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对美丽与色情的消费外，鲍德里亚认为身体消费还表现出了另一种更加广泛且更加狂热的状态，即以“健康”之名提出的对保健品、医疗、外科和药品的强烈需求，其核心仍然是一种竞争性的社会区分逻辑。他陈述道：“健康借助身体的工具性被定义为身体平衡的普遍功能。借助身体表现的中介，就像借助名望和财富一样，变成了对社会地位的功用性苛求。由此它进入了竞争性的逻辑，并且表现为对医疗服务的无限需求。”这种需求仍是一种“自恋式”的投入，与以美丽为中心进行的皮肤保养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

固然，健康本身作为一种“生理命令”对于人体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它在受到消费体系的捕获后发生了从“生理命令”向“社会命令”的转变。生理意义上的健康在如今物质丰盛的社会中并不难实现，多喝水、营养均衡、规律作息、保持身体清洁等对大部分现代人来说是不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进行额外的付出就能做到的。然而消费体系总会在这些本质上简单易懂的保健手段上添加一些高度复杂的符号与社会区分：多喝水？你说你杯子里的水干净无菌无污染每天喝八杯，那问题是你喝的是矿泉水还是纯净水？水的酸碱度又如何？营养均衡，你说你每天都吃谷物水果蔬菜肉蛋奶，那问题是你有通过各种保健品补充微量元素和各类维生素吗？规律作息，你说你每天按时起床睡觉，那问题在于你有在睡前服用褪黑素来提升睡眠质量吗？或者有没有使用最新的睡眠质量监测软件来观察自己的睡眠呢？至于保持身体清洁，可用来折腾的东西更是数不胜数，从脚指甲到牙齿，每一个部位都可以被单独列出来，作为“深度清洁”的对象。

在细菌、慢性病、致癌物质、人体所需微量元素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一方面，提高了现代医学水平、延长了人均寿命；但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对它们的广泛宣传造就了一种有关健康、疾病、死亡的恐惧观念，即“哪怕在健康上最小的疏忽也有可能让看不见的因素影响你的身体，并在未来的某一天取走你的性命”（由此导向了对身体进行“自恋式的投入”）。在医疗保健观念不普及的时代，人们生病了才找医生开药，而在保健观念盛行的今天，人们没生病也会在身上“试验”各种自己不明白原理，但总之是“有益于健康的”神奇胶囊和小药片（更严重的是有关心理健康的观念的流行，因为心理健康比起生理健康具有更加模糊的观察与判定标准）。作为一种“至善论”的身体符号化操纵（没人会否定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它为个人带来的社会层面的利益要高于生理层面。哪怕我们凭借社会生活的一般经验、直觉，也能感受到一个整天被各种保健品和护理品环绕着、时不时去做些大大小小的理疗，甚至拥有私人家庭医生和营养师的人，他的社会地位高于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这便是在健康相关的范围内，符号意义上的“更健康”所带来的社会区分与类同。(www.daowen.com)

到了这个程度的医疗护理所带来的符号意义上的健康与生理意义上的健康，二者之间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关联，而消费大众显然更关注符号意义上的健康。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中人们对于医疗的狂热崇拜，更接近一种对宗教和巫术的崇拜，而不是一种用以保障自己身体正常运转的方式，他写道：“说如今的医疗是‘去神圣化的’，因为人们越来越经常、越来越自由地去看医生，便断定他们接近了健康和医疗的客观实践，这种说法是肤浅的。在私营化、个性化的身体上变本加厉地汇集了各种自我关切和祈福驱邪、满足与压抑等祭祀导向，这完全是一堆次要的、‘非理性’的消费，其中不包含治疗目的，而是发展到了违反经济命令的地步：为什么要遵从这种导向？不就是这种——‘您必须（且只需要）做出一些付出，健康就会在交换中突然降临’的思想造成的吗（如同第一章中用藤条编飞机的土著人）？在这里，仪式化、祭祀化的医疗消费比治疗措施更为重要。”

再举个具体的例子，美国阿片类止疼药的需求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便呈逐步上升的趋势，直至今日阿片滥用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社会问题（2012年，美国所有医院共开出了2.5亿张阿片类处方，约占全球阿片消耗的百分之八十）。这难道是因为北美自然环境恶劣，导致美国人会经常出现严重的身体疼痛，以至于要长期服用止疼药才能正常生活吗？当然不是。阿片类药物的泛滥与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药企的宣传下逐步兴起的疼痛观念有关，在“疼痛都需要服药治疗”的观念引导下，哪怕是最简单的睡眠不足造成的神经性偏头痛，也需要服用强效的阿片类止疼药来“治疗”。止疼药仿佛是某种包治百病的神药一样，身上出现了任何的疼痛和不舒服，只要来一片就立马解决了。这在止疼药应用问题上极其谨慎的国家的人看来，这很明显是一种对“止疼药能带来健康”的迷信，但美国止疼药的使用者从不觉得日常服用止疼药有任何问题，而是“有利于健康”的“理性”选择。具有成瘾性的阿片药物作为通往符号意义上健康身体的渠道受到了广泛追捧，其结果是反过来破坏了真正生理意义上的健康（仅2015年阿片类止疼药滥用就造成了美国超过五万人死亡，接近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其背后仍是药企和私立医院的庞大市场营销战略。“这种医疗的狂热崇拜，在下层阶级那里表现为对药物的强制性需求，在上层阶级那里则表现为对私人医生的需求，医生对于后者而言主要是‘身体精神分析学家’，对前者而言则是物资符号和财富的分发员。不管就何种方式而言，医生和药物在除治疗功能外更具有了一种文化效力，作为‘潜在的’神力被消费。”鲍德里亚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