱，剑首作圆形，剑身平脊无棱^[46]。再如西安尤家庄明珠花园秦墓出土的一柄铜剑，通长46厘米，剑首断落，圆柱形剑茎，上有两条凸棱，剑身起脊长条形，亦属东周中原式剑^[47]。这种典型的中原式铜剑，在属于战国时期的秦墓中虽有发现，但仍属零星的发现，然而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内却有着大量的发现（图2-35b）。

图2-35b　沣西出土战国剑

图2-36　春秋时期秦戈

一般认为，秦戈是由中原铜戈派生出来的，不但造型相对单一，且形制演变进程也比较缓慢。从春秋到战国早期，秦国的铜戈均属直内有胡戈，基本特征为：长方形内不开刃，上有一横长穿，长条支援上扬，援本上端有一穿，中胡带二穿（图2-36）。虽然秦戈具有顽固保守的自身特色，但仍能看出一些从早到晚的演变迹象，诸如援锋由明显折角逐趋圆钝，内部逐渐变长等。这种型制的秦戈在陇县边家庄、陇县店子、凤翔八旗屯、凤翔孙家南头等秦墓都有出土。其中陇县边家庄M12出土一件该型制的戈，戈身通长21.6厘米，长直援，上下刃部略凹曲，作束腰状，三角形尖锋。在胡部铸铭“卜淦□高乍（作）铸永保用逸宜”3行11字。据考证^[48]，“卜淦”或为“外淦”是地名，即淦水以南；“□高”则为人名。通过比对，该戈的年代可能早到春秋早期静公、献公时期（图2-37）。

图2-37　卜淦戈及铭文摹本

图2-38　战国时期秦戈

大约在战国早、中期之际，秦国兵器与其青铜容器、仿铜陶礼器一样，曾发生过一次突变。这种突变反映在戈的型制上就是开始流行中原各国普遍使用的“叶尖锋刃内”铜戈，其型制特征表现在长条形援作弯弧状且上扬，前端略宽，流线型尖状锋；长内上翘，横穿后侧三缘均开刃，内部多刻有纪年铭文。造成这一突变的历史原因当与商鞅变法有关^[49]。商鞅于秦孝公元年入秦，孝公三年为秦辅政大臣，六年为左庶长，十年为秦大良造。积极推动变法、奖励耕战、力主修守战之具的商鞅，首倡以中原先进的青铜兵器形式取代秦国的老式兵器（图2-38）。

相比之下，战国中晚期的秦戈在关中地区出土数量不多，但在全国各地乃至邻国朝鲜平壤均有出土，这种分布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秦人武力征伐和实现统一的战争史实。目前，见诸报道的战国中晚期有铭戈有几十件之多，但有明确出土地点的仅十余件，诸如20世纪30年代在朝鲜乐浪郡遗址出土的“廿五年上郡守厝戈”；1975年内蒙古准格尔旗瓦尔土沟出土的“十二年上郡守寿戈”；1983年广东南越王墓出土的“王四年相邦张義戈”；1989年山西高平土的“卅八年上郡守庆戈”；1987年四川青川县白水区出土的“九年相邦吕不韦戈”。

【杜虎符】

杜虎符1975年出土于西安南郊杜城村附近，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为左半符，虎作行走状，昂首，尾巴蜷曲。背面有槽，颈上有一小孔。虎符上有错金铭文9行共40字：“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大意是：右半符掌握在国君手中，左半符在杜地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50人以上的带甲兵士，杜地的左符就要与君王的右符相合，才能行动。但遇上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会君王的右符。铭文反映出秦国的军权高度集中，凡征调50人以上的兵士必须经国君认可（图2-39）。

图2-39　秦杜虎符

由于连年战争的需要，秦铸造的青铜兵器数量很多，且不少带有铭文。由铭文观察，秦兵器有由中央制造的，也有地方制造的。前者相当多的一部分以秦相为督造者，如：大良造鞅（商鞅）戟、相邦义（张仪）戈等。这些兵器大都是由栎阳、雍、咸阳等地工匠或寺工、诏事等中央机构铸造。地方铸造的兵器，以上郡所造为最多。另外蜀郡、河东郡及陇西郡所造戈也有发现，可见秦的地方郡铸造兵器是较普遍的^[50]。

“虎符”虽非兵器，但却是和军事战争息息相关的文物。虎符作为中国历史上调兵遣将的凭证起源很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虎符已经行用。从记载可知，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把持军权都实行了类似的制度。秦虎符迄今已发现三件，其中一件杜虎符出土于西安南郊的杜城村附近。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0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2]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3]郭妍利著：《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第3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队：《陕西省宝鸡市峪泉周墓》，《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

[5]曹玮主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陕北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9年版。

[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李家崖》，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www.daowen.com)

[7]郭妍利著：《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第3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8]曹玮主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陕北出土青铜器》，第34页，巴蜀书社2009年版。

[9]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井中伟：《关于三角援铜戈起源问题的新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4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沈融：《商与西周青铜矛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12]赵丛仓主编：《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赵丛苍：《城固洋县青铜群综合研究》，《文博》1996年第4期。

[14]孙华：《试论城洋铜器存在的历史背景》，《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

[15]郭妍利著：《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第33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6]李学勤主编，张广志著：《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66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7]许倬云著：《西周史》（增补二版），第20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18]徐坚著：《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第1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20]罗西章编著：《北吕周人墓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少陵原西周墓地》，第723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2]卢连成、胡智生编著：《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2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25]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2期。

[26]高西省：《初论西周时期的翼耳直内戈》，《故宫文物月刊》总165号，台北，1996年12月。

[27]杨泓：《战车与车战》，《中国古兵器论丛》，第8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8]左忠诚：《陕西渭南县南堡西周初期墓葬》，《文物资料丛料》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9]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扶风县博物馆：《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8期。

[30]沈融：《商与西周青铜矛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31]郭妍利著：《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第149-15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32]杨泓著：《古代兵器通论》，第7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33]高西省：《试论西周时期的扁茎柳叶形短剑》，《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第381页。

[34]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文物》2001年第4期。

[35]田伟：《试论两周时期的青铜剑》，《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

[3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37]石岩著：《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青铜镞研究》，第234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8]滕铭予著：《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第12页，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39]林剑鸣著：《秦史稿》，第2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0]张天恩：《再论秦式短剑》，《考古》1995年第9期。

[41]陕西省雍城考古工作队：《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42]赵丛苍：《凤翔出土一批春秋战国文物》，《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2期。

[4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4期。

[44]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0期。

[45]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八旗屯春秋秦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4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4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西安尤家庄秦墓》，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

[48]张懋镕、刘栋：《卜淦□高戈考论》，《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

[49]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与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第310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50]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45～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