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低胸装、超短裙、紧身衣、半透明装等性符号开始出现在青年女性的日常装扮中，成为时尚，其原因并非如传统道德家们所批评的那样，时尚界正变得日渐轻浮，而是由于消费体系像捕获其他主题、其他物品那样对性主题进行了捕获，并将性与其他物品进行了符号层面的同质化。这个范围还可以再放大一点，被消费体系捕获、编码的不仅是性，而是“身体”这一主题。“身体和一般物品构成了一个同质化的符号网，它们可以在抽象化基础上交换它们的含义并相互赋值。”鲍德里亚解释道。所谓“相互赋值”即类似于上文所述的：由于一些色情片的影响，本来只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佣普通装束的女仆装，在一些消费者眼中被赋予了性层面的身体含义，使之在有关身体美的符号交换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便是身体对一般物品的赋值，给予了物品一个原先不存在的性符号地位。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无法引发性兴奋和性快感，但让性工作者在交易过程中身着特殊服装却是需要额外付费的，那么这部分费用所购买的便不是身体上的性快感，而是符号层面上被赋予了更高地位的身体，即色情。

可以说，身体与物品在符号层面的同质化，让原本属于个人的身体成为像物品一样可被交换、可被购买、可被消费的“商品”，在当代造成的是一种针对身体的购物的全面狂热。身体、美丽、色情都像超市货架上的衣服一样被明码标价，能够任意地、自由地被出售和购买。人们被允许和鼓励去购买“一个（符号意义上的）理想的身体”，不论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获得它的方式总是某种与身体相关的物品。鲍德里亚写道：“从卫生保健到化妆，包括日光浴、健身运动和其他各种对时尚的‘解放’，一切身体的重新发现首先都需要经过物品。唯一被真正解放了的便是购物的冲动。”

那些在消费体系下横行的有关“美容自由”“身材自主权”和“性解放”的话语，其所倡导的不是一种解放，而是更多地在鼓励人们对护理品、健身器材和色情产品进行购买（导向那些被身体符号赋值的商品）。反过来说，假如在类似于“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的话语打破了传统印象对于美丽、健康、性的束缚，允许人们自由地追求这些东西后，既没有更多的人去购买粉底液来“定制”自己想要的肤色，也没有更多人去办健身卡以达到自己理想的身材，那么这种话语带来的“颠覆”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便毫无意义。同理，“性解放”也并非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要的性生活，而是将人们从传统性观念的束缚中抽离出来后，放入工业资本构建的秩序中通过购买商品来“有序地”追求“有原则的”性快感。(www.daowen.com)

从宏观角度来看，这种由身体物品化（商品化）带来的购买狂热必然有利于（且只能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消费社会的永恒神话。这种受工业资本控制的“身体自由”“性自由”的产生，与受到马克思批判的身体劳动力化过程之间存在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建立在有别于传统的、名为“自由”与“解放”的新型奴役的基础之上，鲍德里亚写道：“身体必须‘被解放’‘获得自由’以便它能够为了生产性的目的而被（工业资本）合理地开发。自由决定和保护个人利益的原则，作为赋予劳动者个体自由的正式原则，只有遵守它才能将劳动力 转化为 对薪水的需求和交换价值。同样地，使个体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体（对身体进行客体化）并对它进行自恋式投入，是赋予个体快感的正式原则，只有遵守它才能将无序的欲望 转化为 对于能够被（工业资本）合理操纵的物品/符号的需求。只有让个体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物品，当成最美的、最值得投资的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才能使一种效益经济的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 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