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有关休闲的符号编码无疑是变化着的，鲍德里亚写道：“区分的标尺在过去对富庶阶级而言长期且仅仅意味着游手好闲，而如今变成了对无用时间的消费（这一范围比游手好闲要更广）。支配着休闲的，是不用从事任何生产性劳动的束缚，而且这种支配是非常专制的，这种束缚曾在传统社会中支配着特权阶级的地位。”从宏观变化的角度看来，本质上是无责任、无价值劳动的休闲活动在过去一直是上层阶级独享的特权，但到了工业社会中这种特权随着机械化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运动，逐渐地被下放给了下层阶级，成为诸多“大众消费品”中的一种。尽管在有关休闲的消费中进行交换的材料是抽象的时间，但时间的普遍物化已经决定了其规律与物品消费保持一致，也就是说，休闲消费中的上层阶级同样遵从“在某种消费品变得大众化后抛弃它，寻找与之不同的新符号将自身区分于下层阶级”的规律。

既然休闲的本质是“无责任的非生产性劳动”，那么最简单的区分手段便是在这种劳动的数量上与下层阶级拉开差距。一个人每年平均有三个月的时间在世界各地旅游，另一个人每年只有在法定节假日才能到周边休息几天，前者的社会地位显然要高于后者（通俗地说，“有闲”依然是上层阶级的标志）。然而，根据鲍德里亚的观察，特权阶级显然已经不满足于仅在休闲的数量上占有优势，更多的旅游和度假只是像堆积廉价时装一样，在身边堆积了更多与下层阶级同质的符号，并不能带来在性质层面更加彻底的区分（以堆积的方式进行区分更多地受到了中等阶级的青睐）。如今的特权阶级所采取的手段不仅体现在了数量层面，而且体现在了性质层面，鲍德里亚预言性地解释道：“人们可以承认，随着休闲的前进以及自由时间的普遍提升，特权会发生逆转，而最好的结果也许是为必需的吃饭睡觉留下越来越少的时间。假如休闲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与它有关放松的本意背道而驰，且落入竞争和自我惩戒的伦理中的话，那么就可以断言，特定类型的劳动反而会成为使人们从自己休闲的疲劳当中恢复过来的方式。劳动今后可能会重新成为区分和特权的符号，比如高层干部和总经理们那种做作的‘被奴役’，他们每天必须工作十五个小时。”

这番论述所构筑的是一幅“富人整日工作，穷人游手好闲”的图景，这听上去有些荒唐，但又是确实发生在了我们今天社会生活中的事实。只要对资本主义国家过劳死的事件稍加关注便能发现，这些事件的主角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本身与生产性劳动无关的上层阶级（在日本尤为明显）。当中所包含的仍然是一个“富人嚼生菜，穷人吃炸鸡”的逻辑。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在工作中所从事的劳动的性质不同，决定了他们用什么东西填满各自的自由时间。而既然被冠以休闲之名的自由时间消费，其本质是无责任的非生产性劳动，那么上层阶级便可以通过延长自己劳动时间的方式来实现区分。

我们可以认为，他们进行的仍然是一种休闲的堆积，但这种代表特权的、自残式的“休闲”是下层阶级无权从事的，用它填满自己的自由时间便足以与下层阶级区隔开了。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我们抛去自由时间本来的“使用价值”不谈，单就自由时间这一概念的表面目的（放松身心）来说，上层阶级也早已脱离了这个目的。那些不求回报、主动加班的高级经理们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自由时间“购买”了一根用于自我摧残的鞭子，在身上打出了下层阶级无权拥有的伤痕以彰显自己的地位。这一现象被鲍德里亚称为“劳动的反弹性增值”。简言之，如果抛开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粗略地认为劳动就是痛苦，而休闲就是享受，那么用劳动填满自由时间 与 用休闲活动填满自由时间，二者不过是负极与正极的关系，是有关时间消费的消极维度与积极维度。“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矛盾项，在上层阶级的自由时间中被消费了的正是劳动本身。只要它比自由时间更受欢迎，只要存在着通过劳动实现的‘神经官能’的需求和满足关系，只要额外劳动还是声誉的标志，那么我们就处在劳动消费的领域内。”鲍德里亚如此补充道。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近乎变态的自我摧残并不是某一位或某几位上层阶级成员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在整个上层阶级中形成的一套强迫秩序。并非每一位坐在金融大厦里的经理主观上都想通过加班来强调自己的地位，但他们不得不对这种与加班有关的秩序表示服从。“投资行业就是每天都需要加班的，不接受加班的人不适合干投资”，类似的话语揭示了主导他们行为的更多的是一种由行业相关大众媒体发出和塑造的、有关失去符号的恐怖，而非一种主观上想去获取符号的狂热。正如鲍德里亚上文所述的，在无责任、非生产的劳动中不存在自发性（哪怕是有关社会区分的自发性也不存在）。

至此我们便可以窥探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关时间消费的真正符号秩序，即将时间投入非生产性劳动中，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始终高于生产性劳动，无论在积极的维度还是在消极的维度都是如此。换言之，不论非生产性劳动的附加物对身心造成了积极的保养（如远足踏青）、折中的紧张（如运动竞技），还是消极的摧残（如金融行业的加班工作）的效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始终是高于生产性劳动的。在由工业资本编码的符号秩序中，积极维度的非生产性劳动与消极维度的非生产性劳动之间后者高于前者，这一关系是存在的，而非生产性劳动作为一个整体高于生产性劳动，这一关系也是存在的。鲍德里亚写道：“生产性劳动是卑贱的，这一传统至今从未被改变。而随着‘民主’社会中日益激烈的有关社会地位的‘自由竞争’，这一传统也许还会加强。”有关休闲的定义也因此可以得到进一步修正，它被鲍德里亚明确地定义为“对非生产性时间的消费”（这个定义比先前的“对自由时间的消费”或“对劳动时间以外的时间的消费”要更加精确）。(www.daowen.com)

如果说这些被用于生产劳动以外的时间还存在什么价值的话，那它所“生产”的价值便只剩下了用于交换的价值，即被用于区分的价值、有关身份地位的价值、名誉的价值等。因此，上文提到的“自由时间的使用价值”，即它那完全用于消磨的“使用价值”，便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毫无价值。那种仅存在于理论意义上的，什么都不做、纯粹被消磨掉的自由时间，虽然在经济意义上是毫无价值的，但它至少可以在社会交换的层面证明一个人不受生产性劳动的约束。我们甚至可以夸张一点地说，假设一个人每天除了八小时睡眠和摄入一些必要的饮食外，其他十六个小时都在纯粹地发呆、放空大脑、什么都不做，进行一种绝对的时间消磨，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家对他社会地位的判断，无论如何都比那些每天被工作束缚住的劳动者们要更高。或许还会有人感叹：“一个人能够每天什么都不做地活着，那他背后究竟有一个怎样富裕的家庭啊！”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说，“什么都不做”是一种社会需求，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迫切地需要“什么都不做”（这听上去很奇怪），因为这种按照一般经济原理完全无法解释的非理性行为将关系到时间消费者的社会地位。“有闲”“无用”“不劳动”是一种值得标榜的财富，而当它们落入了有关休闲的消极维度时，便会立即转化为对具体的非生产性劳动的持续投入。因此那些称自己每天在股票和基金上投入数十个小时的“勤劳”富人们，或许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标榜自己作为不劳而获的金融食利阶层的身份。

这很容易令我们推出一个结论：有关休闲的符号秩序，这种依靠对生产性劳动进行无限制贬低而建构起来的符号秩序，其存在本身便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他一切鄙视劳动者的、将生产活动视为低贱象征的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反过来说，在生产性劳动受到普遍尊重、投机与不劳而获被视为可耻行径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关休闲的符号秩序，无论是积极维度的度假享乐，还是消极维度的自残式加班炒股，理论上说都应该是不存在的。

鲍德里亚小结道：“时间在休闲中并不是‘自由的’，它在这里被花费，且没有被纯粹地消磨掉，因为休闲对于社会性个体来说是生产身份的时刻。没有人需要休闲，但是大家都被要求证明自己不受生产性劳动的约束。”这段总结的最后一句乍一看似乎带了一些夸张的成分，立刻就会有人反驳说：劳动者长期从事生产性劳动的身体必定需要得到疗养和休息！然而我认为身体的疗养并不能被归类到“休闲”（Leisure）的范畴中，因为一切的疗养活动都具有明确的目标，即帮助劳动者恢复劳动带来的身体损耗，而不是换一种方式消磨时间（如果技术允许的话，疗养的时间应该尽量缩短），所以它应该和睡觉一样被归类到“休息时间”（Relax）的范畴。如此看来，鲍德里亚如同暴论般地声称“没有人需要休闲”，这并不能被视作超出了其理论限度的批评。再次强调，“休闲”与“休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丧失了目标的、着眼于“不劳动”所构建的相对社会地位，以各种花哨的方式试图远离生产性劳动的社会区分活动，而后者则保留着“恢复身体机能”这一明确目标，与生产性劳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鲍德里亚随后总结道：“休闲并不意味着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所谓的‘自由’只是它的一个标签。其基本规定性就是将个体区别于生产性劳动时间的束缚。所以它是不自主的，它是由劳动时间的缺席所规定的（并非每一个人都本能地厌恶生产性劳动，但每一个人都被规定得要厌恶生产性劳动）。这种构成了休闲深刻价值的区别被到处解释，强调多余与过度展示。在其一切符号之中，在其一切姿态之中，在其一切实践之中，休闲依靠着对不劳动的自我、对反劳动的标志、对‘自由支配时间’这一标签的炫耀和过度展示而存在。除了这一点，有关休闲的一切都可以被剥夺、删除。因为正是对生产性劳动的反对规定了它存在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