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简单提到过，若是要以符号意义上的友善替代人际关系中原生的亲近，那么对原生物的摧毁，即在人与人之间创造出紧张、距离感和交流障碍，便是不可或缺的一步。鲍德里亚在本部分中对这种隶属于工业生产体系的生产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他写道：“这一机制主要生产的是交流、服务和人际关系，然而，作为生产机制，它只能在其运转中再生产出那些它原本试图去超越的社会关系。它的目的是生产关切，却必定要同时生产和再生产出距离感、交流障碍、昏暗和严峻。”

有无数种方法能够实现“距离的生产”，如福柯所述的，直接在建筑空间上形成个体之间的封闭与相互隔离。再如，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包括但不限于：对一些罕见的精神障碍的概念进行炒作与泛化（如社交障碍），对杀害亲属的恶性案件、家庭暴力或情感诈骗类案件进行大肆报道，在都市题材影视剧中安排错综复杂的利益导向的人际关系，等等。总之，工业资本从不缺乏让距离感与不信任充满整个社会的手段，而关键在于这么做能够使来自服务员的微笑和关切在这个经历了“人工降温”的环境中显得更加地无害且可贵。类似于“物欲横流的社会，人心冷漠无情，只有导购小姐为素不相识的我奉上的热茶和微笑还有点温度”这样戏剧化的表达在现实中的呈现，正是这一生产机制最期望看到的。然而，来自服务员的标准化热情恰恰是最无感情的、最缺乏自发性的、纯粹利益导向的存在。反倒是那些被当作不怀好意的算计而受到了隔离的原生亲近关系中，所包含的是真正不求回报的、充满情感的关切与热情。

在鲍德里亚看来，当时的很多人似乎还天真地没有意识到善意的虚伪人造性这个事实，因此需要大声地将其点破。然而到了今天，人们对利益交换中所展现出的虚构亲密与关切的信任，似乎正以一种公开的方式逐渐超过了对原生关系中亲密的信任。例如，近年来在日本逐渐兴起的“男友/女友出租”服务，简单来说就是作为客户的一方付一些钱，让提供服务的另一方在一段时间之内扮演自己伴侣的角色。当中并不包含性交易的内容，肢体接触等亲密互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更多的是让对方表现得像一名真正的男友/女友一样陪自己逛街、吃饭、看电影，并对自己表现出如伴侣般的爱意与关切（这同样是受过严格训练后所做出的完美表演）。类似的例子还有酒吧陪聊服务、网络游戏陪玩服务，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女仆咖啡厅，这些直接输出人造热情的服务的持续扩张，几乎是在宣告自发的、原生的热情在一个极致的消费社会中早已破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换言之，对“人造关切”中的“人造性”特征进行揭露，告诉消费者那来自服务员的营业式微笑中并不包含任何情感与善意的事实，完全没有阻止人们对这个虚假的微笑面具进行消费，反倒是变本加厉地催生出了类似“用钱换来的假意比捉摸不定的真心要更加可靠”这种符号崇拜的拜物论调。

毫无疑问，由符号模拟所带来的自相矛盾的热情与亲密是极为脆弱且转瞬即逝的，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就是“总是处在出毛病和崩溃的边缘”。例如，在上文提到的男友/女友出租服务中，当双方约定好的服务时间结束后，若是委托服务的客户仍像对待伴侣一样对待扮演伴侣的服务人员的话，那他/她甚至能以性骚扰的名义报警。鲍德里亚写道：“这种极端的虚伪不再是对人际关系丧失的掩饰，而是功能的模拟。最低限度的社会交流，只有以这种牵涉到每一个人的‘相对强迫’为代价才能获得——这是用来缓解每个人与大家之间敌对的、疏远的客观关系的一种绝妙障眼法。”我们甚至可以略夸张一点地说：对本来意义上的人际关系的摧毁，使所有人都陷入了潜在的相互敌对的状态，而有关热情的符号不过是一套用于保障最低限度功能交换的、极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被打破的“停战协定”罢了。我将其小结为“服务员与顾客之间模拟关系的脆弱性”。(www.daowen.com)

当然，从关系脆弱性的角度看，这种脆弱不仅存在于服务员与顾客之间，同时存在于服务员的“角色”与服务员的“自我”之间。服务业的性质即决定了每一位从业者都披着由雇主定制的一套“戏服”，而穿上这套戏服后所要扮演的角色常常是与“演员”自身个性相抵触的。于是服务业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交换关系便十分明确了——雇主付出一定的报酬，在一定时间内购买了雇员的个性（包括表情、说话语气、动作、对待他人的态度等），代之以一种精心设计过的、“尽可能不会与顾客发生冲突”的形态。也就是说，这是一组“花钱买个性”的交换关系（雇员自身的个性是作为物被交换出去的）。身处这些要求友好表现的职业角色中，雇员通常并不舒服，因而总会在不自然的演出中流露出自然的攻击性。鲍德里亚写道：“这种‘服务’交换所造成的令人生厌的氛围总是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在这种‘服务’中真实的个性抵制着交换功能的‘个性化’。”对任何人都报以微笑服务的酒店前台不时地表现出的冷漠与不耐烦态度；多数时间都保持着优雅形象的迎宾员趁没人的时候四仰八叉地变换着姿势休息；平时奉行效率至上原则的餐厅服务员某天突然故意拖延上菜时间，这些都属于包在纸里的刺球偶尔会露出的锋芒，且这些锋芒雇主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打磨掉，只能不断提醒雇员，以威逼或利诱的方式使其尽量不要显露出来。于是这便揭示了有关友善的符号在另一个层次上的脆弱，即“职业角色”与雇员本身个性相抵触导致的脆弱性。这是一种来自供给侧的脆弱性。服务员所展示出来的符号意义上的友善，脆弱得就像包裹在刺尖上的薄纸一样，轻轻一动就有可能被捅破（哪怕在不需要面对任何顾客时，这种脆弱性仍然存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一直将这种服务员与顾客之间虚构的友善关系称为“虚假的微笑面具”，但严格来说它与大众传媒一样，其核心在于“虚构现实”。在原生的社会关系中，没人会对初次见面、来历不明的人报以笑容和热情，但这种关系在符号虚构层面简直再平常不过了。因此我们不能以“善或恶”“真诚或无耻”的简单道德家式的二元判断来为这种符号定性，即鲍德里亚所述：“这不再是真诚或无耻的问题，而是对人际关系进行‘功能化’的问题。这种虚构的人际关系，是从一切有关性格和心理的理论中、从一切人际关系的真实情况，以及情感的和谐化中提纯出来，并参照着理想化关系进行精心调试后构建起来的。简言之，它摆脱了存在与表象之间有关道德的激烈辩证，纯粹地基于功用性重建了关系系统的简单功能。”因此，与其说这种虚构的社会关系是“不道德的欺骗”，倒不如说它是“无视道德的”，或者说它是“不受道德左右的工具”（社会意义上的）。所以，对这一问题在道德层面的判断并非绝对的“善或恶”，最终还是取决于不同道德观念对“唯功用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