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提到过，由工业资本提供的关切与善意（制度化友善），作为诸多消费符号的一种，其本质在于对现实中正逐渐丧失的、本来意义上的亲近人际关系进行模仿。在本节之前的部分中，鲍德里亚除了对关切符号的人造性质进行了彻底的揭示外，还阐释了它如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了现代广告、缔造了人人以“社会拯救者”自居（但对问题核心缺乏准确认知）的“疗养社会”，同时发挥了如同新型政治制度般的社会控制作用。然而，有一个在讨论到消费符号时必定会提到的重要问题似乎在这一过程中缺席了，即有关社会区分与符号秩序的问题，这便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鲍德里亚将要补充的内容。

正如第二章第一节所述，当一种社会要素在本质上逐渐流失时，它会以一种具备强烈交换价值的符号的形式“复活”，成为特权阶级专属物，进入时尚和消费的循环。模拟社会关系的关切符号自然也不例外。鲍德里亚写道：“社交性，或者说‘与人产生联系’的能力、维持关系、促进交流、加强社会代谢的能力，在这个充满紧张与交流障碍的社会中变成了‘个性’标志。消费（consuming）、花费（spending）、时尚等行为，以及通过它们与他人产生联系、交流的行为，都属于这种当代社会测定的‘个性’的主要成分。”与其他时尚符号一样，关切的符号哪怕不依附于任何具体的领域，也能体现出其独有的符号秩序。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被“无偿”的友善包围住，进出都有人对其报以微笑，甚至能在高级餐厅免费用餐，另一个人则连那些以热情为本职的商场导购员都不愿意理睬，二者相比，前者的社会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包括：炫耀自己通讯录中记录的社交关系之广泛、高调地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与同事朋友外出聚会的照片、以抱怨的语气感叹自己的朋友各个出类拔萃而自己比起他们一事无成，等等。可以说，有关关切符号的全部的社会区分，都指向了“我有很多朋友/熟人（社会关系多）”“他们都是很卓越的人（社会关系质量很高）”以及“我和他们相处甚欢，他们待我十分友善（关切与善意）”。

经过对前文各章节中有关区分的论述的阅读，现在的我们要理解关切符号中的社会秩序和区分已经算不上什么难事。不过，鲍德里亚并不打算止步于对该秩序的揭示，因为关切符号的本质是对基本社会关系的模仿（是一种与社会性直接相关的符号）。记得在本节的开头我们曾提到，与文化艺术、身体、休闲等具体的领域相比，作为一切符号秩序存在基础的社会关系（社会性）是一个更加根本，同时更加抽象的范畴。而在鲍德里亚看来，当消费体系对社会关系本身进行了符号化的操弄，把人们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性要素）作为确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参考标准时，将会根本地改变身处社会交流中的所有个体的存在性质，即带来了个体存在（being）和目标（directness）的深刻改变。

这种由符号化带来的改变，在范围上将不仅局限于关切与友善，而是扩散到了与个体社会性相关的全部范畴（包括人际关系的结构、对待他人的方式、看待事件的态度等）。他写道：“（社会关系本身）进入消费和时尚的循环，并不仅仅意味着随心所欲地用物品、关切和服务把自己包围起来，而意味着改变存在和目标。意味着从一种建立在自主、自我性格、自我本身价值等基础上的个体原则中 过渡到 另一种使个体变得合乎理性、发散（diffracted）、变幻不定的编码中：那是一套‘个性化’的编码，是任何个体自身都不具备的，但却贯穿每个个体指向他人的关系。作为决定性坚决要求的‘人’为了个性化而消失了。由此，个体不再是自主价值的发源地，他只不过是动荡的相互关系中的一个用于展示多重关系的终端。”

这段论述尽管用词有些晦涩，但其核心思想仍算不上复杂。所谓个体存在的过渡和转变，有些类似于讨论大众传媒部分时曾提到的，新闻作为可以被随意与其他符号组合、并置的符号逐渐失去了绝对性（记者对事件进行调查后写出的报道），真正意义上的“独家报道”少得可怜，大多数的媒体都在转载和参考着由其他媒体发布的相对信息，成为承载和展示其他信息的“终端”。同样地，当包括关切与友善在内的社会关系能够以符号的形式在个体身上随意流动时，相对性便取代了绝对性，一切个体在社会意义上的存在形式、社会性都在参考其他个体的存在形式（构成了一种奇怪的网状连接关系）。换言之，一个人所具有的、可以被总结为“性格”的社会个性（排除其生理个性，如身高、容貌、健康状况等）在此将不是自主产生的，而是对一些已有的、人造的“个性符号”进行复制后缝合在一起，而他自身仅作为展示这些个性符号的终端，作为心理上的换装人偶存在。“来自外部的决定在他的身上似乎随处可见而又似乎无处可寻，他能迅速地，尽管是表面地，亲近所有人。”鲍德里亚在此引用了大卫·里斯曼的论述解释道。

再说简单一点，你是什么“性格”、与哪些人关系亲近、受到哪些人的关照和重视等，当这些社会关系在成为可被复制的、具有交换价值的符号时，个体原本的社会性在为了达成特定目标的情况下是可以被消灭，并被这些人造符号取代的（符号建立在对其他个体进行参考的基础之上）。例如，在招聘过程中常见的性格测试，很多应聘者为了获得某个岗位，会在接受性格测试之前先摸清这个岗位偏好怎样“性格”的人，并在受试过程中有意地去回答符合这一“性格特征”的答案。各种性格测试的模板在客观上的准确性一直以来都受到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应聘者将自己原生的社会性当作一种交换材料，将其出卖给有关职业性格的人造体系后换来另一张社会意义上的画皮，再用这张新皮去符号秩序中换取自己渴望的职位（在我看来，在测试模板已经人尽皆知的情况下，性格测试所考察的重点便成了应聘者的顺从程度，而非其本来的性格）。

鲍德里亚解释说：“这种被他人渗透和对他人的渗透根据一种无限的相互关系程式支配着一切有关社会地位的行为（因而支配着整个消费领域），在这一程式中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在自身‘自由’中个体化了的主体，也没有萨特所说的‘他者’，而只有一种被普遍化了的氛围，其中那些相对终端只有通过他们的差异流动才能获得意义。”既然符号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塑造是一个相互参考的过程，那么符号与符号之间自然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有可能具有意义。还是有关招聘的例子，倘若现在只有甲、乙、丙三名能力符合要求的应聘者，而岗位性质倾向于雇用较为外向健谈的人。然而若是把甲、乙、丙三人放到宏观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性格都算不上外向开放（绝对意义上的内向），只有甲在应聘过程中与面试官多谈了几分钟与自己家庭活动相关的话题（相对意义上的外向），于是得到了这份工作。我们暂且不论甲是否有刻意表现得外向的嫌疑，重点在于这种针对符号社会性的判断始终是相对的，正如甲、乙、丙三人在工作能力与原生社会性等主要层面上趋于同质（普遍化），是无意义的社会性符号使他们在“最小边缘差异”的层面上产生了区分。

“所以在这种新型的一体化中，并无所谓‘顺大流’或‘逆潮流’，而意味着最理想的社会性，意味着对他人、形势、不同职业的最大兼容性，意味着在各个阶级（level）的流动性。在个人的事业发展过程中，不需要根据既定的个体轨迹打碎与他人的联系、不需要为了出人头地而与自己的阶级（class）决裂、不存在疾速的上升：它要求人们可以和所有人流动，并在严格划分了等级的符号编码中往上爬。”鲍德里亚补充道。固然，与封建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不再对人的社会性进行严格的限制。《经济学原理》、高级餐厅服务、房地产投资课程在收费标准上对顶层的富豪和基层的工人一视同仁，阶级流动性因此增强了，这听起来似乎是件好事。然而这种流动性却只是浮于表面的、由下层个体对上层符号的模仿带来的、符号层面的流动性。言下之意，真正决定社会阶级的那些社会要素、社会资源仍然被上层阶级把持着，而下层阶级倘若要实现阶级上升，除了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雇主以换取少量的社会资源之外，如今还需要尽可能地出卖自己原生的社会性、自己在身处下层阶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www.daowen.com)

“学有钱人说话”“像富人一样思考”“摆脱穷人思维”“学习商务谈判技巧”“懂得基金投资”，这些过去被炒得轰轰烈烈、今天被搬到互联网上换了个标题继续流传的“成功学”，当中所说的内容大多数没有任何实践价值，但若是要让这些内容以符号的形式充当阶级上升的“准入通行证”“兼容密码”，作为实现上升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已经绰绰有余了。下层阶级只有不断地模仿上层阶级的社会性，并大张旗鼓地将其表达出来，才有可能顺着那套被严格设计的、严格编码好的符号秩序，在时刻不停的“社会测试”中逐渐受到上层阶级的承认，成为更高级的雇员。

在我看来，这便从符号秩序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无产阶级向小资产阶级过渡的过程中，除了私有财富的积累外，通常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会思想的转变——如果原本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仅是在经济上积累了财富，而没有在社会思想上表现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皈依，那么他在社会性符号上便是“不兼容”的，始终无法被资产阶级接纳。而这种认可、表面上社会性的改变，哪怕只是假装出来的认可、为了被接纳（被兼容）而表现出的认可也是必要的。反过来说，这便是鲍德里亚上文说的“不需要为了出人头地而与自己的阶级决裂”，因为有关社会性的符号自始至终都只是没有任何实际内涵、仅用于交换和互相确认的符号罢了（但是实践中大多数人会把它当真，为了实现上升，诚心诚意地模仿并赋予了自己新的社会性）。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的绝对社会性逐渐地被相对社会性所取代。为了使自身被某个横向或纵向意义上的团体接纳，个体所表现出的社会性可以随时发生改变，从人际关系到意识形态（上文举例的从无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从工作态度到宗教信仰，甚至是性取向，这些都是可以为了“受到积极认同”的目的而摇摆不定的社会性符号。在鲍德里亚看来，相对社会性泛滥的后续便是消费社会中新道德的产生（我愿将这种“道德”称为“类同导向的道德”），他写道：“这便是新道德的基础，个人主义或意识形态的价值让位给了一种普遍化的相对性，让位给了对交流的焦虑——必须有他人和您‘说话’、爱您、围绕着您。这里的‘说话’具有双重的含义：第一，通过参考他人对您在符号网络中的位置进行定位（address）；第二，由他人向您回答‘您是什么’。我们在广告中已经看到了这种没有告诉观众任何东西，仅仅是和观众‘说话’的编排。正如里斯曼所言，‘知道乔尼喜欢玩玩具卡车还是玩沙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他玩的时候是否与比尔相处融洽’。这便谈到了团体的兴趣不仅在于当中生产出来的东西，更在于其中的人际关系。其本质性工作，从某种程度上看，可能是生产出社会关系并同时消费它。”

简言之，在这种新道德中一切社会性要素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从内容的表皮上刮下来的一点碎屑，撒到空中后所形成的、令人狂欢不止的“团体氛围”。在我看来，这一过程不会随着社会性符号内容的不同而出现什么变化，既然玩具卡车和沙堆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古典音乐和金属摇滚之间、色情影片和合家欢电影之间、外出远足和居家玩游戏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大的不同。哪怕是马克思主义也未能幸免于难：没人记得马克思或者列宁说了什么，比起枯燥的理论阅读和冗长且充满不和谐的现实辩论，他们更喜欢聚在一起挥舞红旗、高喊“打倒资本家”和“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由国际垄断资本创立的新自由主义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新自由主义的追捧者”们学会了聚在一起朝着当地政府高喊“自由市场万岁”“不要集体经济”和“反对政府干预”，却连最基本的市场供需和政府干预的概念都说不清楚。也就是说，一种理论无论在内容上左或右、偏向社会主义或偏向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在此都成了“形式”，都成了制造团体氛围的社会性符号。在将松散团体氛围奉为至高无上之物的消费社会道德下，哪怕是“获得更多人际关系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人际关系”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景象，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理论上说，只要信息来源足够全面，消费社会中的所有社会性符号、所有团体的“准入通行证”可以被集结为一本厚厚的手册，且这本手册会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变厚，因为一切的社会性符号、人际关系、团体氛围都是被工业生产体系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出来并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里。鲍德里亚解释道：“消费社会同时是财富生产和关系加速生产（也是加速死亡）的社会。后者是它的特点。这种关系的生产，在主体之间或初级团体的层次上还是简单手工业性质的，然而已经出现了逐渐向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即普遍工业化模式看齐的趋势。社会性一定会变成一些特定企业的固定生产领域（无论这些企业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再或者就是成为被它们垄断的生产领域。很难想象人们像生产物品一样大规模地生产人际、社会、政治、宗教关系，以及一旦它以同样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后，它会等同于某种消费物品。然而这就是真相，我们只是站在一个漫长过程的起点上。”

在我看来，在《消费社会》一书出版约五十年后的今天，当初鲍德里亚提出的这个“起点”已经在世界各地长出了它盘根错节的根须，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控制着民众的社会关系并从中吸取财富，结出了一波又一波供工业资本享用的果实。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泛滥使社会性符号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变得愈加地低成本且快速：只需要轻点两下屏幕，售价十八元的修图软件便能使您的每一张照片都变得精致可人；接下来再打开网购APP，只需要花六十八元就可以抢到一件正品名牌，且只需要等待两天即可到货（七天无理由退款）；感到孤独了？那就打开直播软件花一百九十八元，屏幕上画风精致的虚拟主播就会为您献上一句爱意满满的感谢和祝福。而在诸多商家中，最不加掩饰地生产和售卖着人际关系的，当属那些所谓的“付费交友平台”“约会软件”以及“情商课讲师”了。然而这绝非终点，毕竟新的消费增长点进程一旦开始裂变，就会以令人绝望的、不可挽回的形式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