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社会，除了弓箭类渔猎工具能够作为兵器使用外，体大刃利的石斧也逐渐从生产工具中脱离出来演变成了战争兵器。石斧起源甚早，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石斧。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和山西襄汾丁村遗址中就有石斧，但那时的石斧制作粗糙，实际上是一种不装柄使用的砍砸器。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之后，由于磨制、钻孔、装柄等技术的逐渐使用和推广，石斧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成为了一种较为高级的复合工具^[11]。作为生产工具，石斧广泛用于砍伐树木、木材加工及房屋建造等生产活动。

据民族学资料分析，史前战争形式可能有远隔战、伏击战、奇袭战、近身战等不同形式，但主要战争形式则应存在着由远隔战逐渐向近身战转变的发展过程。随着战争需要的发展，兵器的专门化特征势必趋于显著，而兵器种类也不可能是单一的。就使用方法及其突出特点来看，史前兵器主要可分远程和手持两大类。

远程兵器是指用以远射和投掷者，如弓箭、石矛、石球等，虽可用于各种形式的战争，但在近身战中的作用比较有限。如弓箭虽是远隔战的主要兵器种类，但在近身肉搏战中，其抵御进攻的弱点更显突出。即使用于进攻性的战斗，通常也只能作为辅助性的进攻兵器使用，且因携带数量限制而无法适应近身战的全部需要。手持兵器是指用以近身肉搏者，石斧则最具代表性。不同于远射兵器在使用过程中射出去不好回收无法多次使用，手持近战兵器在战争中损耗小，可以持续使用，既不受携带数量的限制，又能使近身肉搏战持续进行直至战斗结束。因此，随着近身战的日益普遍，手持兵器逐渐成为主要的进攻性兵器^[12]。

在整个史前时代，石斧是最基本的手持近战兵器，其用于史前战争的实例也屡有发现。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出土的一件成人瓮棺上绘有一幅“鹳鱼石斧图”^[13]，画面中的石斧显系精心制作，不像一般的生产工具，而应是用于战争的兵器（图1-9）。河北邯郸涧沟遗址两座龙山时代房基中各发现三具人头骨，除去表面钙质结核后，即可清楚地看见每个人头骨上都有若干长条状斧砍痕迹，并被剥去了头皮^[14]。另外，不少新石器时代墓地都发现过无头墓葬，尤其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34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10座为无头一次葬，6座为缺少头骨的二次葬。无头墓比例之高，当是史前战争与猎头习俗的重要例证^[15]。这些墓葬中的人骨无头现象可能是以石斧砍去头颅后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因为其他兵器通常很难迅速甚至无法割断头颅。

图1-9　鹳鱼石斧图

同箭镞发现情况一致，陕西境内出土的石斧以关中地区最多，且多为仰韶时代遗址出土。半坡遗址中出土300多件石斧，但保存完整者甚少，大多是一些残断的刃部和柄部。临潼姜寨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石斧，保存完整的也不多，还有一些是半成品。这两个遗址中的石斧形制多样，特征相似，很多是用扁平的砾石简单打制而成，体形较大，制作粗糙。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有石斧60余件，绝大多数系居住遗存中出土，而且多残断不完整。墓葬中出土的五件石斧均为长条形，外形酷似垂胆，顶端均有一穿孔。在前面提到出土骨镞最多的四号墓葬内也发现了一件精美的石斧，蛇纹岩磨制而成，器身扁薄，刃部尖圆，顶部穿孔，身长近20厘米，周身打磨光滑，泛深蓝色，有天然花纹。制作如此精美的一件石斧显然不会用来进行普通的生产活动，考虑到该墓中还随葬有大量成束的骨镞，这件石斧无疑是其战争中使用的重要兵器（图1-10a、1-10b）。

图1-10a　仰韶时代北首岭出土石斧

图1-10b　仰韶时代半坡石斧

到了仰韶时代的晚期，石斧的制作向精细化发展，且大量地使用了穿孔技术，制作技术日臻成熟和完善。石斧上的穿孔能够增加与柄之间绑缚的牢固性，从而克服石斧在战斗中易脱落的弊病，进而增强战斗力。关中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面貌与仰韶时代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点已在箭镞的发现情况中窥其一斑。龙山时代的石斧出土数量较少，种类也趋于单一。沣西客省庄遗址出土龙山时代石斧14件，扶风案板龙山时代遗存出土石斧6件，武功赵家来龙山时代遗存中出土石斧18件。其中一件由微晶闪长岩琢磨而成，器身一面较平、磨制光滑，另一面隆起，虽经细致的琢打，但未磨光，刃部呈弧形，较为锋利^[16]（图1-11）。

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史前战争不断加剧。由于战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大，用于战争的兵器自然也会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偏爱。石斧作为进攻性的手持兵器，不仅需要技巧和力量，更需要无畏的胆识和勇气。正是由于人们对于石斧这种轻巧灵活、杀伤力大的优等兵器的钟情，在形态与性能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以实用性兵器中演化出了礼仪性的兵器——钺。《说文解字》称：“钺，大斧也。”《左传·昭公十五年》中也有“钺大而斧小”的记载。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尤其是龙山时代出现的那些体大、扁平片状、形制规整的石斧又可称为钺。在中国，尚玉崇玉之风肇始久远，史前社会里玉器常被当做一种顶礼膜拜的对象。人们对钺的重视和尚玉崇玉的社会风气结合后，缺失实战功能而只用做各种礼仪活动的玉钺就出现了。

图1-11　龙山时代石斧

南郑县龙岗寺遗址是在汉水流域发现的一处仰韶时代晚期墓地^[17]，在少数较高规格的墓葬中发现有玉钺随葬，这些玉钺系软玉制成，无使用痕迹。新华遗址是一处位于神木县大保当镇东北新华村附近一个叫“彭素疙瘩”的土丘之上的重要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进程中，整个河套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99年3月，为了配合国家重点工程——神延铁路的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新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在这次发掘中发现了一个鞋底形的玉器坑，坑内出土了32件精美的玉器，分六排排列，每排插置数量不等，相互之间基本保持平行。这些玉器以片状器为主，多没有明显的刃部，显然是非实用器物，应当是某种祭祀活动的礼仪用器^[18]。该坑形制特殊且规整，坑内玉器排列有序，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布置的，表明了该坑作为一种文化遗迹，应和当时某种祭祀活动有关。32件玉器中，玉钺是数量最多的器类，共9件。另外还有9件和钺形制十分接近的铲形器，似乎也有作钺使用的可能。玉器质地温润缜密，光泽灿烂，晶莹剔透，制作精美，造型别致而规范。种种表明，在石器时代末期，玉钺已经逐渐成为了祭祀礼仪用器中的代表（图1-12a、b）。

图1-12a　神木新华遗址祭祀坑

2012年石峁遗址的发掘可谓石破天惊，轰动海内外学术界，先后入选了“2012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21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作为目前国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的城址，石峁遗址的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自规模庞大的石城遗址揭露伊始，这里就成为了国内外考古学家目光的聚焦点。然而，石峁遗址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因大量精美玉器的发现引起学界的关注。国内正式公布的石峁玉器约150件，加上海外机构收藏及国内私人收藏，石峁玉器的数量远不止这些。从公布的材料看，玉牙璋是石峁玉器中数量最多的种类，此外还有玉钺、玉刀、戈、铲形器及玉人头像等。考古发掘显示，石峁遗址规模庞大，外围建有坚固的石围城墙防御体系，无疑是这一地区的中心聚落。以数量众多的玉牙璋、玉钺为代表的石峁玉器已经脱离了社会生产范畴，成为了具有某种特定意义的礼仪用器，有力地表明了社会等级的存在和权力的相对集中。作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中心聚落，从大量出土的脱离生产范畴的玉礼器来看，以石峁、新华遗址所代表的人群在一定范围内不仅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在从部落走向国家形态的过程中可能行使着类似酋邦的政治职能。

图1-12b　祭祀坑出土玉钺

【石峁城址】

石峁城址，位于神木县西南40千米处的高家堡镇。早年，因大量流散于海内外的珍贵玉器而闻名。从20世纪70年代起，文物工作者曾多次对其进行调查。据2011年最新的区域系统调查成果，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构成，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内城城内面积约210余万平方米，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余万平方米，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图1-1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12年对外城东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出了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由内外瓮城、墩台和门塾几部分组成的城门基址（图1-14）。据研究，石峁城址最早修建于龙山时代中期或略晚，夏时期毁弃，是我国北方地区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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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石峁城址遗迹范围图

图1-14　外城东门址

石斧作为新石器时代石器中一个主要种类，最初是作为生产工具而出现的，随着史前战争的发展，它逐渐从生产工具中脱颖而出，成为主要的攻击性兵器。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私有财产和人们地位不平等的出现，它很快被赋予了其他功能，以玉钺的形式成为礼仪用器。在史前石斧和玉钺的基础上，青铜时代出现的青铜钺，很快发展成了王权、军权的象征。

【注释】

[1]钱耀鹏：《史前武器及其军事学意义的考察》，《文博》2000年第6期。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部：《陕西史前考古的发现和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

[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临潼零口村》，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4]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5]钱耀鹏：《史前武器及军事学意义考察》，《文博》2000年第6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宝鸡北首领》，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著：《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8]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杨蕤：《渭河流域史前石斧的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12]钱耀鹏：《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13]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14]严文明：《涧沟的头盖杯和剥头皮习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15]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武功发掘报告：浒西庄与赵家来遗址》，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