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种建立在“病态社会”与“拯救者”神话下的关切便具有了暧昧不清的双重含义，这在鲍德里亚看来是必须拉出来强调清楚的，他将其小结为：

1. 关切一词的本义：关怀、不求回报的赐予、如母亲般地对待受到关切的一方。这是最明确也是最普遍的含义，即赠品的含义。

2. 与关切相反的含义：要求、苛求、恳请、渴望得到答复。这是体现在当代运用中最明显的含义，如“关心数字、关心事实”。在此，关切显然意味着受到施加关切者自身利益的引导而偏离。这恰好是关切的无私特性的反面。

可见作为完整功能的关切和善意早已丧失了其无偿特性。“双重含义”即代表作为符号存在的关切同时发挥着赐予和恳请的作用，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前者是借口，而后者是换取关切的真实条件。换言之，关切中不包含无私性，而是一种时刻期待着接受者发出“正确回复”的赠予，是非经济的价值交换，约等于通俗意义上的“卖人情”或“收买人心”。西方政治制度下的选举一直以来是这种“关切—恳请”机制受到广泛应用的地方，但随着这一机制逐渐被工业资本利用，消费者们很快化身成了“非正式的选民”，通过购买善意与关切的方式向不同的商家“投票”，成为商业研究中一个始终难以捉摸的变量，即“公共观点”。这被鲍德里亚称为“非正式的赞同动员”，他描述道：“消费者们每时每刻都在受到恳请，被希望对某种价值编码表示赞同，或是在心中对其制裁。这种非正式的赞同动员系统实际上不允许说不。”

简单理性的数学统计和经济计算在此再一次地失去了参考价值。举一个简化的例子：甲、乙两家商店售卖相同种类的商品，甲之所以能卖得比乙多，并不是因为甲的商品质量更好、定价更低，而是因为甲用“回馈客户”“感恩折扣季”“出血大甩卖”等话语，加上少量的降价，向公众输出了更多的关切与善意，在进行具体的商品交易之前笼络了更多的人心。可惜的是，这种难以量化的关切并不包含在经济计算的考虑范围内。若是使用纯粹的数学统计和经济分析，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果：甲的销量大于乙，因此甲的产品比乙的更加物美价廉（当然，在实际情况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分析开始将非理性因素纳入考虑，并且尝试将其进行数据化处理）。

之所以说它“不允许说不”，是因为人们总得购买商品，总会不可避免地使用到一项来自商家的服务、回应一种关切，即每次购买都是对商家所塑造的善意符号的赞同。商场甲是“狂欢购物节”的全场大打折活动，商场乙是进店购物满一百减二十还送精美礼品，哪怕我们将所有的消费者都假定为只关心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格的“纯粹理性人”，他们的参与从最重效果上看同样是在对甲、乙两家商场的“关切模式”表示认可，在进行“投票”。与可以投弃权票的选举相比，购买的必要性决定了这当中并不存在“弃权票”一说，因此它是“不允许说不”的。(www.daowen.com)

那么，我们能根据这种“非正式的赞同动员”的结果来判断哪种动员手段更加有效吗？具体来说，一波优惠季结束后，商场甲赢得了比商场乙更高的销量，那么我们能就此断定“全场大打折”比“满减优惠加小礼品”更能吸引消费者吗？这种判断显然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无法查明消费者的主观动机，我们不知道哪些消费者是基于对物品的理性需求而进行的购买，而哪些消费者是在对符号意义上的“关切”进行购买。这就好比在政治选举中对选票数量进行统计并不能反映候选人执政能力的强弱，因为我们无法查明有哪些选票是来自对其执政方针的理性认可（对应理性需求）；有哪些是受到了“政治表演”和“空头支票”的迷惑（对应符号关切）；又有哪些是来自对其敌对党派的反感（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例，在“Anything but Trump”的动员口号下，很多人在没了解过拜登上台后执政方针的情况下，纯粹基于对特朗普的反感而把票投给了拜登）。不过可以确信的一点是，把消费中的“公众观点”“舆论风向”“销量统计”“购买趋势”等视为理性判断的结果是十分不可靠的，鲍德里亚写道：“公众观点被动员起来、被恳请作为理性的证据、作为企业的‘心理股东’被征调到实际的商业操作中来。我们能看到在最大限度上得到了领会的广告是如何能够总体决定社会进程的，看到了它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更有效地替代选举制度在心理动员和心理控制层面的作用。与此相适应，一种全新的政治策略正在诞生，它是与‘技术结构’及垄断生产的发展相同步的。”

简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同时掌控商品生产与广告宣传的工业资本巨头们，正通过提供双重含义的关切符号对民意形成了实质上的收买和控制。消费者每购买一件商品、一次服务、一种“关切”即代表他向提供这些内容的企业投了一张赞成票（而且是一次性认同了它的产品、发展方向、经营模式等）。在我看来，所谓“大而不能倒”的无理说辞便是建立在这一逻辑之上的。“全球有数千万的用户正在使用着我们集团的产品。倘若我们的发展停滞不前，不能持续盈利维持集团正常运转，那用户们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损失！”毫不夸张地说，这相当于把消费者“挟持”为人质来保障自身的利益，与“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逻辑十分相似。之所以要将“挟持”打上引号，是因为工业资本与消费者的利益在事实上从来不是相互绑定的。那些一时受浮夸的“政治表演”迷惑而投错了票的选民，他们的利益与政客的当选事实上并不绑定（甚至二者直接冲突），但这并不妨碍那些以敛财为目的的腐败政客大言不惭地高声宣称：“我能否当选将关系到数十万民众的切身利益！”显然，那些浮夸的“政治表演”与工业资本放出的有关关切与善意的符号，二者是同质的。

除以关切的形式向消费者“卖人情，换支持”外，鲍德里亚认为提供关切的工业资本在施加控制的道路上走出了更远的一步，即向大众输出一种恐怖主义式的霸道关切。他描述道：“我们以一则惊人的广告为例，它的广告词是：‘当一位年轻女孩告诉你她喜欢弗洛伊德时，应该理解为她爱看动画片。年轻女孩是一种弱小怕生的存在，她们充满了矛盾。然而这就是我们广告商的职责所在，就是超越这些矛盾去理解这位年轻女孩。推而广之，就是去理解我们想要面对的人们。’这则广告等于在说：人们没有理解自己的能力，没有知道自己是什么、想要什么的能力，而我们广告商就是为此而存在的。我们对您的了解比您对您自己的了解来得更加长久。也就是说，这位年轻女孩无权喜爱弗洛伊德，她搞错了，而我们为她着想，要把她秘密喜爱的东西强加给她。”这段论述几乎已经直白到了无须任何解读的程度。如果说前一种机制被称为“关切—恳请”，那么后一种机制就应该被称为“关切—服从”。因为它所表达出的逻辑不再是一种交换的逻辑，而是从根本上对消费者权利的直接剥夺，是十分简单粗暴的压制逻辑——“我们关心你，我们非常专业，我们懂得比你多，因此你必须听我们的。”显然，这种打着关切之名进行观念输出的机制中不存在任何的交流和理解，只有独断专行的、霸道的大家长作风。

只要负责宣传的部门足够有创造力、关切的话语足够强烈、传达出的善意足够动人，企业甚至不需要花时间做市场调研去了解消费者的想法和需求，直接跳过这一步，依照自己在大脑内建立的纯粹虚构的、主观的“理解”来向消费者输出商品。基于理性判断而产生的供需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彻底灭亡了，在经济学家看来，这将是极度荒谬、不可能存在的现象。然而当我们看到：有不少人在“水果严重滞销，购买水果助农”的动人广告语的影响下，毫不犹豫地下单买了一堆自己根本吃不完的水果，从来不去求证是否真的存在广告中所说的滞销情况，还是说只是果品公司的卑劣营销手段；这一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周围时，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将 动人的关切话语（符号） 和 对现实需求的无视，二者发挥到极致的“纯粹感性消费”（与理性消费相对立，也可以称为“纯粹社会性消费”，与功能性消费对立）仍在发挥着作用。“所有的社会裁判、所有的心理压制皆在此一览无遗。一般来说，广告不会毫不掩饰地承认这些，然而它时时刻刻都在开动着一台慈善式的、压制式的社会控制机器。”鲍德里亚描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