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中劳动者的身体被封建势力（如王公贵族、地主、奴隶主等）占有。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佃农们被地主列入家籍，每年向地主上缴既定数量的土地产出，终生为一位地主劳动，是一种不流动、不进行交换的劳动力（与地主进行的是土地产出物—土地使用权的交换）。在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势力后，佃农与奴隶从土地上被“解放”了出来，以“自由人”的身份进入工厂成为工人（美国南北战争便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从表面上看工人们被赋予了自由，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像过去一样终生为一位主人工作，能够自由地决定与哪家工厂签订劳动契约，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身体完全与劳动力画上了等号，成为一种流动的物品、一种用于交换的材料（与工厂主进行的是劳动力—薪水的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名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可以在不同工厂之间来回辗转，但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脱离工厂自力更生、不可能脱离出卖劳动力换取薪水的交换关系，只能尽可能地在众多工厂中找一个待遇相对好一点的。这是一种把牢笼的体积造得更大了的奴役，与自由无关，工人们拥有的与其说是“自由选择雇主的权利”，倒不如说是“在由工业资本设定、受工业资本管控的卖身备选项之间进行选择的义务”。

同理，在传统意识形态独占身体的情况下，工业资本是无从插手的。无论是西方清教式的肉体禁欲主义，还是东方儒家有关修身养性的理念，身体在当中的角色从不是交换材料（修身养性并不能带来社会地位上的提升）。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对身体进行的长期去神圣化与世俗化贯穿了整个西方的历史：身体的价值曾在于颠覆性价值，它是意识形态最尖锐矛盾的发源地。”只有当身体取代了灵魂成为新的保养核心，保健品与美容产品的市场地位才能取代赎罪券，只有在对色情与性快感的追求不再被视为禁忌，色情产品才能为资产阶级带来经济效益。身体流动性的提升与身体的交换材料化在这个过程中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只会按照一套既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身体（大都遵循着对欲望的克制和压抑）。而在强调欲望解放和身体自由的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可以随意地使用由工业资本提供的、五花八门的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我可以今天美白、明天染发、后天买一个情趣玩具来体验“极致的快感”。在一套同样是由（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工业资本制造的、编码的、有关身体的精致符号秩序下，每一个被赋予了身体相关含义的符号商品都代表着该秩序下的一个社会地位。因此我们能够发现，有关身体的价值交换具体是在个体消费者与工业资本之间进行的（如同劳动者与工业资本之间进行的交换），消费者付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身体供其改造，改造的方式一定是“理性的、可控的”，工业资本予以他的回报是一个代表特定社会地位的符号、一个早已设定好的“备选项”。这种交换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基督徒可以声称自己的修行是将身体献给了上帝以换取对灵魂的恩宠，但这种交换关系在唯物意义上不存在且与社会地位无直接关系）。于是我们再次理解了前几章所述的：消费的核心社会目的不在于榨干消费者的钱包，而在于用符号秩序对其施加控制。经济增长尽管是消费社会的永恒神话，但与控制相比只是一个较为次要的附加效果。

倘若从结果上看，工业资本在消费社会中试图塑造的身体观 与 传统西方有关身体的伦理，二者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情况。基督教传统要求人们专注于对灵魂的救赎而不要过度关注身体的享受与保养，而在消费社会中，不对身体进行保养，不在身材管理上投入时间精力，不享受身体带来的快感，或是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对身体进行养护，便足以造成一种恐慌。这样的图景真的能被称为“身体的世俗化”吗？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便是与“世俗化”背道而驰的，不过是以一种享乐的神话代替了一种禁欲的神话，以新伦理的形式强加到了人们头上罢了，他写道：“我们看到，今天似乎取得了胜利的身体并没有继续构成一种生动矛盾的要求、一种‘非神秘化’的要求，而只是简单地接过了时代的接力棒，成为新的神话要求、新的教条和新的救赎模式。对于身体的‘发现’，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是面向自由、真相、解放、对神圣的批判，简言之就是人反对神的斗争，而如今它也落到了重新被圣化的符号之下。身体崇拜不再与灵魂崇拜相矛盾，相反，前者继承了后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就像诺曼·布朗（美国社会哲学家）在《生与死的抗争》中所述：‘不要被圣化与世俗之间的绝对矛盾所迷惑，不要把那些实际只是圣化变体的东西诠释为世俗化’。”(www.daowen.com)

也就是说，当代有关身体的策略从未摆脱“神圣化”的意识形态模式，即肯定世界上存在一个如同神一般不可侵犯、无须质疑、能够指导人们“正确”行为的绝对价值、绝对规律。一个有形的、被称为神的神，和一个无形的、不被称为神的“神”，二者在“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心发挥社会控制作用”这一点上有什么区别吗？不同的是从这种意识形态中获利的特权阶级。从宗教意识形态主导的封建社会，转化到消费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神的代理人”（本质上是社会意识形态利益的收获者）从传播宗教典籍并售卖赎罪券的教会，变成了传播带有色情元素的广告并售卖减肥药和健身课程的工业资本。此外，意识形态所维护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具有献身性质的宗教神秘主义集体价值体系及其相关社会结构，转化成了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及其相关社会结构。

鲍德里亚小结道：“当代消费神话所构建的身体并不比灵魂更加物质。身体和灵魂一样，是一种部分实体化了的物品、一种享有优先权并因此得到了投入的实体。它所扮演的角色就像灵魂在传统社会中一样，变成了客观化的特权的支柱——消费伦理的指导性神话。可见身体是如何作为经济的支柱、作为个体心理的指导性一体化原则，和作为政治层面社会控制的策略而紧密地渗透于生产目的之中的。”更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工业资本通过大众传媒的力量引起了一次“全民美容”或“全民健身”的浪潮时，带来的影响从宏观上看将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化妆品、保健品等符号消费带来的直接利益、经济增长。第二，消费者对于类似“应该以正确方式保养自己的身体”的概念，得到了心理方面的认同强化（需求的缔造）。第三，也是消费体系的核心目的，工业资本在这股浪潮中生产并售卖了大量以身体为主题的符号商品，构建了有关美容和健身的符号秩序，单方面地定义了“何为正确保养”“何为高级保养”作为需求的指导（市场上有关美容与健身的备选项），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