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已经对“制度化友善”“制度化关切”作为被设计、被生产、被管控的符号这一性质有了多方面的理解。现在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记得在本节开头的部分我们曾提到过，那些以善意形式呈现出来的符号“将一切社会关系蒙上了有关关切和热情”，也就是说，关切与服务的意识形态对所有的领域进行了不加区别的渗透，在这里所有的人与物都是“友好地为您服务”“为您的利益着想”“关心您状况”的。鲍德里亚认为，当这种意识形态发挥到了极致，最终的结果便是“疗养社会”的诞生，即一个将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看作潜在病人进行持续不断护理的社会。“社会的巨大肌体必须被认为已处在了病入膏肓的状态之中，且每一个公民消费者都十分地脆弱，总是处在崩溃和失衡的边缘，以至于有关‘治疗学’的话语充斥于各地的各种行业、媒体以及道德分析中。”鲍德里亚描述道。

这种将每个个体都视为潜在治疗对象的观念无疑是致命的，因为在他急不可耐地将社会假定为“堕落的”“希望被关怀的”“迫切需要得到拯救的”时，即赋予了一切社会活动善意的正当性，以至于在履行他们的过程中会催生出某种独特且带有一丝傲慢的使命感、正义感甚至是神圣感。所有个体一方面被其他个体视为需要得到拯救的病人；另一方面，又都以超级英雄般的“社会拯救者”自居，打出关怀与善意的旗帜招兵买马、开展活动。鲍德里亚举例说：“建筑师、广告商、城市规划师都自封为创世神或改变社会关系及环境的魔术师。社会心理学家也自封为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疗学家。甚至那些以福利发放和商业繁荣为己任的大企业家、工业家们也是如此。”

而如果说还有什么比“以拯救者自居”更加糟糕的情况，便是随之而来的由这些“拯救者们”以善良和关怀的名义提出的那些所谓的“解决方案”们了（如果仅仅停留在超级英雄式的傲慢与自恋情感中的话，这种至善态度还不足以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鲍德里亚解释道：“有关病态社会的神话往往无视了组织性的（organizational）问题（组织性的问题意味着对他们来说无从插手、无药可救），而将所有问题归结为功能性的（functional）问题，这使得从业者们保持充满活力的乐观主义：要治好它，只要重建关切交换的功能，加速新陈代谢，反反复复地注射交流、接触、人际平衡、热情、微笑等药剂（不断输出善意的符号）就行了。”(www.daowen.com)

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成为“拯救者”们的统一座右铭时，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法便被“有心”和“真诚”掩盖了过去（甚至有些正常社会现象会为了迎合他们关切与善意的冲动，而被强行解释成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那些建立在“病态社会”巨大神话之上的活动通常无视了真实的矛盾（或者说它们刻意地无视了真实的矛盾），甚至其本身就是矛盾与问题的根源。

可以说，“疗养社会”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一帮缺乏技术知识的青年抱着极度乐观的态度，试图靠自己的满腔热情去解决核电站供能或卫星发射问题。再举个例子，当来自金融业的疯狂吸血使下层阶级变得越来越贫穷时，那些身处中层和上层的企业家们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状况。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不认为是社会结构或当地的产业结构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无法以一己之力干预的组织性问题），而是认为下层阶级的“穷病”源于“财商”（financial quotient）的普遍缺乏（可被干预的功能性问题）。既然贫穷源于不懂投资、不会炒股、不知道如何“钱生钱”，那么只需要“授人以渔”，以无偿的形式不断地向下层阶级输送金融投机相关的知识，“尽力而为”地教会他们如何在金融市场上买卖股票和基金，贫穷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由此诞生了大量的“公益理财课”作为蕴含着无穷善意的解决方案，甚至出现了“理财少年班”这种号称“从小培养孩子财商”的荒唐“公益性”创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