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南部汉中盆地的城固和洋县地区，是商代青铜器出土集中区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所列的七个区域铜器和铜器群词条中就包含了“城洋铜器群”。城固和洋县一带在历史上就屡有出土铜器的记载。据统计，从1955年起至2006年，城洋地区有19个地点出土青铜器，共出土33批，再加上两县境内零星出土，共计710件铜器。其中，兵器多达198件，占比近三分之一。包括戈114件、钺20件、矛28件、镞35件和1件不见于中原地区的脊背刀^[9]（图2-11）。

图2-11　陕南商代铜器出土点

图2-12　三角援戈

戈是城洋地区出土最多的一种兵器，仅在苏村小冢铜器点就出土92件。其中三角援戈83件，此类戈的援本近似等腰三角形，援末或尖锐、或圆钝，直阑，阑侧上下一般有一长条形孔，有的内端下角有缺口和尖齿（图2-12）。三角援戈，又称戣，是在长条援有阑戈发展演变过程中经过改制创新后的新型兵器。一般认为，最初起源于湖北黄陂盘龙城一带^[10]。这种戈扩大了戈头与木柲间的接触面积，增加了穿绳固柲的牢固性，能够克服实战中啄击对方时戈头易后陷的弊病。最初三角援身的长度和条形援没什么差别，出于增强前锋啄击力但不至折断的需要，援身最终缩短成了等腰三角形。作为新型兵器，自然会引起中原统治者们的注意，但由于三角援戈侧重啄击而致钩割功能削弱，这使得它无法适应新兴车战的需要，因此在商王朝的中心平原地区未能得到重用。然而，汉水流域的城固洋县地区多山多水的复杂地理环境，限制了战车的长驱直入，于是在步战中以啄击见长的三角援戈就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三角援戈在商代晚期的城洋地区盛行一时，到了西周初期却北上进入关中地区，受到了国部族的青睐。到了西周中期也基本消失，随后流传到西川蜀地，并得到长久使用，成为蜀戈的主要形制之一。

除了三角援戈，还出土了有胡戈14件。其形制基本一致：援基本呈三角形，有竖棱三道，除部分四穿外，余皆长胡三穿，长条形直内，内上角圆折，下角多为弧转作鸟喙状。早年学术界普遍认为商代铜戈无胡，到了西周才开始出现短胡，至于长胡戈则晚到了东周。后来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多，在殷墟发现了早到殷墟二期的有胡铜戈。殷墟虽发现了较早的有胡戈，但戈胡较短，数量少，远不及苏村小冢成批出现的长有胡戈发展成熟完善（图2-13）。

图2-13　有胡戈及各部位名称

城洋地区出土的钺也具有鲜明特色。在洋县谢村镇范坝村西十里塬，村民挖土打土坯时发现一批商代青铜器，其中有两件装饰精美的钺：均为直内钺，一件长方形内，内上有一小圆孔，有阑，直腰，半圆形刃，刃端上翘至器身二分之一以上，身近刃处有一大圆孔，其内透雕一蛙纹，造型甚为精美。通长21.9厘米。另一件有阑，斜刃，刃两侧不对称，长刃一侧腰缘饰扉棱，钺身两面饰同样的兽面蕉叶纹，内上部饰阴线几何形纹，中部一小圆孔，造型极精美（图2-14）。这种在钺身上透雕蛙纹、龙纹及斜刃扉棱的大胆设计不见于其他地区。在城固龙头镇还出土了四件形制一致的弧刃带銎钺。銎深直达刃部，銎横断面呈椭圆形，两侧各有一半环形纽。圆弧形刃沿，不甚锋利。銎外饰二道凸弦纹，弦纹下正中有一“”符号（图2-15）。这种符号也见于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器物上。这类小型带銎的圆刃钺，身近斧形，颇具特点。其竖置式銎的风格与殷墟地区受北方草原文化影响下的横置式銎钺不同。

图2-14　洋县范坝出土铜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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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城固龙头出土铜钺

商周时期，矛是重要性仅次于戈的一种青铜兵器。不同于青铜戈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呈放射方式向周围传播，青铜矛则起源于长江中游和北方地区。中原地区青铜矛的出现，则是长江中游和北方地区青铜矛向心发展的结果^[11]。陕西境内商代铜矛主要出土于城洋地区。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小冢于1955年一次性出土铜矛21件。这批铜矛形制基本相同，矛叶作桃叶形，长骹，圆茎，骹上有二孔，用以固柲。銎口有厚箍，其上有两个对称的半圆形耳。这种在城洋地区出土较多且延续时间长的矛在殷墟却少有发现，但殷墟常见的亚腰形矛在这里也难觅踪迹（图2-16）。

图2-16　城固苏村小冢出土铜矛及铜矛各部位名称示意图

铜镞是当时远射兵器弓箭留下的唯一证据。在商代，乃至西周时期，箭镞都以突脊扁平双翼的形式为主。然而在出土斜刃钺的洋县范坝青铜点，出土了七枚无翼四棱形锥状镞。这与其他地区双翼式铜镞一统天下或占绝大多数的局面有所不同。

在城洋兵器中，除了上面这些占多数的特色兵器外，还有少量的中原商式兵器。这类兵器有直内戈、曲内戈和双翼式镞。这些兵器的形制、纹饰以及铸造工艺都与中原同类器物完全相同，是典型的商式兵器，极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原地区。

此外，城洋青铜器群中还有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器物。1976年在城固苏村小冢铜器点出土414件铜器，其中有283件铜泡形器，占该点出土铜器总数的68.4%，同时也占该地区历年出土铜器总数的39.8%，无疑是城洋铜器群中最富有特征的器物。对于铜泡的用途，有学者根据其出土位置及伴出器物以及商周时期与之相似铜泡的出土情况做出了一种推测：认为苏村小冢的透顶与尖顶泡的用途或有区别，但二者都是作为防护装具的盾或战袍上的附件或装饰物^[12]（图2-17）。

图2-17　盾饰铜泡

综观城洋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无论器体的大小，均质地厚重，显示出铸造者对兵器的重视。因为，戎事的实用性是其最为重要的功用。从兵器的形制来看，城洋的青铜兵器都是前锋尖利，中脊突出，刃部较宽阔。特色兵器三角援戈棱角分明，显然是出于实战功效的目的。援上装饰数道脊棱、突棱的作用类似于血槽的功能，亦是为了增强杀伤力。这里不见象征身份威严的宽扁体钺，钺刃均近半圆形，显示出了较强的杀伤力。几件直内钺形体虽小，但刃部开阔近半圆，具有较好的劈砍效果，应是战场上的实用兵器。从斧演化而来的竖銎式的青铜钺，方銎较深较宽，以便增加装柄的牢固性，从而避免实战中钺头脱落的不稳定性。矛的中脊突出明显，双刃宽利，骹长且下附有双钮，都是为了绑缚固定矛头的需要。至于远射兵器铜镞，不管是三锋两刃的双翼式还是菱形锥状式，都系实用兵器。

战争来临，体坚刃利的城洋兵器被骁勇善战的巴人用来退敌卫国；战事平息，这些兵器又被拿来兼作祭祀神器。城洋青铜器多出土于相对高亢的台地上，附近往往有一个醒目的土冢作为地标，铜器群就散布在土冢和河流之间。从出土的埋藏情况看，铜器多出土于圆形和长方形的坑中。通常直接埋入土中，有时还裹以丝物，有的器物在坑中的位置有一定的次序，这些现象都说明了这些铜器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13]。另外，每个铜器集群各器的年代彼此有差异，且铜器器类主要是一些大型礼制容器和一些礼仪性质的兵器。铜器埋藏的场所是后世举行祭祀活动常见的场所，铜器群间的埋藏年代的差异也符合重要祭祀活动需要隔一段时间因某种需要而举行的惯例。这些，都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要将这些铜器群的埋藏行为与宗教祭祀联系起来^[14]。在中国古代的祭祀礼仪中，有一些祭祀活动是需要使用兵器来进行表演的。青铜兵器在商代战场上具有极大的优势和威力，而且当时铜料的获取是极为不易的，所以兵器就因其贵重、系保家卫国的必需品而被时人推崇，具有了较高地位的青铜兵器也逐渐被使用于神圣的场所。当本是实战中使用的兵器被纳入祭祀仪式时，它就成了神器、圣器，其所预示的神圣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对兵器的重视，将其视为圣器，祭祀的一部分，这与中原地区表现等级制度的礼仪性质不同。中原地区标示等级、身份的礼仪用兵均不见于城洋地区青铜兵器，这反而成就了该地铜兵器的色彩^[15]。

【武王伐纣】

武王克商年代：关于武王伐纣克商的年份，历代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不同理解，得出了至少44种结论，跨度从公元前1130年至公元前1018年。20世纪末，国家支持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召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的权威专家，先通过对关键性考古遗址的C14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的年份范围。再通过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到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27年三个具体年份。最后通过整合，公元1046年说既能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又与《武成》、《召诰》、《洛诰》历日相容，是三种年份中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将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定为武王克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