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关中地区，即宝鸡以东至黄河西岸，陕北高原以南、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可谓背山带河、四塞环绕。区域内河网密布，除黄河、渭河外，还有泾河、洛河等挽毂其间。境内黄土疏松肥沃，宜于农耕，尝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因此，这里能够成为古代先民最早开发利用的主要地区之一，在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祥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经过夏王朝的短暂经营，关中和中原地区的联系通道已趋完备。商人代夏，在中原地区立稳脚跟后挥师关中，饮马泾渭之间，逐渐开始了对商之西土的政治经略。秦岭北麓的红岩山附近蕴藏着丰富的铜、铅、锡等矿产资源，连同山中野生动物的毛皮等都是中原王朝统治者孜孜追求的对象。灞河是古代连接渭河和秦岭山区的交通要道，由这里可以通向陕南地区。为了保证从秦岭山区获得的货物顺利经灞河入渭河，再转黄河并最终运达商之京畿地区，商王朝在关中地区设置了重要的军事据点^[2]。老牛坡商代遗址就是商王朝在关中地区设立的一个重要据点。

【老牛坡遗址】

老牛坡遗址，位于西安市灞桥洪庆老牛坡村，灞河东岸白莽原南沿的台地上，面积约2平方千米，是现知陕西境内最大的商文化遗址。从1985年起至1989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先后对其进行了六次发掘工作，揭露出有商代大型建筑基址、房屋基址、冶铜堆积、烧陶窑址、墓葬和车马坑以及众多的窖穴、灰坑等遗迹，出土遗物有陶器、青铜器、石器、玉器、骨角器和卜骨等。发掘成果表明，老牛坡遗址是商王朝向西扩张和发展的一处重要聚落中心。在其周边地区，还存在着诸如华县南沙村、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商洛东龙山等一些次级的聚落中心。正是通过这些大小不等的聚落中心，商王朝实现着自己对国之西土的统治。

驻扎于西陲边境的商人部落，要想出色地完成护送物资、平藩安境的艰巨任务，先进锋利的青铜兵器是其军队不可或缺的装备。老牛坡遗址发掘出土的钺、戈及镞等青铜兵器为我们证实了其作为一处军事据点的存在。

在老牛坡遗址出土的兵器中，两件钺最为精美。这两件钺出土于同一座墓葬中：一件身宽而扁，两肩较平，肩下有两个对称的长方形横穿，刃口延展而成弧形，两刃角外突。长方形内，内下部有一小圆穿。钺身的两面均饰有两条相对而视的夔龙，底衬云雷纹。再下是三个蝉形蕉叶状纹，内部上端饰有一兽面。该钺出土于墓主身下的腰坑中，尚嵌在一段约50厘米长的已朽木柄中，当为腰坑中的殉人所执。另一件钺身两侧平直，半圆形刃，左右两肩各有一个长方形横穿，内呈长方形，其上有一个三角形穿。钺身上部两面各饰三个并列的人面纹，人身整体作利剑形，人面虽夸张却给人活泼可爱之感，不同于商人常用兽面纹的狰狞严肃（图2-1）。

青铜钺是由史前时期的玉石钺发展而来，从史前时代出土石钺和玉钺情况来看，钺的主要功能或许是象征军事权威的仪礼性兵器，其次才是实战功能。上面两件铜钺所出土墓葬是整个墓地中已发掘墓葬中面积最大的一座，考虑到一件铜钺由墓底腰坑内殉人把持，我们可以初步推断该墓有可能是老牛坡军事据点的一位重要军事首领。两把铜钺正是其军权威严的象征。

图2-1　老牛坡出土钺

戈是老牛坡遗址出土较多的一类兵器，共有七件。其中一件曲内戈最为精美。戈援呈长条形，中脊凸起，横断面呈菱形，前锋尖锐，援、内之间有阑，内末端下垂，援与内上各有一圆穿。内的尾端有一只用绿松石镶嵌的凤鸟，尖喙圆目，回首卷尾，花冠前垂，线条简洁流畅。该戈通长27厘米，但戈身铜质不纯，呈暗红色，含有不少铁元素，故锈蚀严重。在出土的铜戈中，还有几件具有北方草原民族特色的带銎戈，表明驻守在老牛坡的商人或通过中原商王朝，或直接与北方草原势力有着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图2-2）。

青铜镞是老牛坡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兵器。在十余座墓中出土122枚，均为扁平双翼式。出土时，有的镞前锋弯曲如钩，有的铤上残留有缚杆的细绳。大小长短不一，大者通长13厘米，小者仅长4厘米（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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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老牛坡出土戈

图2-3　老牛坡出土铜镞及铜镞各部位名称

早商时期，初到西土的商人，在文化习俗上一直沿袭着旧有传统，其生活器具和郑州地区保持着高度一致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晚商时期，这支商人势力由于长年远离商都政治腹地，自然也就产生了一些相对独立性。他们拥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实体和军队，有大型的夯土台基建筑和各类手工作坊，不仅能够独立专门烧制陶器和制作骨器、玉器，还能冶炼青铜，铸造青铜礼器和兵器。观察老牛坡遗址及周边商代遗址中出土的兵器，可以发现：戈、镞是最常见兵器种类和兵器组合，与郑州和殷墟京畿地区出土的兵器在组合上比较接近。在纹饰上，兽面纹、夔龙纹、蝉纹，以及上面镶嵌绿松石的做法，与殷墟兵器装饰风格相似。总的来讲，此地区的青铜兵器基本属于商文化系统，但也有一些自身特色。诸如此地兵器中不见殷墟地区常见的青铜矛，人面纹装饰在中原地区也找不到源头，反而接近于陕南地区兵器装饰风格^[3]。

商土之西，泾渭交汇三角地带的广大区域一直活跃着一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族群——周。从帝尧封弃于邰始，周人积德累善十余世，再经公刘避桀于豳。到了商王朝统治时期，古公亶父不堪戎狄之侵扰，“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史记·周本纪》）”。岐下即周原的所在地，亶父来到膴膴周原，没有了戎狄的寻衅骚扰，开始在此筑室作庙。至此，周人虽已历十余世，但仍是一个躬身臣服于中原商王朝的蕞尔小邦。后来经过文王之世的励精图治，到了武王时期，周人已经壮大成了一个能号令众邦，有实力挥师东进而终结商王朝统治的西方强族。

回看周人发迹路，公刘避桀于豳后窜突于戎狄之间，古公亶父“度漆、沮，逾梁山”。不难想象，期间遇到的困难可谓重重。若想在戎狄和强商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兵器装备对周人来讲十分必要。如今，考古学家们基本廓清了武王灭商前的考古学文化，也就是以姬周为主体人群所创造和使用的“先周文化”。先周时期遗址和墓葬发掘虽少，但出土的兵器仍使我们得以管窥灭商立国前的周人戎事。

综观先周文化遗存出土的青铜兵器，此时周人的兵器除了具有商之西土风格外，还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周人的戈开始出现短直胡，以增加与柲绑缚的牢固性，最大限度地增加杀伤力。在吸收了商人把戈和矛组装在同一柲上的做法后，周人创新性地将二者浑铸在一体，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新式兵器——戟。戟是一种将矛和戈的功能结合在一起的兵器，前有直刃可以刺敌人，旁有横刃亦可以勾啄敌人，因此兼具勾刺功能。其形制大致有两类：一是以矛为主体，旁伸侧枝；二是以戈为主体，前伸锋刺，有时刺端成弧刃并向后勾曲。可见，有“枝”是戟的主要特征。正如《释名·释兵》云：“戟，格也，旁有枝格也。”《说文解字》亦云：“戟，有枝兵也，从戈。”周人的这种设计，从它一出现，就被固定下来。

【周原】

周原：指关中平原的西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周原指历史上的周原，即今关中平原西部，千河以东，漆水河以西、渭河之北、岐山以南的狭长区域，包括现在的扶风、岐山、武功、凤翔四县的大部分，以及宝鸡、眉县、乾县等县区的小部分，东西绵延70余千米，南北宽约20余千米。狭义的周原则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周原遗址，指今扶风、岐山两县的北部，大致包括扶风县的法门乡、黄堆乡，岐山县的京当乡，其范围四致为北起岐山，南止法门的康家、庄李，东起黄堆的樊村，西抵岐山县祝家庄的岐阳堡。东西宽约6000米，南北长约5000米，总面积约30平方千米。书中的周原是指狭义的周原。

王家嘴M19是周原地区发现的先周墓葬中较大的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长3.7米，北端宽2.8米，南端宽2.54米。该墓虽被多次盗掘，但出土遗物仍然颇丰。遗物中，有五件残缺援部的铜戟。在当时，戟还是鲜见的新式兵器，一座墓中出土五件戟，足见该墓主人的地位之显赫。遗憾的是，下葬时出于某种特定的仪式或目的，几件戟均被折断损毁后下葬，我们无法一睹初登历史舞台的利戟“芳容”。宝鸡峪泉和旬邑下魏洛的两座晚商时期墓葬的发现，弥补了这一遗憾。其中峪泉墓出土的戟短援无内，尖端外叉一弧形歧刃，其下阑部有一个圆孔和三个长方形穿。戟身通长14.5厘米，质地较薄，铸造粗糙，表明了戟产生和发展初期的原始性^[4]；下魏洛墓中的铜戟刺近三角形，锋尖利。中脊凸棱隆起，两端中部有不规则的长方形穿孔。胡尾端呈长方形，前锋近三角形。内两面均铸有符号，戈部横长17.3厘米，刺部纵长25.3厘米。该戟应是实用兵器，足以代表商末周初周人新创兵器的成就（图2-4）。

图2-4　峪泉先周墓出土铜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