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鲍德里亚要在上一部分的末尾讨论那些逐渐展现出戏剧化特征的新型暴力，是因为他认为这种充满戏剧性和视觉冲击力的新暴力与当时作为一种新兴亚文化的嬉皮士运动，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所谓嬉皮士运动，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以美国为首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主动地蔑视传统、废弃道德、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的社会规则。他们通过穿着奇装异服、留长发、蓄长须、穿超短裙、吸食毒品、听摇滚乐、跳摇摆舞、同性恋、性放纵、建立群居村这类极端的非主流行为抗拒传统的社会价值，以一种不能兼容于主流社会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叛逆和厌恶，这些人被称为“嬉皮士”（Hippie）。

尽管嬉皮士们在形式上表现出对战争等真实暴力行为的反对（美国的嬉皮士们曾组织过多次大规模反对越南战争的集会，规模最大的一次高达二十五万人），他们“希望有时间去生活和爱”“成为人类的朋友”“做尊重并热爱生活的非暴力者”。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若是从丰盛社会秩序的角度说，嬉皮士们的主张和行动都可以被归类到“暴力”的范畴内，或者更严谨地说，应该是“反对丰盛秩序”的范畴内，他写道：“这一切的共同点就是拒绝被名誉、地位以及回报原则进行社会化，拒绝当代这包括丰盛、社会成功以及摆设在内的整个礼拜仪式。无论这种拒绝是通过形式上的暴力还是非暴力表达出来的，它所拒绝的总归是社会发展中的活动意义，以及那种不断追求福利的压制秩序。”换言之，那些对社会造成真实破坏的暴力犯罪和以非暴力形式对社会做出抵制的嬉皮士们，其本质都是丰盛社会中厌恶无尽堆积的消极性欲望的具体体现。

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期间，那些游荡各地建立了群居村、群居公社的青年们，试图用一种弃世的实践证明人哪怕脱离了主流社会的价值、不依附于丰盛社会、身处一种被主流社会称为“堕落”的生活方式中也能过得非常自由与快乐，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丰盛社会在逻辑上完成自我否定。然而，有关嬉皮士运动的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它的性质，号称“反对秩序”，表现出强烈消极欲望的它所渴求的到底是什么？是一种对丰盛社会秩序的颠覆，还是一种别具风格的、形式上有别于主流社会的（但在实质上仍是同质的）新型社会秩序？“我们不应该把某种秩序的一种变体看作对这种秩序的颠覆”，这一逻辑是鲍德里亚在本书多个章节中反复强调的。因此有关嬉皮士运动及其他一切具有叛逆性质的亚文化的问题，用鲍德里亚的话来问便是：“他们真的是一种要颠覆整个社会秩序的‘反社会’吗？还是说仅仅是那些将自身置身于世外企图实现人间天堂的某些基督教派的多种变体之一呢？”再说简单一点——如果任由嬉皮士运动延续下去、自由发展，那么摇滚乐、性放纵、毒品，这些东西真的能叛逆成功，颠覆嬉皮士青年们所厌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吗？来自非暴力亚文化的“暴力”真的是一种对秩序的反叛吗？

对于这个问题，鲍德里亚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解释道：“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们不就是丰盛社会的一个奢侈产物吗（很多嬉皮士都来自物质富裕的中产及上层家庭）？他们仍然受到这个社会的基本机制的制约。他们与社会不兼容这件事本身便是团体性、部族性的。看到他们很容易令人想起麦克卢汉所说的‘部族制’，那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在大众传媒符号下进行的暴动，其表现形式是恢复史前古老文化的话语、音乐和沟通方式。”(www.daowen.com)

也就是说，那些带有反叛性质的、与众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尽管声称自己反对那些创造财富和价值的秩序，但其本身却无法代表口号中的自由和随意，嬉皮士团体的内部仍像他们反对的社会一般秩序井然，甚至有些对成员形成了程度远高于传统社会的、如同原始部族般的束缚与压迫。例如，上文提到的以查尔斯·曼森为核心组建的“曼森家族”，其内部除致幻剂和性放纵外，还具有强烈的个人崇拜和邪教性质，每个人都被要求吸食致幻剂，女性成员都需要与查尔斯本人性交。因此，我们与其将嬉皮士们（以及其他带有反叛性质的亚文化的追随者们）视为丰盛秩序的反对者（他们一直是这么自称的），倒不如把他们视为一群靠着反对丰盛的消极符号聚集起来的、依靠这些非主流符号进行交流的团体消费者。鲍德里亚写道：“简言之，受到生产性社会和名誉地位困扰的人们，在嬉皮士身上庆祝着自己的情感暴动，而在这当中，一直隐藏在整个表面上的反常（anomalies）、无序与混乱背后的，是主流社会所主张的支配性结构特征（dominant structural feature）。”

后来嬉皮士运动的没落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随着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和随后美国经济的复苏，曾经将“爱与和平”作为口号的嬉皮士们逐渐失去了叛逆的目标而回归社会。之后的摇滚音乐节逐渐变得商业化、打着嬉皮士之名的毒品犯罪活动日渐猖獗、嬉皮士们的装束以一种独特的“个性化”时尚风格的形式被工业资本把握并量产（如破洞牛仔裤），这些都表明了嬉皮士运动对丰盛秩序的叛逆是失败的。从运动的最初便缺乏目标和纲领、以纯粹狂欢的形式对丰盛秩序做出否定的年轻人们忘记了嬉皮士运动的初衷，仅保留了摇滚乐、毒品和性等形式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符号，这完全没有实现真正的反叛，反而受到了工业资本的捕获并成为其同谋。

有趣但又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回过头去看当年嬉皮士运动的狂热参与者们（以美国为主），会发现这些人如今构成了一股名为“新保守主义”的保守派社会力量，其保守程度甚至要高于他们的父母辈。他们的表现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对新保守主义做出的解释：“新保守主义是一个对现实感到不满、幻灭，认为自己之前被现实遮蔽而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后来发现自己弄错了后需要进行自我矫正的自由主义者所遵循的思想。”简言之，那些脱胎于丰盛社会和消极欲望的、将叛逆写在脸上的亚文化，它们所传达出的暴力只能对丰盛社会的秩序造成暂时性的冲击，但无法造成颠覆，反而会在冲击过后成为丰盛社会创造下一波丰盛的全新价值点。在抵抗与反对的层面上，非暴力的亚文化无疑是在用一种无效的错误反对另一种不平等的错误，与那些被拍成电影的戏剧性新型暴力是同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