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体系的影响无疑贯穿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由工业资本创立的当代“新兴宗教”，在其对身体的精致控制下，消费者无论男女都会被要求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消费（上文所述的芙丽涅主义与健身主义）。然而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在现有的符号秩序中，比起男性的身体，女性的身体更加频繁地扮演着美丽、性欲、指导性自恋的载体。换言之，女性的身体在身体消费中占有着主导地位，鲍德里亚甚至直接断言：“当代身体消费中有关美学/色情的巨大神话主要是建构在女性基础上的。”存在这一差异的原因并非女性“天生性感”，而与女性在历史上受到的压迫与近现代“性解放运动”中消费体系的参与是密不可分的。在我看来，鲍德里亚上一部分的讨论核心是“社会横向切割”的“阶级”，而本部分通过对“性解放运动”的分析，将讨论重心放到了“社会纵向切割”的“群体”上，作为另一种观察的角度对身体消费进行诠释。

上文说过，在大部分国家的传统封建思想中，身体和欲望长期以来都是受到压抑的对象。由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战争带来的技术进步、各国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后来冷战中的全球现代化浪潮，一些传统思想的影响力在近现代开始逐步下降，性解放运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有趣的是，尽管性解放运动的主张包括了情爱与性爱的分离、否定“贞洁”的传统观念、对于婚姻自由的倡导等，理论上说是一次针对两性性欲的全面解放，但在实践中的性解放运动似乎更加强调对于女性性欲的解放。

乍一看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毕竟解放始终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之上，虽然传统观念对男女的身体欲望都采取了压抑的态度，但是女性明显受到了更多的压迫，在性解放的过程中便自然会引发更强烈的“反弹”。然而这种强调女性性欲的性解放运动，在鲍德里亚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他写道：“女性与身体的同步解放是在女性与性欲的基本意识形态混淆，二者之间尚未划清轮廓的情况下进行的。女性在过去作为性被奴役，在今天作为性被解放，那么其结果只是对女性的奴役在今天获得了充分发展。以至于此后我们看到了这种几乎是不可逆的混淆以各种形式持续加深着，因为正是随着她们一步步地解放，女性越来越被混同于自己的身体。”

或许我们可以用一种通俗的方式概括性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果：过去的女性被要求穿厚重的罩袍来隐藏自己的体态、容貌甚至是头发（如修女），如今的女性则被希望穿胸罩、直筒短裙和高跟鞋以凸显自己身材的线条，成为性欲和美的象征；过去的女性被要求对自己的婚姻和丈夫保持忠诚，对丈夫以外的男性产生感情都会被打上名为“放荡”的恐怖标志，而如今的女性则被希望去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拥有复杂的多段感情经历在女性之间往往被视为不被男人左右的独立自主女性的标志（这一点西方比东方更明显）。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显然，经历了性解放运动之后的社会，正全力地将女性推往与传统相反的方向：既然传统的身体观禁止女性裸露身体、禁止女性与男性约会、禁止女性享受性快感等观念属于对女性的“束缚”“压迫”，那么与之相反的一方就理所应当属于“解放”“自由”。

这种根据一般逻辑推导的结论其实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所谓的“性解放”“性自由”仅仅是存在于名义上的解放与自由，女性不过是从一个封建传统的牢笼中跳入了另一个身体消费的牢笼中。鲍德里亚解释道：“性自由、色情、享乐，一切在名义上被解放的东西都是建立在‘监护’价值体系之上的。这些引导着消费行为和社会放逐行为（社会对未持有符号者进行的排除）的价值是‘不用负责任的’，对于这种价值来说这甚至是一种称赞，对名誉的过度强调阻隔了真实的社会经济责任。”有关性解放的女性价值并没有赋予女性任何的社会责任或义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着装自由”“性自由”“情感自由”的话语中打扮自己的美国女性始终在扮演着“被监护”“被指导”的身体消费者，而没有被要求从事任何的生产劳动，与同一时期苏联的女工人、女科学家、女机械师、女飞行员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www.daowen.com)

需要补充的是，消费社会在女性身体消费的问题上似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阶级之分，无论是来自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的女性都被期待去持有那些与她们身体有关的符号，只不过是来自上层的女性在获取这些符号时较为轻松，而下层的女性因无力获取这些符号而感到苦闷罢了。

如果从符号虚构现实的角度来看待性解放，我们便能进一步地发现，工业资本在当中的参与将其转化成了对斗争与革命的模拟，与真正的解放相去甚远。在传统思想式微而自由主义升起的过程中，如果资本主义国家要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实现对女性的真正解放，那将无疑对现存的、依靠传统观念维系的社会秩序产生威胁（威胁到现有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们）。工业资本尽管无法阻挡要求赋予女性更多权益的自由主义浪潮，但赋予一些虚假的、无关紧要的权益，粉饰以“自由”与“解放”的标题用以转移矛盾、避免斗争扩散还是做得到的，更何况向女性们开放这种权益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内衣、化妆品、浪漫小说、肥皂剧市场，这么做可谓一举两得。鲍德里亚解释道：“如同应对叛逆的青年革命者时一样，工业资本选择（用所谓心理学与生理学的方式）把青年定义为叛逆的，通过将青年的叛逆规定为特殊范畴，以避免真正的叛逆向全社会扩散，并且这个范畴由于被控制在一个特殊的‘叛逆角色’中而被中和。性解放得到引导、惊人的恶性循环又被用于对付女性：将女性与性解放混同，使它们互相中和。”

更直观地说，一名生活在性解放运动、女权运动浪潮中的女士或许会有这样一段经历：首先，身为家庭主妇但略有些文化水平的她，在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后，决定与其他女性共同为女性权益发声，如倡导人们不要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物、呼吁社会更加重视女性的权益、希望男女能更加平等，诸如此类。但在这一阶段她们的诉求是十分模糊的。随后工业资本与大众传媒介入了，它们开始迎合社会上有关女性解放的呼声，在报纸和广播里批评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压迫，然而它们批评的重点在于“传统社会禁止女性自由着装”或“传统社会禁止女性裸露身体”，而不是“传统社会中女性没有工作机会”或“传统社会对女性生育不予保障”。原本模糊的“增加女性权益”的诉求，在这一阶段受到了指导，成为更加具体的诉求，包括对有别于传统服装的“自由”服装的诉求、对自由化妆的诉求、对浪漫关系的自由诉求。然后，这些具体的诉求转化为市场需求，工业生产体系开动了生产机器向市场源源不断地输出代表女性解放与“进步女性”的时尚产品。这名女士看到自己的诉求得到了回应，周围开始出现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实质性变化，烫发和化妆不再被视为放荡的标志，商店开始毫不避讳地售卖凸显身材的时装与描写非传统浪漫关系的通俗小说，于是她便认为自己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以“进步女性”的身份兴奋地购买了这些新兴商品，回家继续当家庭主妇了。“有关解放的神话”，鲍德里亚用这个词形容那些在消费社会中以“女性身体解放”之名横行的话语，而我愿将性解放运动后工业资本向女性提供的身体消费品们称之为“胜利果实的替代品”。

既然（以女性为中心的）性解放运动的结果趋于实质上的失败，仅仅是将女性从封建的牢笼中转移到了消费的牢笼中，那么我们应该否定该运动以及其他与女性权益相关的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吗？换言之，我们能认为这些运动对于女性权益、女性解放毫无裨益，其从根本上便是一无是处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女权运动中的一部分确实为女性争取到了诸如选举权、投票权、受教育权等实质性权益，“女性权益”也成为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关注的议题，这是不置可否的。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些实质性权益实现的仅仅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解放，取得的成果相较于彻底的女性解放来说实在是少得可怜，以至于他将其认为是“身体消费对女性的再奴役”这一宏大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的副产物，他写道：“少部分女人的解放，在这种程度上，只是这个宏大战略举措的次要利益，是散落的尘埃、借口，这个庞大的战略就是把性解放的所有社会危害都限定在女性及其身体的概念中，把女性解放的危害规定在性解放的概念中，凭借女性/物品来消解女性社会解放的一切危害。”在我个人看来，鲍德里亚将女权运动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定性为副产物的观点似乎有些过于悲观，难以使人予以彻底的认同。但无论如何，最大的问题仍是消费体系把身体有关的符号消费品伪造成女权运动胜利果实的模样，并借它们开启了新时代对女性的“虚假解放”，这个“宏大战略”是需要被准确认知且值得受到批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